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展现上海“下只角”普通人生活，《平凉路2767弄》是一次人文考古

【编者按】今年，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力奋教授主编的《平凉路2767弄》正式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上海史专家、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对于“穷街”的历史变迁、社会意义等作了详尽介绍和分析。经授权，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刊发此序，以飨读者。

这部《平凉路2767弄》，是对一个自成单元的百年社区人文历史的深度发掘，是对都市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素描，是对一个行将消逝的社区带有抢救性质的人文考古（读者看到本书时这一社区已不复存在），是一群具有社会学意识、历史学素养、新闻学专业的学者所做的都市口述史的典范之作。

平凉路2767弄的前世今生

平凉路2767弄是实名，而不是社会学者做社会调查时惯常使用的代名。此弄在上海市中心区的东北角，平凉路到底，与军工路交汇处，现属杨浦区定海路街道。此地原为濒江农村，清同治年间划入英美公共租界，在租界最东端，1919年日商在此创建公大纱厂，并建筑宿舍，供厂内职工居住。1922年竣工启用，至2021年关闭拆迁，存世恰好一百年。其间工厂隶属与功能屡有变更，但纺织一直是其专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九纺织厂。1949年上海解放后，改名上海第十九纺织厂。

这个小区厂舍合一，是企业办社会的典型，自建造伊始，便自成独立社区。到1946年，占地六百余亩，除了厂房，还有工友食堂、职员宿舍、工友宿舍、职员浴室、工友浴室、子弟小学、医院及药房、托儿所、哺乳室、花园、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消费合作社、康乐室、工会办公室、消防队、职工足球队、理发室、阅报室等。在杨树浦众多纺织厂中，厂舍合一，并非公大纱厂一家，裕丰纱厂（国棉上海十七厂）结构亦与此类似，但公大纱厂“设备的完善，环境的优美，是无可比拟的”。职工来源，以苏北人为多。据1946年统计，苏北籍（以扬州、阜宁、泰兴为主）超过41%，其次为上海籍贯，近33%；再次为苏南籍、浙江籍。

这个小区所在的定海路区域，是上海有名的工业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日商、英商在这一带兴建了很多纺织厂，十二棉、十七棉、十七毛、十九棉等，都是千人大厂，有的后来发展为万人大厂。很多纺织厂，为了便于企业管理，也为了增强职工对工厂的认同感，均采取与公大纱厂类似的路径，厂舍合一，建造成批宿舍供职工居住。这些厂建住宅，规划较好，质量也好。纺织厂日夜开工，三班倒，需要大量女工，职业门槛又很低。苏北地区比较贫困，常闹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其时，工厂招工多采用工头制，靠熟人介绍，张三介绍李四，李四介绍王二。于是，大批苏北女童进入纺织厂工作。厂区边上有不少无主荒地，一些难民便在那里搭建简棚，安顿下来。于是，私房集中、房屋质量低劣、环境脏乱的问题日益突出。五十年代，鼓励生育，人口骤增，住房问题更趋严重，很多原先条件较好的小区，也乱搭乱建。自2008年起，政府着手对这一带逐步进行改造。平凉路2767弄的改造，正式启动于2021年3月，同年12月3日，小区封门，居民陆续搬出，小区历史画上句号。

获悉这一小区即将改造的信息后，张力奋教授出于其高度的职业敏感性，认为对于2767弄这一类小区，作为有别于法租界政商名人故居“巨富长”的所谓“下只角”，作为与上海工业区相关联的重要地段，将其人文历史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记录下来，极有意义，极有必要。于是，启动了这一田野调查项目，有了这部口述史。

实施这一项目的访谈主体凡15人，张力奋教授为项目主持人、指导教师，12人是选修这门课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学生，另2人是学生助教。访谈对象凡16人，其中15位是久居平凉路2767弄的居民，另一位是长期负责定海路街道旧区改造工作的办公室主任。他们年龄最大的90岁，最小的54岁，对小区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对动迁项目的启动、动迁政策的制订、动迁工程的实施都比较清楚。访谈时间持续一个学期。口述史全面、系统、翔实地梳理、记述了这一小区的历史，包括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对此厂此地的影响，小区居民来源、社会结构、社区管理，特别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

