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进”：战斗在敌后的沪郊抗日武装

浦西与苏南的苏（州）常（熟）太（仓）毗邻，是新四军最早进入的沪郊区域，与主力部队联络最为方便。1939年6月底，新四军“江抗”部队东进抵达沪郊，浦西地区抗日武装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铲除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盘踞在浦西的3股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兵锋直抵上海西郊虹桥机场，对日、伪、顽军造成极大震慑。主力部队奉命西撤时，由外冈游击队改编的“江抗”三路三支队和娄塘游击队大部一起随军西撤。

面对日、伪、顽军的反攻和“扫荡”“清剿”，新建外冈游击队被打散，青浦三支队也被迫转移至苏常太地区，与昆山“联抗”等武装统一整编为新“江抗”三支队。淞沪中心县委成立后，又以新“江抗”三支队一部成立淞沪游击纵队（又称“青昆支队”），开辟淀山湖抗日游击区，恢复浦西地区抗日武装斗争。为打通黄浦江交通，淞沪游击纵队参谋长周达明率一部东进，计划与浦东的淞沪五支队在天马山、小昆山一带会师，但由于谢石关战斗失利没有成功，淞沪游击纵队余部奉命转移至苏常太抗日根据地。

崇明岛与江北（南）通启（东）海（门）隔江相望，由于岛内回旋余地小，崇明地区抗日武装经常在两地辗转流动作战。崇明沦陷后，瞿犊在江北启东组织崇明流亡爱国分子和当地青年建立抗日队伍，沈鼎立、金有祥在崇明组建的游击队活动困难，曾转移至江北与瞿犊、王进部队会合，组建崇明独立中队，独立中队重返崇明后迅速扩建为一个大队。

随后，瞿犊也以通崇启海抗敌指挥部参谋的名义，率领短枪队和抗日锄奸团回到崇明，利用自身威望联络各区抗日武装成立“崇总”。瞿犊、王进在江北牺牲后，原在通海地区主持工作的茅珵临危受命重建总队部。面对日伪“扫荡”“清剿”，“崇总”大部被迫于1940年8月再次分批转移至江北，改编为崇启海常备旅。

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鱼水相依。这是群众用来运送游击队的船只

浦东地区与浙东的“三北”地区（指浙江省余姚、慈溪、镇海3个县的姚江以北区域）虽然被杭州湾阻隔，但历来是浙东与上海来往客商的必经之地。在浦东早期的几支抗日武装中，只有“保卫四中”发展保存下来并改编为“抗卫二大”，在经历日伪残酷大“扫荡”后，于1940年10月改编为淞沪五支队。

淞沪五支队创造性地开展卓有成效的敌伪军工作，成功策反伪十二路军六团5个连400余人起义，在伪十三师五十团内也建立起3个连队的秘密党支部，掌握了二营、三营大部，使伪五十团的驻地实际上成为淞沪五支队的一块隐蔽“根据地”。

浙东沦陷后，淞沪五支队约400余人和伪五十团起义部队约500余人分批南渡杭州湾开辟浙东地区，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内线反“清乡”斗争，1942年9月朱亚民率11人小分队重返浦东，浙东抗日根据地同时不断进行反哺式支援，最终部队发展壮大成为浙东游击纵队浦东支队，彻底粉碎了日伪“清乡”，基本控制了浦东农村地区。

纵观沪郊抗日武装斗争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上海与周边江浙地区乃至整个长三角始终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融为一体的，这种一体化的联动作战、协同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顽强生命力、主动创造力、体系协作力和强大战斗力，创造了在靠近日军侵略中枢的江南水网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战争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