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在上海：从创设东亚书记处到参与筹备中共四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同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当然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是两头好，中间差。开头好，即帮助中共建党，作为参与者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建党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又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而言，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指导中国革命，便是重要途径，而维经斯基是传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使者，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其中首次来华从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尽管只有10个月，但工作成效显著，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1925年1月在沪推动中共四大的顺利召开，也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一、维经斯基在熙华德路的使命

维经斯基（1893—1953），原名札尔欣，全名格里戈尔伊•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俄罗斯人，联共（布）党员，在中国工作时曾用名吴（伍）廷康。他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父亲是森林管理员。维经斯基1913年到美国谋生，两年后加入社会党。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于次年从美国回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5月在海参崴被高尔察克叛军逮捕，流放库页岛服苦役，后他领导岛上的政治犯成功暴动，最终获得自由。1920年1月，他回到海参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时年27岁。维经斯基不仅会讲英语，通晓德语，还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对于新生的苏俄政权而言，维经斯基是推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的合适人选。

维经斯基

1920年3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人是1919年9月就来到远东的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全权委员维连斯基，于是，海参崴迅即成为苏俄政权与东亚各国联系的前哨。4月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俄共（布）远东局决定向中国派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使团，负责人就是维经斯基。维连斯基给维经斯基下达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维经斯基一行成员有其妻子库兹涅佐娃、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即金万谦），后来加入的有马马耶夫、斯托扬诺维奇和旅俄华侨、联共（布）党员杨明斋。杨氏比维经斯基等早到中国，担任维经斯基和使团的翻译。

维经斯基使团的第一站是北京，但目的地是上海。除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联共（布）远东局赋予使团的任务还有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和印刷传单等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此外，“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等。苏联历史学家K.B.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写道：“一九二○年四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2.《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和编辑。

上海俄文生活报社是苏俄、共产国际建立在中国和整个远东的重要据点，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个外围掩护机构。当时，苏俄红色政权新立，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在苏俄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且不能向中国合法派驻人员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派遣一些从事革命工作的人以公开的记者或编辑身份前来中国，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就成了这些开拓革命活动人员的合法落脚点。日本方面的情报描述报馆是“过激派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同民主俱乐部一起构成赤化宣传的中枢”。《上海俄文生活报》人员前期做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为维经斯基一行来华参与建党奠定了基础。

《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部最初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291号，1919年11月搬至公共租界福州路6号2楼，原德国邮局处。1920年2月编辑部再一次迁至虹口熙华德路12号（今长治路177号）蓬路（今塘沽路）口，该处在高尔察克政府倒台前曾是上海的俄国印刷局。

熙华德路12号，地处熙华德路、蓬路和南浔路三角地带，是一幢离黄浦江不远的独立洋房，底楼设有印刷公司，2楼设有外语学校，3楼是编辑部，维经斯基的办公室就在3楼（后来迁至2楼）。维经斯基担任该报记者和编辑的时间为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报社是维经斯基在上海时的主要办公地和寓所之一，也是维经斯基使团的主要活动场所。

熙华德路12号，今虹口区长治路177号

维经斯基在上海虹口的活动频繁，据英国情报部门对俄文生活报社的分析：“最重要的人物据说是扎尔欣，他还与许多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年轻中国人有联系”，“《上海俄文生活报》报社起着上海的不满人士和常去这里的各种代理人的聚会场所和掩蔽处的作用。这里常有赤塔、北京、天津和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在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霍多罗夫和扎尔欣”。扎尔欣便是维经斯基。情报部门显然已侦知维经斯基与中国革命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3.在虹口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的直接领导人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1920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今年（1920年——引者注）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虹口熙华德路12号生活报馆大楼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在东亚设立的第一个机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日本科，也有称为三个支部。这个东亚书记处便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指导东方革命的机构，是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指导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心。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担任书记处临时委员会主席，维经斯基为实际负责人。

东亚书记处是为了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远东各国群众中共产党的工作和革命活动”。其任务是：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其中，中国科工作机制便是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为中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而朝鲜科的工作主要是维经斯基与金万谦、李东辉、金立、吕运亨等的联络，此后不久韩人社会党改造成韩国共产党组织；而日本的革命组织则是维经斯基通过大杉荣等激进人士建立联系的。

东亚书记处在此成立后，《上海俄文生活报》就成为东亚书记处的重要宣传窗口。该报日益成为苏俄在中国、远东的一个重要喉舌，及时准确地向外界传递苏俄、共产国际的消息。

4.促进中共的建立。1920年5月，维经斯基即到老渔阳里拜会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即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据袁振英回忆，“维经斯基经常来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应运而生。6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世将其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8月，增加了新成员沈玄庐、陈望道、李达和杨明斋。

