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上海文庙

1932年，上海文庙全景鸟瞰

《新民》杂志（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馆刊）一九三二年第二期刊发《本馆现况一斑》之“一二八”战迹展览室、儿童阅览室

《新上海》杂志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刊发《文庙公园》 均上海图书馆 藏

1932年盛夏，位于上海南市的文庙，每日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市民前来参观。当人们步入其中，沿石径走向大殿，会看到这样一番景象：

天井中央的木亭，悬挂着一颗数百磅的飞机炸弹。其前方，从左至右依次陈列着大炮残铁、野战炮开花弹、小号飞机炸弹。后方则摆放着两个透明的药水玻璃瓶——左边瓶内浸泡着一条被炸毁的腿，右边瓶内浸泡着一截受开花弹击伤的断臂，皮肉浮肿，裂痕可见。有参观者在《申报》上悲愤地写道：“使我们见着更加痛恨敌人的残酷……我们同胞实际所遭的杀害，还可以计数么？”

1937年，同样是盛夏时节的文庙，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歌咏大会在此举行。1000多名上海各界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大会尾声，全体与会者振臂高呼，发出“我们不怕死，不必把死来吓我们”的怒吼……

文庙是昔日祭祀孔子的庄重场所。在九十多年前的上海，这方本该远离喧嚣的净土，成了民众抗敌救亡的另一处战场。

是谁在这里，用血淋淋的方式展示战争的残酷，揭示民族正在深陷的苦难，并引领人们发出振聋发聩的抗敌宣言？翻开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查阅《申报》等历史文献，一段与文庙紧密相连的抗战烽火岁月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艰难获得新生

上海文庙，又称“孔庙”或“学宫”，坐落于老城厢文庙路215号。它始建于1294年，此后几经迁移，1855年重建于今址。这里既是人们尊崇和纪念孔子等儒学先贤的场所，也是古代上海的最高学府。

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工务局及教育局对文庙的未来发展先后提出不同设想。

经过反复协调，上海特别市政府最终下达指令：“将孔庙改设市立民众教育馆，其中古迹名胜务加保留并使之公园化。”具体改建思路是：其一，保存并重修门首、牌坊、桥拱、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魁星阁等原有建筑；其二，拆除部分无维修价值的房屋，按公园标准开辟步行道路、栽种花草树木、澄清池水；其三，利用庙内建筑及周边空地，修建民众教育馆、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

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匮乏，美术馆、博物馆仅仅停留在设想阶段，音乐厅也因投标价过高而流标。真正落地的，只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及公园部分。

1931年1月，文庙改建工程启动，项目分两期执行，计划于同年10月完工，次年一二月间开幕。这场众人寄予厚望的改造生不逢时。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二八”淞沪战事接踵而至，文庙工程被迫中断。

直到1932年6月，文庙公园才建成开放，民众教育馆配套的各个公共空间也陆续开放。其中，崇圣祠改造为“一·二八”战迹展览室，大成门改造为时事阅览室、儿童阅书室、民众娱乐室，大成殿改造为祀孔彝器陈列所，儒学署改造为健康教育展览室。

至1932年10月，民众教育馆完全对外开放（尊经阁当时作为市立图书馆独立运行，后于1936年并入民众教育馆），这也标志着文庙改造计划正式完成。从此，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6点，人们可自由徜徉其间，不仅能够怡心畅怀地游览园景，更可体验图书馆和其他健康文教、娱乐设施，增长不少智识。进入文庙无须买票，被赞誉为“为南市市民造福不浅”。此后，公园进一步开放夏季夜游，并添置路灯用于夜间照明。一时间，每晚游览者络绎不绝，“行人熙攘，有如山阴道上之概”。

警示战争之殇

1932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战事，上海被日军占领的面积达494.78平方公里，波及18万户受害人口（占全市华界人口近半），造成平民近万人死伤，逃难流离者不计其数。就在当年三四月间，民众教育馆刚恢复运转，便立即着手筹备“一·二八”战迹展览。馆方在《申报》等报纸刊登公告，向市民征集战场照片以及枪炮弹药等实物。

同时，工作人员深入闸北、江湾、吴淞、宝山、大场、真如一带，向当地团体和居民搜集日军遗留物两百余件，并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炸弹、枪炮、日军布告、汉奸文稿等百余种，还向各书局、影片公司、照相馆购置记录了战争的照片八百余张。

6月末，“一·二八”战迹展览室正式开放，原计划8月中旬闭幕，但随着展览纪念品不断扩充，参观者也日益增多，“几乎没一分钟不是人满了的”。于是展览一再延期，此后成为常设展，并更名为“国耻纪念馆”。

