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往来人口众多，这使上海历史上每遭疫情时，防疫难度都不言而喻。统计资料表明，仅1880年至1938年的59年中，上海便有37年出现霍乱疫情，但全国来看，防疫成效又相当不错。以1932年全国性大霍乱为例：当时上海总人口313.4万，感染4291例，染病率为0.13%，死亡318人，死亡率为7.4%，均属较低。究竟什么原因使上海总能防控得当呢？相对健全的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和公共医疗系统，以及人们不断提升的卫生意识，或许是重要原因。
“公共卫生”是个舶来概念，上海开埠之后，遭遇过几次疫病，1849年春夏之交尤甚。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随即着手构建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重中之重，是饮水和食品安全。过去上海仅少数富户有自备水井，普通人多直取河水。1875年，由英商立德洋行投资建设的自来水厂投产供水，这是全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厂。1883年，英商集资12万余英镑建设的杨树浦自来水厂也正式出水，并经由几十公里的管网向公共租界居民供水。之后法租界董家渡水厂、华界自来水公司水厂也分别于上世纪初建成投供。上海部分核心区逐步做到供水到户。同时，还出现了众多“老虎灶”，集中向居民供应开水，降低了病从口入的危险。
食品安全方面，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4年12月8日建起第一座菜场，并规定鱼鲜、肉类、蔬菜摊贩一律集中营业。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和法租界公董局医务处、公共卫生救济处，都设有专人负责定期检查菜场，督促消毒等事务；对于肉禽的宰杀加工卫生亦颇为重视。1876年工部局建成一座流水作业的屠宰场，对所有宰杀牲畜家禽进行卫生查验，此后两租界又建起几座大型宰牲场。目前已改作“1933老场坊”的原公共租界工部局宰牲场，其规模与现代化水平在远东地区堪称领先。
此外，上海是全国最早设立公厕的城市。从1864年公共租界建起第一座公厕以来，两租界一度开展了厕所设施竞赛。粪便的处理甚为规范，由专门队伍负责收集、清运，既保障城市卫生，又促进循环利用。工部局下专设“粪秽股”，而公董局关于粪便处理系统等内容的“城市卫生工作报告”，从1849年开始，每年一份，持续到1940年，是一份有价值的城市粪便管理文档。生产生活垃圾也统一收集、运输、分类处理。生活和工业废水则统一汇集到于1923年在河间路、天山路、欧阳路建成的东西北三座大型污水厂进行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污水厂附设污水成分分析所，对废水水质进行抽验，以随时发现细菌和病毒。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可有效降低疫病发生概率，而不断完善的医疗系统则使患者能尽快得到救治。1844年2月，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洛克哈脱（即“雒魏林神父”）在上海筹建“仁济医馆”（今上海仁济医院）。由此，外侨在半个多世纪间，在上海先后建设了不下三百家医院。
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时疫医院——专门用于对付流行性疾病的医院。1908年春夏之交，鼠疫传入上海，一时人心惶惶。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大清红十字会（后改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时任红会副会长的沈敦和，与同为浙江人的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等一批民间慈善人士，联手在天津路316号筹设上海第一家时疫医院。次年，沈敦和等人又经红十字会批准，动用为东北中俄战争救护募款中的余额，加上社会各界捐助的善款共计53万余两白银，在徐家汇路（今华山路）购地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这家医院的医疗、教学设施和环境可谓当时“沪上之冠”：冷热水管、解剖房、割症室、蒸洗器械房、爱克司电光房、配药房、储药房……无一不备。医护人员的配置之强在当时的上海亦首屈一指。
由于沈敦和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天津路“时疫医院”也由此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时疫医院”。总院与分院医疗资源共享、人员物资通用。如今，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现已成为上海最出色的医院之一——华山医院。1932年上海大霍乱爆发之时，上海有时疫医院20所，其中17所为民间资本开办，多数时疫医院只是“候季而开诊”。
沈敦和与朱葆三是民族资本参与公共医疗事业的杰出代表。1919年上海霍乱期间，外地染病者也大量涌入上海求诊，各家医院人满为患。沈敦和与朱葆三等人于7月再次发起集资募捐，在西藏路成立了新的时疫医院。沈敦和本人为此操劳过度不幸去世，年仅55岁。几年后的1926年盛夏，上海霍乱、痢疾再度爆发，时疫医院收治病人大超负荷。当时挂名院长的朱葆三已捐出全部家产，仍不顾79岁高龄四处求告，心力交瘁，因感染而于9月2日病逝。
上述两种医院之外，还有专为收治特定传染性疾病而开设的传染病院。上海过去肺结核病多发，所谓“十痨九死”，人常“谈痨色变”。原有的两家肺病疗养院均在租界。后来，在公共卫生专家颜福庆推动鼓励下，“五金大王”“石油大王”叶澄衷之子叶贻铨，将私属“叶家花园”捐作肺病疗养院之用，并以其父之名命名为“澄衷疗养院”。
近代以来上海抗击传染病的过程中，民族资本、舆论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每逢大疫，中外媒体倾力报道，动员民众投入抗疫之战。1925年盛夏上海突发霍乱。《申报》以大版面报道实况，如上海时疫医院“病房收容将满，各医生尽夜诊治，忙碌异常”，又如“疾病多为进餐生冷食物、露宿、身体双手不清洁”引起，提醒市民注意。朱葆三奔走一线殉难的事迹，也因媒体及时报道而广为人知，在他大殓之日，50余万市民自发上街告别。
经过一次次抗疫洗礼，上海市民的卫生意识也不断加强。开埠之初，租界市政当局初推公共卫生设施建设，颇遭抵制；到民国初期，华界、租界先后颁布《清洁违章条律》《食品卫生条例》等许多规章，均能顺利贯彻。不仅如此，企业员工和市民群众还纷纷踊跃参加各类消毒队、灭蝇灭蚊灭鼠队、防疫队等，使上海的公共环境成为领先全国的模范榜样。
此外，上海市民的卫生意识也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分不开。不少来华人员和本土开明知识群体大力呼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并宣传文明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商务印书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增加了健康卫生普及知识，如把加缪《鼠疫》编入语文课本。馆办《少年杂志》连续刊登《鼠疫预防法》《蝇谈》《卫生要话》等专文，提高读者的传染病防治意识。1932年，又一次大霍乱突袭上海时，仅经过4个月，疫情便快速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