老渔阳里

维经斯基抵沪后，联系的不仅有陈独秀，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维经斯基1920年6月在上海写信给上级汇报工作时自豪地宣布：“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其实，不了解中国复杂情况的维经斯基，把任何宣传过社会主义，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社团，不论其信仰哪一种社会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都一视同仁，视之为“革命小组”，并试图借助陈独秀、李大钊的威望将这些社团统一起来，组建中国共产党。但这个想法很幼稚，并不切合中国实际，因而受到陈独秀的抵制。直到发现无政府主义者“都不成样子”后，维经斯基只得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依赖陈独秀在上海开展建党工作并给以指导和帮助。

除了与陈独秀密切会商建党之外，维经斯基还会见过一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如李汉俊、俞秀松、张太雷、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袁振英、杨明斋、张国焘等。袁振英、杨明斋直接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社工作。在维经斯基的主导下，7月19日，被他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召开，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等进行研讨，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具有统战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

维经斯基“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步伐。张国焘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联系，并且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后来曾两次在回忆中提到建党之事，他指出：“陈独秀于1920年8月间，还来信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没有定。后来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引者注）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同意了。”另一次说：“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这两次说法尽管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共产党的定名显然受到了维经斯基的影响。

还有当事人回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个党纲也是维经斯基起草的，张国焘说“这个党纲由独秀从伍廷康得来”的。有资料表明，1921年4月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曾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动身前往中国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但他“遇到了麻烦”，在哈尔滨被捕了，遗憾地没能参加中共一大。

在虹口，维经斯基向中国革命者提供了经费，《新青年》得以再度出版，并从北大同仁杂志转变为中共的公开刊物。他还帮助建立又新印刷所，出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支持出版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该刊不但模仿英国《共产党》的封面装帧，而且也沿袭英国《共产党》杂志的式样将“短言”（今日所称“卷首语”）排在封面页。

此后，一大批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书刊在中国翻译出版。仅1920年6月7日这一天，《申报》刊登社会经济丛书刊行会预告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即将出版发行，其中包括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伦理学》《资本论解说》，还有《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史》《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论用语释义》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等。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给在武汉的恽代英寄送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英文版），并委托他将其翻译成中文（该书中文译本于1921年1月出版）。该英文版应该是维经斯基来上海后托人从美国芝加哥邮购来的。

在这一过程中，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甚至“相处无间”。维经斯基在给其上司的信中对陈独秀赞不绝口，推崇有加，并在陈独秀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时毅然与陈独秀同往。而陈独秀也非常欣赏维经斯基的睿智与亲和力。

关于维经斯基对中共所作的贡献，一些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有评价。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分析道：“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引者注）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原因很多。……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基于此，张国焘评价维经斯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能力的党人”。李维汉也回忆并认为，“我有机会同伍廷康接触过几次，觉得他还是有问题可以商量的同志”。同样，维经斯基携带的经费对刚建立的中共也是极为重要的。

二、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

自1920年5月初次见面起，陈独秀便非常欣赏维经斯基的睿智与亲和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最初都对党内合作持有异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表现出一致性。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则持反对”。马林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维经斯基则强调中共的独立性，“共产党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她也应该是真正中央的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共产国际内部，支持国共党外合作模式的维经斯基与坚持国共党内合作模式的马林展开了一系列争论。

然而，国共两党的阶级基础、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本不相同，合作中不可能完全消除政见差异。国共合作初期，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下，国民党得到迅速扩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各地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奋斗，然而共产党组织则进展缓慢。对此，维经斯基进行反思。1924年1月15日，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国民党中去了，而中共党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共产党人是应该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而去组织工人，还是应该由共产党人直接去组织工人群众，这个问题是党内最大的问题”。他建议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应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于是在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执委会会议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维经斯基参加了这个重要会议，其主张与陈独秀一致，他要求中共中央将工作重点“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上”，“团结国民党左派，联络中间派，反对右派”。

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与李大钊会谈（画作）

对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原则、地位和作用，共产国际并无明确指示，或者内部意见相左。共产国际东方部倾向于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维经斯基主张中共不能退出国民党，而要与国民党有限合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鲍罗廷主张弥合国民党内的中派与右派。共产国际内部的不同意见传导到中国，给国共两党都带来了困惑；加之国民党的复杂性和共产党的经验不足，革命统一战线的结构性矛盾日趋表面化。1924年7月13日，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控告国民党反苏，要求共产国际制定新的政策，“不应当毫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随后，又向维经斯基表示对鲍罗廷的不满情绪，甚至上书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控告“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强烈希望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非常怀念维经斯基，他给其写信，“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最好，您能再来一次”。事实上，每当陈独秀与苏俄顾问或共产国际代表发生矛盾时，就会致函向维经斯基求助，而每当此时，维经斯基总是奉命来华，帮助陈独秀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1924年11月，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上海，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四大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1.维经斯基来到昆山花园路。1924年11月底，一位30来岁、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上海。这就是维经斯基，他此次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华，负责指导中共四大召开。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日益壮大，至中共四大召开前的两三个月，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增加到994人，青年团员人数达2365人。国民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是甘于做国民党的“附庸”，还是直接发动民众、领导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党中央急需与共产国际达成一致。是时，共产国际已感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需要调解，同时认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从“左”的立场反对共产国际的对华策略，也须变更。在这种背景下，1924年11月，共产国际决定派维经斯基再次来中国，以协调消除双方的误解与歧见，并指导中共四大。

