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上海兵”（三）

　　口述者：吴江山 葛进民 朱万高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刘惠民（上海电视台《新闻坊》记者）

　　        王民华（原13师通信兵）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6月6日

　　地点：黄浦区泗泾路21号

　　吴江山，1965年空军招选飞行员，于上海入伍，进入空军长春第一预备学校十四期学习。1966年选入空军领航学院空中领航专业学习，十八期毕业。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最初几天，曾为唐山空运物资并转运伤员。

　　葛进民，1959年8月招飞入伍，进入空军长春第一预备学校。1961年选入空军领航学院空中领航系学习，1964年毕业。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最初几天，曾为唐山空运物资并转运伤员。

　　朱万高，1958年9月进入哈尔滨空军一航校飞行专业十四期甲班学习。1962年毕业留校当飞行助教， 1964年分配到飞行部队。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最初几天，曾为唐山空运物资并转运伤员。

　　吴江山：

　　我是空军第13师第一个飞往唐山救援机组的领航员。按照规则，在执行飞行任务前，一般部队领导会直接下达任务，包括交代飞行的目的地、性质、要求及注意事项等，我们执行命令。我们飞行员都接受过严格的政审，例如有些核武器试验等特殊任务，都是很保密的，也都是领导直接下达命令。而这次去北京，所不同的是部队领导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们直接领受由空军机关下达的任务。

　　1976年7月30日中午，我们飞机由湖北直飞北京，经过2小时24分钟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南苑机场。空军领导机关交代我们尽快飞唐山机场，那里因地震铁路、公路交通受阻，只能动用飞机运送伤员和物资，保障抗震救灾的进行。在机场待命时，我们得知唐山机场的保障设施严重受损。第二天（即7月31 日）上午，我们飞往唐山，是我们部队第一架飞往那里的飞机。机型为苏联产安东诺夫12型飞机，简称安-12。这种飞机是通过民航的名义买来的，数量很有限，一共也没有几架，当时是国内最大的军用运输机。卡车可以直接开进去，体积能容纳两辆车。如果司机没有把握的话，可以利用电动绞盘将车辆牵引上去。

　　在飞往唐山的航线上，我看到地面公路上行驶着一些起重车辆。经过32分钟的飞行，我们达到唐山机场上空。要建立航线时，我们看到整个唐山市一片废墟，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心情十分沉重。机场就在唐山市的西北方向，距离七八公里处，飞机起飞降落时都要经过唐山市上空。我们落地后，首先看到的是上百辆军用卡车，在草地上有序地排成行，卡车上摆放着担架，担架上躺着伤员，那时天气热，卡车上也没什么遮阳的东西，伤员很苦啊。这时，我已感觉还有余震，跑道在晃动。

　　调度室主任跑步来到飞机前，他说话沙哑，已经有两天没有睡觉了，嘴角都是水泡，可能是长时间没有喝到水引起的。在他的安排下，卡车开到飞机后舱大门前，先安排重伤员的担架上机。为了容纳更多伤员，飞机上的座椅都拆光了。等伤员都装满了后，我们又起飞，飞往沈阳东塔机场。在航线上，我们又看到通往滦河的公路上抢险救灾的车辆穿梭不停。

　　我们从唐山起飞，经过1小时10分钟的飞行到达沈阳东塔机场。救护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飞机停稳了后，医护人员紧急上机接伤员，小心地把担架往下抬。那些伤员很激动，因为等待时间太长了，这种心情，我无法表达。伤员担架卸完之后，我们对整个机舱进行打扫、消毒。清理完后，沈阳食品厂的汽车也来了，刚生产出来的食品就往机场送，还冒着热气哩。除了点心等食品外，还有药品和急需的物品等，一并由我们运往灾区。飞机在东塔机场再次起飞，经过1小时20分钟飞行，又回到唐山机场，马上卸货、上伤员。总指挥是陈永贵，他头上还缠了个白毛巾。

