从“三立”谈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左传》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后世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这就是指人类个体通过为后世留下道德、功业和言论，从而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的人生价值。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的发展历程中，他留下了崇高的品德，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他为党和国家建功立业，为社会发展进步贡献自身的价值；他留下了三卷本《陈云文选》《陈云文集》等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陈云用他的一生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

　　一、从“立功”看陈云的卓著功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得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濒临灭亡的边缘。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

　　陈云出生在20世纪初叶，他的一生参与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选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5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1995年逝世。正如胡锦涛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说：“陈云同志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历史上，陈云的功绩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2015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陈云为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危急关头陈云保护了中央领导人的安全。1931年，在顾顺章叛变后，危急关头，陈云协助周恩来处理这一紧急事件，把能够转移的人员转移、能够切断的线索切断、能够销毁的材料销毁。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1931年5月，陈云接替周恩来担任特科书记，对中央特科的恢复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在转折时刻陈云发挥了重大作用。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积极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投了重要的一票”。会后，陈云和张闻天、毛泽东一起分头下到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传达提纲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反映遵义会议情况最为完整的资料，为后人研究遵义会议留下了既具体又系统的宝贵资料。

　　第三，在延安时期陈云发展壮大党员队伍。1937年底，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全国党员人数只有四万多，显然难以同抗战形势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相适应。为此，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大量的发展党员”。他还建议中央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决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同时，中央组织部把指导各地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经过七年的发展，到1945年全国党员人数发展到121万，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在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对解放东北作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来到了东北。在东北，他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此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陈云作出坚守南满的决定，打赢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扭转了整个东北的战局，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肖劲光回忆说：这一战役的胜利，是一个战略转折点。“它不仅很快迎来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的胜利，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也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制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五，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陈云对大城市的接管作出了重大贡献。沈阳解放后，陈云领导接管沈阳，创造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顺利地完成接收工作后，陈云向东北局并中共中央写了《接收沈阳的经验》的报告，从七个方面总结了接管沈阳的经验。毛泽东等圈阅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各前委转发，供各地接收城市时参考。陈云在报告中建议，各中央局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中共中央在批语中特别指出：“此项提议甚好，请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以便将来依次接收各大城市”。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陈云的一生长期领导中国的财经工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胡锦涛所说：“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从1937年到1949年，通货增发货币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生政权的巩固。”1949年5月，陈云从东北来到北平担任中财委主任，就开始了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他采取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打击投机势力，从而稳定了全国物价；他采取增加税收、整顿税收等财政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他采取统一全国财经、紧缩信贷、发行公债等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些措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使得通货膨胀率从1949年1月的最高峰3236%，下降为1950年4月和5月的-166%与-155%，结束了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

　　新中国建立后，陈云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工业化起步的基础非常薄弱。1954年6月，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云开始参与领导中国工业化建设。对于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陈云亲自负责聘请苏联设计组、审查设计方案等工作，还组织领导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厂址的选址工作。对于工厂的建设，陈云还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人才、资金、交通等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说：“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

　　陈云主持了国民经济调整，成功让国民经济走出了困境。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陈云“临危受命”，在“大跃进”运动后，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促使中国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在调整经济的过程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他力主进口粮食，来解决中国粮食不足的问题；动员2000万城镇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资金。陈云采取的这些方法，在经济调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了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

　　（三）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陈云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支持改革开放，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陈云主持了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群众希望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洋跃进”，比如当时提出来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等，这些项目严重超过了当时的国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此后，陈云主持了第二次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他提出，要压缩基建规模，并指导了宝钢等特大建设项目的取舍进退。他反复阐述国情实际与建设规模、利用外资与国内配套、速度与效益等辩证关系。这次调整是一次清醒的调整，到1982年，国家物资、财政、信贷逐步趋于平衡，国民经济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为成功开创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贡献。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复出。邓小平是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积极呼吁让邓小平复出工作，并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在陈云的呼吁下，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终于恢复了被撤销的职务，为改革开放的起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陈云提出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从而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中央决定明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这是人民的迫切愿望。但安定团结也是人民所关心的事，对此干部群众仍有顾虑。“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陈云提出，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为天安门事件等平反。此后，在陈云的推动下，为彭德怀、张闻天、陶铸、刘少奇等人平反。

