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唐山1976

　　口述者：马慎瑾

　　采访者：钱益民（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李艾霖（复旦大学本科在校生）

　　迟祥宇（复旦大学本科在校生）

　　时间：2016年3月27日下午

　　地点：复旦大学枫林校区 6 号楼三楼档案馆会议室

　　马慎瑾，1933年生，中共党员，主任医师。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历任中山医院骨科副主任、中山医院镇痛门诊主任、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上医大临床疼痛研究中心常务主任、金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卫生局腰疼协作组副组长、上海市卫生局医疗成果鉴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疼痛分会顾问、《骨科并发症防治杂志》主编、《中华中西医杂志》常务编委，《经腰痛杂志》《内镜杂志》《爱惜康杂志》《上医学报》编委。唐山大地震后作为首批上海医疗队成员，在唐山抗震救灾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我原来在第九人民医院药房工作过三年，后来想考大学，拼命了两个礼拜，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并于1961年毕业。之后除了第二年去静安区进修了一年，我一直在中山医院工作。在中山医院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主要从事外科手术，效率颇高。比如阑尾炎切除手术，最快约二十分钟完成；拇指、食指、中指等腱鞘炎手术，我一个下午出诊两个半小时，能做十九个，仅带一个普通的年轻医生帮忙缝针就好。中山医院刚好那时候开始开展针麻（针刺麻醉），全上海组织来学习，市里边有很多人来看，我们医院选了我负责骨科，我一个上午能做三个半月板切除手术，都用针麻。

　　1976年7月份医院接到紧急通知，唐山发生地震，要我们马上出发，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赶快通知家属。作为一个当时已有25年党龄的党员，响应党的号召，无条件去付出，为灾区人民服务，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虽然有各种困难，但都应该尽力克服。我家两个儿子，一个3岁，另一个还不到10个月，平时都是我和爱人一起照料。接到通知后，我告诉爱人说紧急任务需要去唐山，再大困难也要克服，她那时候在急诊间当护士，平时工作很忙，还要值夜班。一个人，除了上班，还要接孩子，没人帮很是困难，但她毅然让我放心离开。就这样交代一番后，我随着大家一起前往唐山救灾。

　　初见唐山

　　去的路全坏掉了，进唐山的路全部裂开，车子没办法开，后来我们坐了直升机进去。将要到唐山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没法完全感受到地上的惨景，但依稀可以看到好多灾民没衣服穿，都是赤膊的。那时候我们心里还是有些信心的，毕竟在灾民眼里，我们就是国家派来为他们治疗的人。我们从直升机上下去，灾民们整个围了一大圈，场面很惨。很多房子都塌了，原来七八层的也一下子变成一块平地。我看见有一家，房子塌了，家具也塌了，但人在里面，解放军把一个穿着短裤的女人拖出来，已经死了。到处都是尸体的臭味。我们后来到学校的停车场里，学校有一个楼还没有塌，但是没有人敢进去。当地没有医院，我们在操场上搭起临时帐篷，就住在抗震棚里。有一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时，突然地震了，人根本没办法站稳，发生余震就是这样。天气也是从没见过的异常，在上海我从没看过这种天气。那是个黄昏，可以看得见云，但是那是乌黑乌黑的，还有红的，乌红的，那个天象太奇怪了。

　　那地方也没有水，解放军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解放军牺牲蛮大的，也蛮负责任的，很多事情都靠他们。我看见他们挑来水，问他们：“你给我喝点水好吧？”解放军就说：“你喝，喝口水。”水也不是自来水，是挑上来烧干净的井水。

　　那时候一顿饭，给我们发半个饭盒的小米粥（实际上稀得很），不论男女都是一人一个馒头，男同志一个是绝对不够的，有些女同志会省下半个给男同志吃。因为吃不饱，大家都瘦了不少。

　　地震之后，各种奇形怪状的病人全来了。有的手畸形了甚至断了，都要由我们骨科医生负责。我在工作的时候，每天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三点，才有空去吃点午饭。当时各种器材都很缺乏，只能想各种办法替代。比如把大树砍下来做成夹板，靠手把病人的畸形矫正再用小夹板固定起来。天天这样干，实实在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渐渐改善

　　因为我要负责整个外科的医疗，虽然家里困难，我还是让他们先走了，自己继续留下来。三个月之后，领导调了两个头头来。我们就开始搭抗震棚，用作临时病房。这些草棚作的病房，很是简陋。我们拿个大被单遮住上面，四周围着就是手术室了，医疗器械也都很简易。有了手术室，病人就更多了。搭出来的棚，棚底下一个一个拿布挡起来，这边开刀，那边消毒手术。我们麻醉科一个上午开36台手术，其中包括骨科人工股骨头置换术、胸外科肺叶切除术、神经外科切除听神经等比较大的手术。我们开刀一点点影响到他们玉田县的医生，他们来参观，来进修了，这说明我们当时做的小有声誉了嘛。