　　当天（7月31日）我们就飞行了4个架次，飞行时间共4小时13分钟。8月1 日，我们机组按照这个航线，又往返飞行了4小时59分钟。8月2日飞机装载救灾物资飞唐山后，主要是将伤员和失去亲人的孤儿运送至石家庄。据我所知，唐山的孤儿大部分被送往石家庄，还有到大连、潍坊等地的。在执行任务9天时间里，我连续飞行了8天，其中只休息了1天，共飞行了21架次，21小时15分钟，基本上都是短途飞行，在就近的大城市机场转运伤员和运输救灾物资。不瞒你们说，装尸体的袋子，也是我们从沈阳拉到唐山的。开始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拉这些塑料袋？后来才知道，尸体就地掩埋的话，气味太重，用袋子装着会好很多。在这期间，我们没有在唐山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次水。确实，条件也不允许。在不顾疲劳和辛苦的情况下，主要是社会责任心促使我们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地多运一名伤员，多装一件救灾物资，让灾区人民早点受益。

吴江山保存的当年的飞行记录簿

当年的飞行记录

　　我们在机场待命的时候，有一个上海411医院的护士，她的丈夫是位唐山籍的海军飞行员，便跟着丈夫转业来到了唐山。结果这次丈夫在唐山大地震中牺牲了。她的腿部和头部都受了伤。她知道我是上海兵，就找到我，问道：“你们有没有去上海的飞机？”我说：“这个都由调度室安排的。我可以去帮你问一下。”我从小在411医院长大，对这个医院很熟，很有感情。于是我把她的事情跟调度室主任说了。但我当时飞行任务紧急，说了之后，也没顾上落实。救援任务完成之后，我探亲回上海，专门到411医院外科病房去探视她，她恰巧在那里治疗。

　　这次救灾使我们充分体会到全国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抗震救灾作出了贡献。同时，我有一个体会，当时国家的经济水平落后啊！汶川地震时，有多少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运用到救灾啊。可唐山地震时连瓶装水都没有，老百姓能喝到游泳池的水已不错了。这就是历史啊，令人心痛的历史教训。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后，我们空运任务先告一段落。8月9日，我们顺利返回部队所在机场。

　　葛进民：

　　吴江山机组是到北京领受任务的，我们的机组是部队领导直接下达命令的。接到命令，我们5架飞机到唐山去参加地震救援。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唐山地震后机场还能不能用，飞机能不能落地？后来知道可以用。

　　朱万高：

　　因为唐山机场正好建造在一块大石板上面，地震对机场基本没有影响。

　　葛进民：

　　我们机组30日就赶到了。

　　朱万高：

　　我自上海当兵后，在部队工作了26年，为部队参加作战、救援等做了很多的工作，也见过了很多大场面。但唐山大地震时，我们国家当时是极“左”，声称不接受国外的救援和援助，用老百姓的人命来证明革命的口号。说句心里话，我活到七十多岁了，这一生所见所闻最惨烈的就是唐山大地震。

　　我们接到命令后，是5架飞机一起去的，飞机的型号是安-26。后来我们国家又进了一批这种型号的飞机，要用40节火车皮的苹果跟苏联换一架飞机，以后又买了几架。我原来飞安-12，安-26来了之后，我就去飞这种飞机了。

　　当飞机到达唐山上空的时候，我们看到唐山是一片废墟，基本上没有好房子。我们降落后紧急将那些骨头压碎的、腰压断不能动弹的危重伤病员送到石家庄。因为唐山医院都垮了，已丧失了救护能力。那时候，每架飞机规定装载五十个成员，实际上拆除座位能拉到六七十个，所以地板上躺满了伤员。

　　葛进民：

　　我们最多的时候，拉到80人。先让人一个大字排开，把腿稍微拉开点儿，这样距离就短了，再把其他人插进来，增加运载的人数。

　　朱万高：

　　我们看到拉伤员到机场的，有汽车啦，拖拉机啦，板车啦，马车啦，什么样的都有，伤员就睡在门板上。拉过来以后，把门板拉到飞机上，再将门板一抽，伤员就躺到了飞机上。北方人有个特点，睡觉是光身子的，所以有的人没有穿衣服，就用毛毯、床单包一包。我拉过一个女的，敞了怀，一个很小的小孩趴在身上吃奶。小孩子很懵懂，一会儿爬到左边吃，一会儿爬到右边吃。看了心里很疼痛！