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一次，中共四大本该在1924年召开，但是由于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1924年成为中共诞生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如期召开大会十分困难，会议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24年7月之前，中共中央就已决定召开“四大”，7月前后，有些地区已挑选了参加“四大”的代表。9月15日，中共中央向各区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确定将于11月召开中共四大，并将中共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

维经斯基此次到达上海后，住在虹口昆山花园一幢洋房（今昆山花园路1—10号）的3层，房东是个白俄富商，他对于虹口地区已经比较熟悉。维经斯基的到来，受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欢迎。当时，党中央在上海每周举行会议，会议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维经斯基寓所举行，主要出席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和张国焘等，范围比较小，内容是讨论党的策略。有一天，正当中共中央负责人在维经斯基寓所开会时，一个租界警官走了进来，这使得大家十分紧张。维经斯基却非常镇静，解释警官只是来拜访房东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还有一种是维经斯基不参加的中央会议，研究党的日程工作，参加者还有任弼时、刘少奇、李立三、彭述之、向警予等。

1924年12月初，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他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更加猛烈地”追责国民党右派，而陈独秀解释真正的阻力是鲍罗廷。维经斯基鼓励中共独立自主地工作，以迫使国民党跟着走。显然，他与陈独秀达成了共识，与中共领导层也合作默契，“从未发生政策的严重分歧”，他强调，“任何损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在该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维经斯基发表《广东政府与中国革命》一文，系统阐述了他的主张。

2.推动中共四大的筹备。维经斯基参与审定中共四大会议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三届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会，确定了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中共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精通俄语的瞿秋白与维经斯基两人的合作也颇为愉快。参加会议的李维汉回忆：“大会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组长是瞿秋白，我为成员之一，但决议草稿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起草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党还属幼年，还需要国际代表帮助。”另一位参加者郑超麟则回忆：“国际代表伍廷康(维经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政治议决案以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由秋白译成中文的。”

代表们对于各种草案都要进行一番讨论，其中尤以对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最为详细，争论较多。首先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大家的见解很不一致。陈独秀、彭述之等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经斯基则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最后他认同陈独秀的观点。其次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次大会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中共三大上“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另外，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也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了。

维经斯基为中共四大的召开、缓和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分歧作出了重要贡献。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中共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且组织人员困难重重，原定于1924年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那时筹备的时间已十分匆忙，以致于毛泽东等人最终都未能出席中共四大。

3.广吉里的灯光。中共四大会址选在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旁，离北四川路不远的启秀学校南侧的一条短而窄的弄堂——广吉里的房屋（后为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那时，已近农历除夕，此处比较偏僻，不易被人察觉。然而广吉里的灯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维经斯基在中共四大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提交了一份关于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告。他还临时提议，要以大会的名义通过议决案，谴责托洛茨基在联共(布)党内的分裂活动；草案宣读后，由于很多中共四大代表不熟悉联共(布)的情况，好久都没有人表态；最后经过彭述之解释说明，结果全体一致通过了《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议决案》。

维经斯基在中共四大前后所作的贡献，在于他弥合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支持陈独秀的主张并获得顺利通过，从而加深了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间的友谊。维经斯基从革命的现实考虑，认为“从联盟转向联合”的新型合作模式是对“资产阶级的分化过程和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的回应。维经斯基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忽视这种联盟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将会造成很大的错误。维经斯基认为，国共双方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中共没有明确自身的组织，这造成了国共关系的不明确，进而引发了国民党左派的怀疑和国民党右派的攻击。

中共四大接受了共产国际五大的决议，强调坚持彻底地反帝、反军阀、反对侵犯工农基础利益的立场，对国民党实行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策略，建立独立的工农组织，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共四大从理论上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明确了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形成工农联盟的战略思想，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加剧，而随着五卅运动的展开，中共影响力日趋扩大，尽管未来还将面临许多风浪，但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革命的目标更加明晰。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而早在1925年2月15日，有鉴于国民党右派的猖獗，维经斯基就已经颇有见地地预言：“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智慧，应该被历史铭记。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5年第1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