短短5个月时间，参观者高达63万人次，其中儿童超9万人次。截至1935年6月，累计参观人次已达284万，接近当时上海户籍人口数（300万）。

展览共展出950余件陈列品。除前文提及的飞机炸弹、开花弹、伤兵残肢等实物外，还设有专门的照片、文献陈列室。照片内容涵盖战前中日交涉文件，商务印书馆遭劫、东方图书馆被焚的影像，民众义勇军、女子救护队，以及吴淞、江湾、大场、真如等地被毁后的残垣断壁。许多照片标有“残烬”“流离”“焚烧”“蹂躏”等字样。珍贵文献包括日本侵沪海陆空军实力统计、日军沪战军事费用统计、沪战期间中方战区损失统计、沪战期间上海人口损失统计、沪战始末每日大事记等。最令人深思的是一面专门展示墙，陈列着日本小学生的绘画、文字等慰问军队的作品，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国民的洗脑。

这场在文庙举办的战争展览，对于身处苦难的上海民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正如《申报》评论文章所述，“见到日本小学生各种绘画及鼓励彼邦战士的书信，我们将如何教导我们未来的主人翁，以养成他们不畏强暴坚忍奋斗的精神？”“我们有什么准备去洗涤我们的耻辱？我们更应该怎样尽后死者未尽的责任以无负于死难的同胞？”

唱响时代最强音

除了“一·二八”战迹展览，文庙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警醒世人的活动，不断激发民众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

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受邀登上文庙的演讲台，以振聋发聩的演讲唤醒民众：社会学家潘光旦陈述《民族与元气》，历史学家何炳松总结《沪战之教训》，作家潘公展叩问《民众应该信仰什么》……1932年12月，时任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湛恩来到文庙作《废除内战》主题演讲，谈及“一·二八”时疾呼：“吾们不要以为这一次过去，不要紧了，然而现在榆关已很危急，说不定再有第二次‘一·二八’事件要发生，略知时务的人，应该立刻去赴国难，防止使他扩大。”

此外，各类“抗战主题儿童演讲”航空救国”“国货救国”“妇女国货”“土布运动”“爱国主题滑稽表演竞赛”“化装演讲”“歌咏大会”等活动也纷纷以文庙为舞台，持续蓬勃开展。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个以南市为中心的沪上抗日救亡运动主战场逐渐形成。以文庙为核心，辐射周边的蓬莱国货市场、蓬莱大戏院、敬业中学、上海公共体育场等场所，各类抗战宣传与群众动员此起彼伏，掀起一波又一波爱国浪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揭开序幕。8月8日，上海文庙的场地上，回荡起“我们不怕死，不必把死来吓我们”的震天怒吼。这一天，来自上海各界的66个团体的1000余人聚集于此。在民众教育馆时任馆长徐则骧领衔，鄢克定、麦新、冼星海、孟波等11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主持下，“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正式宣告成立。随后的歌咏大会上，《义勇军进行曲》《热血》《保卫卢沟桥》《中华民族不会亡》《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20首激昂的战歌被接连唱响。大会现场，进步音乐家麦新站在大成殿前的石露台上，指挥千余名群众首次大规模公开演唱他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人们群情激昂，歌声反复回荡。

种下救国救亡种子

歌咏协会成立不过5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战火席卷上海。11月11日，日军攻入南市，文庙被殃及。据《申报》11月下旬的报道，当时“南市之火焰，已愈演愈烈”，包括文庙路在内，大多数马路“火光熊熊昼夜不熄，其势之剧烈，实空前未有”。战乱中，民众生命与城市建筑景观均遭受空前浩劫。

至1940年4月，《申报》再次记述南市惨况：除北区一部分筹设难民区作为安全地带，相对保存完整外，其余区域“居民逃避一空，杂物搜劫殆尽，败屋颓垣，触目皆是”。位于文庙的公园、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以及周边的也是园、动物园等文化设施，“亦均为此次残酷炮火所毁弃”。

上海市档案馆几份1940年的档案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节：文庙“经事变之后，屋宇泰半损毁，原有一切设备，亦十九散失，蔓草丛生，游人绝迹”“仅存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魁星阁暨前民众教育馆使用之瓦平房三四所”“窗棂残缺不全，内部设施散失殆尽”。昔日园景更是“篱笆拆毁，树木根株砍尽”。

然而，劫难并未停止。据档案记载：1941年深冬酷寒时节，日本宪兵队闯入文庙，将魁星阁大门、架子木料、地板等拆去焚烧，用于取暖之用……此类劫掠恶行不胜枚举。至1945年抗战胜利，文庙原有古迹已大部分“荡然无存”。

从繁盛到荒芜，从激昂到沉默，改建后的文庙仅仅走过数年的光阴。然而，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无论是抗战展览、歌咏大会，还是国货展示、爱国演讲、学生活动……都曾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国难意识，深刻地唤醒了民族精神与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