　　听机场的战友说，唐山地震那天晚上，马路像波浪一样，先是上下起伏，然后是左右摇摆。我曾经拉过一个伤员，女同志，是唱样板戏的。那天晚上她住在唐山的一个招待所里，两楼有一个窗口。一地震就把她从窗口甩出去了。她想站起来发现已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因为什么房子都没有了，后来通过看电线杆，才能模糊辨认这是一条路。她被甩得还算好，一条胳膊摔断了，用绷带挎着，跟着我们的飞机转运出去了。

　　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父母全都死了。一个陆军的小女兵一直抱着她。转机的时候，这个小孩什么人都不要，只要那位小女兵。最后，小女兵跟着我们的飞机飞到石家庄，一直把小孩送到民政局，才跟我们回来。

　　葛进民：

　　如果现在想查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可能还可以通过石家庄查到。

　　朱万高：

　　我曾和陆军兄弟交流过。我记得那时机场跑道头的后边，有一块草地，草地里也埋了好多尸体，都插了牌子。大概是个医院的，牌子上写了几病区，第几床，连名字都没有。

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纪念册及扉页上的毛主席语录

　　葛进民：

　　唐山的空军战友遇难的也不少。当时就听说：调度室四个姓刘的，“一个也不留”，很惨痛！

　　朱万高：

　　我们部队有个唐山籍的飞行员，5月1号结婚的，休假到唐山。因没有了音讯，我们不放心，就跟调度室说了这个情况。调度室派了两辆车到他家去找，结果他家房子垮了，人已死在房子里。门缝里还有苍蝇飞出来。

　　葛进民：

　　记得去的时候，调度室给我们每人发了两个口罩。我还纳闷：发一个口罩就够了，怎么还要发两个？调度室人员跟我们说：“发两个口罩，你都不一定够用呢。”果然，车子开进市区后，那个味道，简直要把人熏死。

　　朱万高：

　　转运伤员时，我们大概一分钟起飞一架飞机，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五架飞机连成一串。

　　葛进民：

　　跑道上没有飞机时，调度室让我们自己看空中情况，自己注意安全。我们一分钟不到起飞一架，朱万高是机长，我是领航，我们俩一架飞机，精神高度集中。唐山地震那么多飞机来来往往，没有出事故，真是不容易啊。

　　朱万高：

　　我有一次很惊险。那天，我们的飞机从石家庄起飞后，往下看，地下很暗；往上看空中，正好有一架飞机对着我飞过来。他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他了。当时学员飞的左座，我飞的右座，还好紧急避险了。

　　葛进民：

　　空中相撞，碰到一点儿就完了。

　　朱万高：

　　那时候飞机起飞是密封的，落地也是密封。当时使用的跑道短，中间进去了，两头飞走了。机场里全是飞机。

　　葛进民：

　　那时候飞行都很危险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眼光。一到空中，周围都是飞机，不谨慎不行。

　　朱万高：

　　唐山地震后，华北余震不断。我们半夜飞到石家庄，刚住下突然地震了，我在房间里听到外面走廊上“嗡嗡嗡”很响的声音，门就打不开了。

　　葛进民：

　　三个人都打不开。

　　朱万高：

　　有些年轻一点的士兵，想从窗户上跳下去，结果给拉回来了。我跟我的师长卷了席子，在跑道的飞机边，睡了一晚上。后来有一次飞到山东潍坊，也是半夜里地震，卷了东西就往外跑。

　　葛进民：

　　一阵一阵地，搞得很紧张。实际上不全部是余震，有的是误报了。

　　朱万高：

　　当时的预备措施是给你们发一个锣，万一有地震了就敲锣，听到锣声了就往外跑。我们有位负责人，他因为太疲劳了，睡觉不留心，脚那么一动，正好把锣踢中了。锣掉地上了，“咣”的声音很响，他以为地震了就往外跑，结果脚趾甲都被踩掉了。为什么呢？因为飞行员都穿很厚很重很结实的飞行靴，那样的鞋踩一下，谁受得了？

　　葛进民：

　　我们在唐山机场见到许多上海各医院的医疗队。刚才听你们介绍，38军赴唐山救援中也有上海兵，可见“阿拉上海人”是真正作出贡献的。

　　朱万高：

　　我们是“上海兵”，转运伤员没有飞往上海。但这不是说没有重伤员转运到上海的，飞上海的任务是由民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