《平凉路2767弄》出版方提供

百年里弄见证上海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作为百年里弄，上海百年内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都有反映与影响。书中对此有清晰记述，可参见本书所附大事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侵略上海。2月9日，一架日本军机在公大纱厂上空超低空盘旋，不慎触撞一工房屋顶，军机坠落，炸弹爆炸，两名飞行员即刻丧生，伤及两名中国工人。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地区，对公大纱厂实行军事管制，改名钟渊工业株式会社公大一厂，为日本海军部制作军衣面料及军毯，并将公大纱厂与军工路之间原有的高尔夫球场改建成临时机场，为第三航空团的根据地。1939年，公大纱厂改为日军伤病医院。1940年，中共地下党在厂内成立演剧组，演出《木兰从军》等进步戏。1942年，公大纱厂遭盟军飞机轰炸，毁坏严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接管公大纱厂。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某营三百余人，于5月26日入驻厂内。经中共地下党员努力，厂长吾葆真出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攻心，部队没有进入住宅区，而是在职工子弟小学休息。27日，人民解放军进来，双方差点发生武装冲突。经中共地下党争取，吾葆真厂长出面，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劝降，取得了护厂斗争的胜利。厂史记载，护厂斗争未发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十九厂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在上海工人阶级努力护厂、迎接解放的历史中，是值得书写的一笔。

1950年2月6日，已退至台湾的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电力、供水、机电等重要基础设施，杨浦发电厂被炸，上海工厂几乎全部停产。十九棉工人面临停薪困境，工房居民日常生活恶化。“炸的时候十九棉没听到什么震动，我们反而拼了命要跑去看。解放军就沿着整条马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维持治安，有时国民党飞机来骚扰的时候，解放军用机枪在十九棉小花园里的树林里进行扫射，防止敌机俯冲”。这个细节，对于了解“二六轰炸”事件的影响，也有一定价值。

……

这些与国家与时代大历史、大事件相关联的生动的细节史料，对于人们重构历史记忆，阐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穷街”是如何产生的

这部口述史更值得珍视的地方，在于其对于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记述，涉及工人来源、环境变异、住房拥挤、邻里关系、年节民俗、儿童生活，以及居委会主任的工作等方面。

书中对于十九棉厂工人来源，多有记述。

十九棉厂工人很大部分来自苏北。他们来沪经历、在沪生活，对于理解上海工人特质，很有价值。应长生回忆，他1946年从盐城来到上海，单是路上，“要耗时两周。因为乘的是木帆船，顺风靠风力扬帆航行，逆风靠纤夫拉纤行舟，速度缓慢。最后到无锡转乘火车抵沪。火车从无锡到上海，就比较快了，天不亮时出发，下午就到上海了”。如此艰难漫长的行程，今人实难想象。他的姐姐经人帮忙，来到十九棉厂，成为一名纺织女工。那在乡下人看来，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姐姐是1926年生的，进厂时正好20岁。她也知道能找到这份工作很不容易，所以非常珍惜，表现也非常出色。工作虽然辛苦，但她能坚持到底，在该厂一直做到1976年退休，足足做了30年”。这种经历与感受，对于全面理解苏北农民特别是妇女进入上海工厂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近代上海无论租界还是华界，穷人比例都超过80%。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农民，千方百计要进入上海，想方设法进入工厂呢？这是因为，上海能够为广大贫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上海工厂尽管辛苦，但比起业已普遍破产的乡下，不知道是要好了多少。

不止一位口述者述及，那时厂里的工人，多靠老乡、亲戚、朋友介绍进来。

上海纺织厂很多，特别需要年轻女工。苏北乡下，只要有人在上海纺织厂打工，就会源源不断地带亲友、同乡、远亲近邻出来，特别是小女孩，到上海纱厂当童工，大多数找到工作就留在上海了。也有少数吃不了苦，又回苏北的。