　　当时那么多人，那么多污染源，又是在很小的空间，而且空气不密封，烧炉子……但没有感染案例,一年中都没有一例手术死亡的，真的很不容易，也很难想象。这个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亦是医学史上重大的突破。其中有次手术印象尤其深刻。我们在玉田的手术室有四五间，后来陆续撤走，正好撤到还剩一间手术室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危重病人，他在玉田公路上面，开车出车祸了。方向盘撞在他肚子里面，压进去了，压碎了脏器，疼得不得了。腹腔里查出有气体，说明肠子被撞断了。这个手术很危险，而那时候手术室只剩一间了。但是这个人一定要开刀，不开刀不行。这个人血型是AB型。AB型本身就比较少，而我们的条件又艰苦简陋。如果把他送到北京，路上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很可能撑不过去，但在我们这里开刀又的确有危险。此人正好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工作人员，是在赶去建纪念堂的路上出的车祸，大家更应该想办法救他。于是我们广播：整个医疗队，凡是AB型的，通通来报到。一共有六个人，将他们全部采血。幸好后来抢救好了，准时有车来接，没有感染，恢复之后送回北京去了。把他抢救过来之后，有人开车送来了半卡车的慰问品—奶粉、罐头、营养品，来犒劳我们。虽然我们过得苦了些，但是病人还需要开刀，他们更苦，所以我们把慰问品全部送给了病人们。

　　后来河北省委书记来慰问我们，对我们的评价很高，说：“多么好的医生，要给他们吃饱。”所以后来我们有饺子吃了，还有包子；装上自来水龙头，也有水了。一开始也没法洗澡，热天只能用毛巾擦擦，后来就有自来水供应了。

　　医疗之外

　　我们生活作息基本还是蛮规律的，每天早晨穿着白大褂做广播操，学习，还要增加一点生活的乐趣嘛，所以也搞一点文体方面的活动。因为那边天气很冷，地上结冰了，大家就学溜冰。也搞过足球比赛、拔河比赛。后来我们组织过到周围的地方玩，我们到了北戴河，天下第一关，去的路上六个小时，玩了六个小时，回来又六个小时。

　　去救灾的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医务工作的确起了很大的触动。做医生、做医疗工作，要不断地学习，特别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要有创造的精神，创新的精神，要能够解决医疗上的困难和疑难杂症。我有些成果曾分别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上医院刊上报道过，并协助了全国十余家医院开展新手术，解决手术失败疑难案例多例，创办了四届骨科防治并发症学术会（由中华骨科医学会承办），主持全国中西医结合疼痛学术会议五届，筹办中华医学会上海骨科年会论文学术交流会议一届，应邀全国讲学 34次，会诊手术62次，发表论文65篇，我的事迹被收录在《中国改革者风云录》《中国大陆名医大典》和《中国专家名人词典》等书中。

　　我去过金泽、青浦、朱家角，参加农村医疗队三次，很多金泽农民到现在还知道我—我救过不少人。一直到现在，我看门诊医疗时候，这些病人还会来，他们的下一代、孙辈都来找我看。我在上医成立了疼痛研究会，把临床跟前期结合起来。现在六院跟仁济都擅长治疗疼痛，但有看不好的病人，他们会介绍到中山，到我这里来看。搞疼痛没什么油水，因为它赚不了大钱，很多人也不大愿意搞，病人太多了。我做了很多实验，例如在猴子骶棘肌横断术成功的基础上，治好了经全国骨科医师会诊后无法医治的女知青（被《解放日报》以“心血浇开生命花”为专题报道），该疗法还被成功应用在经多次手术失败而施行第八次手术的患者身上，并获得成功（被东方电视台报道）。

　　我儿子是搞通讯的，他也去过一次唐山，搞通讯，搞开发区。他无意中说到我爸爸当年来参加过唐山抗震救灾，当地人就对他特别好。我儿子现在都记着，他说那不得了，对唐山他们是绝对有感情，他也感到很高兴，他们重感情，唐山地震来抗震救灾的最有体会了。我感触颇深，社会上，创新是要创，但是不能吹牛。人这一生很平凡的，之前老一辈的领导真的是作风很好，谨遵党的教育，不贪污不腐败。现在党抓不良风气抓得严，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