　　第三，为成功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陈云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等地的一些农村率先搞起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那一天，大会休息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跟陈云商量，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好？陈云坚定地回答：“我双手赞成。”由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陈云支持经济特区的建设，他专门派秘书去深圳、珠海等地参观调研，调研长达40多天，考察了200多个企业。回京后，秘书用3个半天向陈云做了详细汇报。在秘书汇报时，陈云听得非常认真，问得也非常仔细。当时，他提出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出口创汇能力，一个是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听完汇报后，陈云说：创办特区，我们得到了新技术，赚了外汇。

　　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陈云特别强调要注意一些消极的因素。他说：“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针对社会上出现“改革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言论，陈云说：“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二、从“立言”看陈云的思想理论

　　陈云长期处在核心领导层，留下了大量的讲话稿、电报稿、批示等。他的言论，反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总结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集中体现在《陈云文选》《陈云文集》《陈云论党的建设》《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文选》第一、二、三卷是1983年11月、1984年4月、1986年1月正式出版，共约七十五万字。1995年又出版了第二版，收录了陈云自1926年7月至1994年2月的重要著作190篇。这三卷文选，集中反映出陈云在革命生涯中，“凡是他所负责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总是力求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并集中大家的智慧，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切实、正确、有效的方针政策。”

　　《陈云文集》2005年出版，收入《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章、手稿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等共388篇，其中多数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陈云文集》作为《陈云文选》的重要补充，集中反映了陈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陈云的经济思想、党建思想等。

　　《陈云论党的建设》1995年出版，收入陈云自1933年至1994年论述党的建设的著作56篇。在70年的革命历程中，陈云先后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和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对党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建树，提出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这本书集中反映了陈云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上的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1983年出版，1997年再版。这本书收入陈云1959年至1983年间，与江苏、浙江、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有关人士关于苏州评弹的谈话、通信和文稿共40篇，内容涉及苏州评弹的节目评论、苏州评弹的改革创新、苏州评弹的人才培养、苏州评弹传统节目的整理与加工等诸多方面。

　　这些著作涵盖了陈云思想的方方面面，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陈云的这些思想呢？

　　（一）陈云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补充和发展。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化、补充和发展。

　　比如，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酝酿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对于中国进入过渡时期以后五种经济成份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此后，毛泽东还提出：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恰如其分地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地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并正确地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但是，有了这些政策和指导思想，不等于就有了现成的方案。面对复杂的形势，陈云具体领导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在毛泽东提出的大政方针和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工商界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

　　在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马克思、恩格斯设想了和平赎买的政策。列宁在实践中未能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在中国，陈云在实践中，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的采用和平赎买的政策，取得了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他提出，要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他说：“私营工厂可以帮助增加生产，私营商业可以帮助商品流通，同时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他指出，要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机结合起来。他说：“对私营商业积极稳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陈云还形成了要把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结构的改组相结合的理论。

　　再比如，在党的建设中，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写了大量的党建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论政策》等。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如：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阐述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延安时期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军事问题。因此，毛泽东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解决军事问题上。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更多的是从理论上去阐释，提出目标，指明方向，只是点到了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新任务、新目标，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领导和开展了党的建设，从理论上、实践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对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对于发展毛泽东的建党学说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点“题”的基础上，陈云进一步破“题”。

　　毛泽东提出要大量发展党员。但是，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吸收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为此，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从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入党手续、候补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标准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为发展党员提供了指导，为七大党章关于党员的条文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关于党员标准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员标准的思想，成为党内第一位科学地、系统地提出党员标准的领导人。

　　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针对延安时期干部严重缺乏的情况，毛泽东认识到了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要善于识别和使用干部，要爱护和关心干部，要教育和培养干部，要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审查干部和纯洁队伍，要加强对党和党员干部的监督等思想。陈云把这些思想运用到干部工作的实际中去，使之具体化。毛泽东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陈云也认为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并将其具体细化为四条：一是要“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二是要求领导干部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三是在业务方面要“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四是要求领导干部要遵守纪律。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陈云把它具体化为“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同时，陈云还撰写了《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等文章。这些文章，对干部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干部思想。