十九棉的住宅，起初建造得颇为讲究，包括独栋三层花园别墅楼房两幢，假三层连体排屋10栋（幢），日式两层屋舍30排（幢）。这些房屋，按职务、职位高低分类居住，分别供工厂领导或总经理及其家眷、各级管理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师、中级管理人员）及其家眷，以及厂内蓝领工人居住。无论供谁居住，均设计精细，用料讲究，环境优美。但是，到后来，无论哪一类住宅，都变得拥挤、破烂，环境肮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地方已经变成远近闻名的“穷街”。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书中对此多有具体述及。

首先，随着政局动荡，产权变易，房屋管理失序。

一些口述者对于获得住房细节的描述，对于理解这一问题，具有特别的价值：

国民党的军官撤退了，那些房子都空关着。像我们住房比较紧张的，悄悄地就搬进去了。谁搬进去住，这个房子以后就是属于谁的。基本都是这个情况。有的人搬进来以后又怕了，万一国民党再来怎么办？后来想，反正不是我们一家搬进来，搬进来的人多了，胆子就大了。据说解放前夕有个国民党军官，搬走后又回来，对新住进来的人说，我们还要回来的。居民回答：等你回来我再让给你。

入住者对于房屋结构的改变，记述得也很详细：

海军宿舍房屋宽大，有前后阳台，弄堂也宽敞。里面有一个洗手间，家家都有抽水马桶的。这个抽水马桶，不是坐式的，是蹲式的。它要占地方，我们又不习惯用这个东西，所以通通都敲掉了。敲掉了以后省出的地方大，好搁床铺。老四弄的房子都是日式砖木结构，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前楼有一小间的床上还铺着榻榻米，但是我们不习惯的，所以全部改造了。

其次，入住人员越来越多，住房极度拥挤，导致乱搭乱建。

住房极度拥挤，是口述者普遍的话题。拥挤的程度，超出今人想象，有4个人住10个平方米的，10个人住22.9平方米的，还有6个人住不足9个平方米的。至于人均不足4平方米的，比比皆是。

多家住户共用的空间，更是拥挤，一层楼总共有两个灶披间、两个卫生间，灶披间大概8平方米，卫生间只有2平方米。“我们家和另外三家人拼东边的卫生间和灶披间，最多的时候一共有二十多个人一起用。”

与住房极度拥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便是室内搭建阁楼，室外毁坏公共绿地与花园，搭建临时住房，亦即违章建筑。更有甚者，有人偷偷地将腐蚀性极强的硝镪水，倒到花园的树上，让其死去，然后砍掉，搭建房子。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区内自搭临时住房已是普遍现象。周筛罩在回忆中，对于阁楼设计、材料来源有细致描述。

日后，政府对旧区进行改造时，曾对各种旧式里弄进行分类定级，这个小区属于“二级旧里”，其特点是房屋年久失修，面积偏小，居住拥挤，墙体普遍开裂，违章搭建多端，卫生设施缺乏，公共部位狭小，居民出行相当不便，居住环境整体堪忧。这种里弄，比起建设较晚、结构较好、设施较全的新式里弄为差，但比质量更差、环境更劣的棚户简屋为优。

当然，拥挤的小区生活，也有许多令人快乐、温馨、值得怀念的地方。

同住一楼，共用阳台、厨房与卫生间的邻里之间，相互谦让、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则属于常态。

大家一起买菜、捡菜，“侬那个菜几块一斤，我这个啥地方买的噶”，聊家常。灶披间里，煤气灶一家人一个……炉子跟炉子相贴在一起。一起洗菜，一起烧菜，我烧的好东西给他一碗，他家烧好的给我们一碗。但没有聚餐，没有说每家人烧几个菜一起拼着吃，都是各管各的。以前不懂得AA制，除了有的时候哪家老人生日，吃面条，送碗面给邻居，其他都是各归各。不过小孩有时候会去东家西家吃饭。天热时睡觉，家家人家房门都是开住（着）的，南北通起来。

