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望道的革命友谊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毛泽东一生在上海有过许多重要活动。在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到上海，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上海的工作，他到上海视察基层、访问民主人士、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并作出过许多重要批示、指示，亲自予以指导。

陈望道与毛泽东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开启了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走到一起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陈望道自日本回国执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因与夏丏尊等同仁提倡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国文教授等措施，引起了反动军阀当局的恐慌，不久即掀起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的斗争。斗争结束后，陈望道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时，应上海《星期评论》社之邀，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后，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版（图左），《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9月版（图右）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长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就曾于1936年对斯诺说过这样的话：“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便从来没有动摇过。一本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也说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关怀和帮助给了陈望道无穷的力量

1920年5月，陈望道来上海参与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明斋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建组党的过程中，还担负起同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络的任务，以及召开“一大”的筹备工作。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的代表前来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来后即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会面。

正当大家在积极筹备“一大”召开的事宜时，不料，为党内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与李汉俊发生了争执，这一争执发展到后来竟又牵连到陈望道的身上。陈望道虽曾选为“一大”代表，但他终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一大”召开之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仍被选为第一任书记，但他不久即正式提出辞呈。

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已是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一系列指导。会议除了讨论当时急需的救援狱中同志和江、浙军事问题外，他还代表中央明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他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所谓“态度应缓和”显然是针对上海地区一些青年党员对陈望道等表现出来的过激言辞与过左的态度和情绪而说的，毛泽东所持的这一立场正是为了消除双方的这种对立情绪，这是一种与人为善、团结同志的做法。党组织当时还指定由沈雁冰去对三人进行劝说工作。沈雁冰在回忆录中亦有记述：“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谈话的结果是：“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出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又如何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些。”

1932年大江书铺出版的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首版封面

事实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了组织，但他始终以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严格要求自己，对党的事业，始终坚贞不渝，对党组织所交予的各项任务也仍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陈望道用自己革命的一生实践了这一誓言。

值得一书的是，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陈望道曾一再得到毛泽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使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在各项事业中得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只要陈望道本人愿意回到党组织里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

毛泽东和陈望道的再次相会是在相隔了20余年之后的1945年8月下旬，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和团结人民，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由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亲自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仍不忘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关怀留在大后方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他在百忙中抽空会晤了复旦大学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等一批教授。而此时的陈望道等人也正在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能在这一时刻受到毛泽东的亲切邀见，无疑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从而增添了斗争的力量和勇气。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陈望道作为一名特邀代表前去参加了会议。此后，他曾当选为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此外，他还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复旦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职务上的关系，陈望道同毛泽东会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每次进京出席全国性的会议，国家领导人单独接见一些民主党派代表时，陈望道都照例会在场。毛泽东来上海视察工作时，邀见一些党外人士总也少不了他。

毛泽东在上海亲切接见陈望道

1956年元旦，毛泽东正在上海。是日，在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锦江小礼堂，毛泽东邀请了陈望道等几位著名人士共进午餐。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平易近人，显得极其轻松愉快，尤其是当他见到陈望道时，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无比亲切。他对陈望道说起自己最近又读了他著作的《修辞学发凡》一书，称赞：“写得很好，就是古代的例证多了一些。”又关切地问他，目前是否仍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就是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毛泽东的这番话使陈望道很受鼓舞。由陈望道创立于1955年底，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室恰好就是以“语法、修辞、逻辑”来命名的。这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陈望道像有着使不完的劲，在担负繁重的学校行政领导工作和党派工作以及大量的社会活动的同时，仍然坚持学术研究，继续为发展语言科学，为促进语文事业作出贡献。

毛泽东不仅关心陈望道的学术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还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于陈望道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前前后后的表现，以及他暂离组织后的这段历史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清楚了解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理解和信任的前提，在新中国诞生后，当陈望道向党组织透露自己的心迹，要求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时候，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只要陈望道本人愿意回到党组织里来，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并且可以不要履行什么手续。”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

1957年5月底，中共上海市委为建议吸收陈望道入党一事向党中央请示报告。6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批文，“同意上海市委关于接收陈望道入党的意见。”陈望道是一名由党中央直接吸收入党的党员。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的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1973年“十大”召开时才正式公开他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