　　（二）陈云的思想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邓小平理论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映照。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与陈云成为了处在核心决策层政治生命最长的两位领导人。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是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为改革开放的起步、中国经济的调整、党的建设的推进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时期，邓小平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围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时期，陈云担任9年的中央纪委书记，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与邓小平党建理论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映照。

　　陈云与邓小平合力抓党风。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业待兴的复杂局面，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抓好党风对于搞好军风、民风建设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如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1月，当黄克诚、王鹤寿来请示关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问题时，陈云当即答复：“抓党风。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他们都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党风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1980年11月，陈云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一论断把党风建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指出了党风建设的长期性。同年12月，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表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是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性质和发展前途的大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陈云与邓小平都重视民主集中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指出“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从而开启了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新征程。对此，邓小平也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个时期，确实发扬民主不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在一个时期内，要着重强调发扬民主这一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云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时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邓小平还提出要使党的生活民主化，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陈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央的权威。1988年，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陈云也指出：“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由于他们二人对民主集中制的高度重视，那一段时间的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对于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与邓小平都极为关心。1983年6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建立干部梯队结构，并说：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他说：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在提拔干部中，陈云指出：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完全赞同，他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

　　三、从“立德”看陈云的精神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党性坚强、一心为民、实事求是、刻苦学习的精神。可以说，这五种精神是对陈云精神风范的集中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一，坚守信仰的精神。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此后，陈云的一生都始终心怀共产主义的信仰，时刻没有忘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延安时期，陈云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什么叫到底？他说：就是人死的时候，用上海话说就是“翘辫子”的时候。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我国人民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改革开放后，许多党员干部到国外考察，回来后高唱资本主义的好，说共产主义遥遥无期，对此，陈云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在他去世之后，他把有价值的遗体捐献给了祖国医疗事业。

　　第二，党性坚强的精神。陈云坚强的党性表现在他位居高位，从不谋取任何私利，从不搞半点特殊。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拒绝有关部门为他修房。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回忆说：“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陈云坚强的党性表现在他一贯严守纪律。他始终要求党员并自觉带头遵守纪律。他指出：“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改革开放后，他多次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第三，一心为民的精神。陈云曾说：“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还说：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经济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关心环境问题，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1986年5月，陈云在宝钢视察时说：随着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注意保护环境，一定不要使黄浦江水系受到污染。

　　他关心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他说：“吃饭穿衣，就是一件大事、一件难事。”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陈云提出，进口粮食。他还为老百姓吃不到猪肉而深感不安，他指出：“目前除少数地区以外，大多数中小城市和乡村的猪肉供应是很紧张的，那些地方的人民对此是不满意的。我们的根本方针是要设法增加猪的产量。”他还关心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在困难时期，他还专门致信李富春，建议成立一个“穿衣问题小组”。

　　第四，实事求是的精神。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更是一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他说，我深刻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运用“十五字诀”。陈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总结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陈云反复强调讲实事求是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怎样才能把“实事”弄清楚呢？就是要坚持交换、比较和反复。为了把“实事”弄清楚，就需要集体讨论，集体研究，包括错误的观点，即使没有对立面，也要假装树立一个对立面。交换、比较也不是一次就可以了，要反复进行、反复比较，这样才能使认识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正如陈云所指出：“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

　　第五，刻苦学习的精神。陈云是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在延安时期，陈云就提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提出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陈云之所以能够从小学生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靠的就是不断地学习。他在商务印书馆学习，据他的工友陈竹平回忆：“我当时与陈云一起工作，一起住宿。来商务当学徒后，陈云还是保持着刻苦自学的精神。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语；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要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在莫斯科刻苦学习，从而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延安时期，他“挤”时间学习，从而找到了正确的思想方法。陈云的秘书余建亭曾回忆：“一有空就学习，这已成为他一生不变的生活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被下放到江西蹲点，他仍然坚持学习。他的二女儿陈伟华曾到江西看望父亲，她回忆说：“在南昌探亲的二十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正是这几次集中的学习，使得陈云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弥补了自身的本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