年节民俗是社区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多位受访人谈论较多的话题。包括过年穿新衣服、宰鸭宰鹅、放鞭炮、发压岁钱、大年初一串门拜年、恭喜发财，元宵节张灯结彩、做兔子灯，端午节吃粽子、立夏吃蛋等。小区居民中苏北人比例较高，所以，这些年节民俗多与苏北相似。

这一人口特点，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语言与文化生活，“弄堂里用的方言是苏北话……苏北人多，所以弄堂里还有不少会唱江淮戏的。每逢白事的时候，弄堂里的人家还会请和尚来做道场，搭个大棚子念经，敲木鱼”。

这些文化特点，对小区居民的投资理念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以刘必芳的父亲最有代表性。他很早便从阜宁到上海谋生，进棉纱厂时，工厂还在日本人手里，叫公大纱厂。“他的动手能力强，性格内向，话很少，但肯动脑筋，学得很快。干了几年，有了些积蓄，就回苏北乡下买了几块地。解放后，乡下搞土改，要给他家打上地主帽子，他要求改划富农。”这个故事可以阐释的空间很大。其一，刘父从乡下来到上海，进入工厂，由农民变成工人，收入远高于种田，对于增加家庭财富总量，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刘父积累了一些钱以后，不是将其投资在工业或城市其他行业，而是回乡买地。这说明他尽管人在城里，但其理财理念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其三，因为买了地，尽管他本人还在上海厂里工作，属于工人阶级，但农村土改后其家庭成分则要被划为地主。这种案例可能极为个别，但对于解读那个时代的城乡差别、成分划分，仍不失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特例。

多位受访者述及儿童时代与小伙伴共同游玩的幸福生活：踢足球、打篮球、游泳、摔跤，斗鸡、跳马、斗龙、跳橡皮筋、打弹子、下军棋，捉知了、捉蟋蟀、养小鸡小鸭小兔子，下水摸鱼，看露天电影。夏天，他们会在弄堂里一起乘风凉，谈天说地，甚至睡在外面。

不同时代人的童年会很不相同，同一时代不同地区人的童年也可能大异其趣。与同时代同属上海市的黄浦、静安、卢湾等地儿童相比，远离市中心的上棉十九厂人的童年生活中，少有小提琴、钢琴的声音，少有大光明、南京路的影子，少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是他们有两个足球场，有一个白洋淀，还有露天电影。

这部口述史，对于小区一些特殊人员的记述，也很有价值，包括高级技工的待遇、民兵的组织与训练、消防员的职责、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组织与宣传、文艺小分队的排练与演出，特别是居委会主任的职责，讲述得相当细致、生动。居委会主任号称小区“总理”，无事不管，从小区社会治安与环境卫生管理、居民家庭内部或居民之间纠纷的排解、上山下乡的动员、回城青年的安置、低保人员的救助、精神病人的关爱、两劳人员的管理、支内支疆人员的服务，以及突发事件如火警的处理、雨天积水的排除，直到整个小区行将动迁时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动拆迁事务。居委会是中国城市管理最为基层的组织，富含中国文化精神，而上海居委会组织在全国又走在前面，本书所载的宋世凤、朱晓琴两位居委会主任的口述，为理解上海城市居委会的功能与特点，增添了相当丰富、极其鲜活的素材。

口述史较多展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这部口述史，是张力奋教授率领一批同学精心劳作的结果。

口述史是近些年备受学术界重视的史料搜集与史学研究的方法。人类对于历史的了解，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运用言传、文传、音传、像传手段综合记述历史的方法。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丰富性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冰山一角。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从历史信息呈现的人民性而言，口述史可以为那些原本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录中看不清面孔、听不到声音的芸芸众生，撑开一片底层的、民主的星空。

