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的红色记忆：吴淞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王登科

王登科（1908-1931），江苏沭阳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苏北地区连年灾荒，他被迫离乡背井来到上海。几经周折，他进了吴淞大中华纱厂当工人，但仍然过着受压迫、受剥削的贫穷生活。

那时，吴淞地区已是我们党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之一，党的许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先后在这里开办工人夜校，让工人们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时事政治，了解帝国主义、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真相。王登科通过夜校学习，受到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听了佘立亚老师介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工人成为国家主人的情况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穷苦老百姓的救星，懂得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便积极参加夜校和工会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王登科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了要为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信念。

王登科入党以后，与永安第二纱厂（大中华纱厂于1925年1月改为永安二厂）的党员同志一起，领导了本厂因资本家虐待工人而举行的罢工斗争。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时期，他又和本厂的共产党员刘景兴、江儒田等，积极团结工人群众，连续发动两次罢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又进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全市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吴淞为全市7个作战区之一，与市区统一行动。

吴淞地区的具体任务是：一、收缴吴淞反动军警的枪械；二、组织工人武装。当天下午2时左右，根据中共吴淞部委员会（相当于中共吴淞区委）的部署，王登科和青年女工唐金凤带领永安二厂的工人队伍，手持铁棍、木棒、榔头，挥舞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旗，一路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革命成功，努力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的歌曲，浩浩荡荡地向离厂不到500米的吴淞西警察署冲去。接着，华丰棉纺厂和铁路工人及部分学生千余人也相继赶到，将西警察署团团包围。工人手中只有部委书记俞伯良刚从上海总工会带来的一支枪，但全副武装的20多个警察在门口与工人们对峙着。王登科让工人点响装在洋铁桶里的鞭炮，发出连续不断仿佛像机关枪声的巨响，警察闻声丧胆，惊慌失措，工人们趁势齐声高呼：“北伐军来了！”随后一拥而上，冲进警察署，缴获了长枪21支、指挥刀9把。

第一仗旗开得胜，工人们群情高涨，声威大振，起义队伍不断扩大。在中共吴淞部委俞伯良、陈鸿领导下，把缴来的枪和指挥刀发给大家，兵分三路向吴淞码头附近的东警察署、水警厅以及驻扎在长春码头的毕庶澄军阀部队进攻。纺织厂工人向来对几次镇压工人运动的吴淞东警察署切齿痛恨，所以他们冲在最前列。平时凶狠绝顶的警察们，这次在手持武器的工人们前面却傻了眼。工人朱佐成朝天开了一枪，再加上工人们震天动地的口号声、爆竹声，吓得警察们东躲西藏。警察署长正在睡午觉，闻声后吓得跳后窗逃跑。工人们又缴获了20余支枪和大量子弹。

吴淞各路起义工人队伍胜利会师之后，正式成立了吴淞工人纠察队，王登科因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奋战，被推选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接着他又带领一批纠察队员到宝山县城，迫使宝山县警察局的警察也纷纷缴了枪。

3月22日下午5时，吴淞地区参加起义的近2000名工人，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吴淞公共体育场（现吴淞中学操场处）举行祝捷大会，会上吴淞部委书记俞伯良总结了胜利的经验，号召继续斗争，迎接北伐军，巩固与发展工人纠察队。工人们用缴获来的107支枪武装起来，同时在吴淞火车站（现吴淞中学南过江隧道处）对面竖起了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吴淞工人纠察队”，随风飘扬，几名工纠队员还在下面站岗放哨呢！

吴淞工人纠察队分驻在淞兴路圣公会、旗站六营公所等三个地方（现吴淞淞兴路、泰和路一带），王登科领导他们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一面维持吴淞地区治安，防止敌特破坏。中共吴淞部委还专门从上海请来军事教官，对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进行指导。

正当上海工人和市民沉浸在庆祝胜利之时，蒋介石来到上海勾结买办资产阶级，并通过他们同帝国主义达成谅解，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上海工人阶级挥舞屠刀，夺取了胜利果实，以至血染宝山路。

吴淞地区也在敌人所谓“工人内讧”的诬陷下遭到冼劫，4月13日凌晨3时，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二师六团突然包围吴淞工人纠察队驻地，强迫工人交出武器，武装起义惨遭反革命镇压，被捕工人120人。

王登科本来是永安二厂清花车间的工人，由于他带头参加要求提高工人工资的罢工斗争，曾被厂方开除。后来他化名重新进入该厂粗纱车间做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吴淞工人纠察队被迫解散，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王登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坚持斗争，后来又被开除出厂。

第二次被开除后，王登科仍坚持在吴淞地区参加工人运动。此时正值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不顾主客观条件，发动工农群众多次举行飞行集会（编者按：当时的一种冒险的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部分革命者在热闹街头召集群众，进行演讲、高呼革命口号，当得知有巡捕、警察来时立即转移到别处再进行同样的宣传活动）、政治罢工，致使党组织和大批共产党员自我暴露。1931年2月，王登科在一次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国民党军警把他押送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严刑拷打逼供，要他供出吴淞地区党组织情况和党员名单。他顽强不屈，任凭敌人软硬兼施，矢口否认自己是党员，也不知道谁是党员。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把他押回吴淞审讯，要他领捕共产党员。王登科还是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认识谁是党员。敌人无计可施，就把他绑在蕰藻浜大桥北堍吴淞电灯公司旁边的电线杆上，强迫他指认过路的共产党员。说如果再不指认，就要杀死他。因为这个地方是永安二厂和华丰纱厂等单位工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王登科视死如归，紧闭嘴唇，毫无表情。不少熟悉的战友从他身边走过，他都视若无睹，仿佛从来不认识似的。几天以后，恼怒的敌人就把他残酷地杀害了，时年23岁。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