口述史是访谈主体与受访对象相互配合、共同劳动的结果。张力奋教授是国际新闻界久负盛誉的大家，曾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FT睿》杂志创刊总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等职，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同学合编过“中国大学生百人口述史”，后结集为《世纪末的流浪》出版。前几年他又做了部《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光学家金国藩作了深度访谈，2021年出版。本项目启动之初，他拟定了周密的访谈规划与实施要求，包括访谈对象的遴选，访谈要素与记述质量的规定，强调“5W”（who，what，which，whom，how）的重要，聚焦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特别是家庭与邻里、建筑与阶层、空间与居住，强调注意历史细节，保留受访人的语言特点，注意现场拍照、摄像。项目实施过程中，他不但亲自做了几个访谈，还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不时地对项目组成员加以指点，确保项目质量一直在高位运行。披览全书，可以说，项目组成员切实贯彻了主编的意图，访谈对象遴选得当（均为普通居民），访谈主旨明晰，史料发掘深入，细节呈现生动。访谈对象所述资料，均为亲历、亲见、亲闻。访谈文稿以第一人称方式呈现，也保持了访谈对象的语言风格。与此相一致，项目组高度重视发掘以往历史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方志资料、图片资料，并将访谈资料与历史文献进行比勘、研究。书中附有建筑分布图、人口结构图、工厂车间图、产品商标，后附里弄大事记、居委会成员名单等，对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小区的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各位访谈人都撰写了“田野手记”，介绍访谈过程与心得，凸显了这部口述史的专业性。

还有一事值得称道，项目组成员对小区的各种植物进行了调查、拍照、记述，制作了叶片标本，做了本《十九棉植物志》。诚如采访人欧柯男所述，对于十九棉来讲，厚重历史记忆带来的，不只是人文的回顾，还有自然的生长，“无论是葱蒜韭菜，还是石榴柚子，抑或是银杏香樟，都肆意舒展在这一方小天地中。一饮一啄、一玩一赏，这些植物伴生在人们身边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日常的需求。它或许是孩童顽皮攀爬的大树，或许是阳台月夜清辉映照的小花，或许是傍晚锅边烹饪的佐料”。很多大树，由于搭建房屋或其他需要，被无情毁去，但有些还是顽强地存活下来。老年疗养院（原十九棉厂长住宅）旁一棵银杏古树，“历经80年风雨飘摇，见证了上海近代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从羸弱的小树苗到参天大树，周遭人事更迭，自身守望其中”。无论毁去还是存活，将相关信息记录下来，对于保存上棉十九厂的历史记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欧柯男所做的“植物志”（部分）施晨露 摄

堪称城区改造前的人文考古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建设单位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必须先经有关单位考古勘探，否则不得施工，简称“考古前置”。可惜，这个考古前置，并不包括对于地面上的人文历史的发掘与梳理。其实，城市的文化底蕴在于其人文历史。这种人文历史不单单体现于悠久的历史积淀，盖世的政治雄才，卓著的文化精英，更体现在当下的成千上万普通居民身上。他们的油盐酱醋、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文化素养、家国情怀，才汇成城市文脉的波涛汹涌。在上海城区史上，平凉路2767弄是个独立的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市区有9400多条这样的弄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改造步伐加快，大批弄堂倒在了推土机下。到1997年，上海里弄已消失过半，仅剩下了四千条。如果要想了解那业已化为尘土的五千多条弄堂的历史，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历史，只有相关地方志中记述的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很难找到相对集中的、经过专业人员处理的、可信可用的鲜活资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力奋教授主编的这部《平凉路2767弄》，在发掘保存城市文脉方面，在呈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历史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堪称城区改造前的人文考古，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先锋性意义。

将来，如果我们所有即将拆迁、即将改造、即将消逝的里弄，都先进行如同张力奋团队在平凉路2767弄已经进行的这番人文考古，也像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的那样，实行“人文考古前置”。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化底蕴必然更为丰厚，必然更有温情，也必然更加宜居、宜业、宜游。若此，这部口述史的意义，也就远远超出平凉路2767弄的范围，超出上海的范围，甚至超出新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范围。

张力奋教授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此前读他的《牛津笔记》，读他对金国藩院士的采访，读他的诸多鸿文，便感慨良多，受益匪浅。这部口述史完稿以后，他嘱我为序。我认真拜读，悉心思考，确实认为此书此举，都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力弘扬，遂不揣谫陋，写了这么冗长的体会，以为鼓吹。

（本文由“讲好上海故事”提供，刊发时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