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一年 激励一生

　　口述者：徐建中

　　采访者：陈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退休党总支书记）

　　叶福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校副校长）

　　袁春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退管会办公室科员）

　　时间：2016年4月2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东四舍会议室

　　徐建中，1953年生，中共党员，副教授。先后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工会常务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退休党总支书记、退管会常务副主任。1976年作为第一批上海医疗队队员赴唐山抗震救灾，并留任于第二批医疗队。

　　一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秒，这次地震确实是一次灾难性的地震，给唐山和整个京津唐地区造成了重大损失。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马上指挥布置抗震救援工作。

　　7月28日下午6时，上海市接到中央卫生部的通知，要求上海组织医疗队赶赴唐山进行救援。接到卫生部通知后，上海于7月29日成立了由上海市卫生局的 3位领导与15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大队部，同时，一共组建了56支医疗队，每个医疗队15人。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组建了8支正式医疗队，2支预备医疗队。上海第一医学院组建了6支，上海中医学院组建了3支。

　　医疗队的组成要求很具体：每个医疗队里有2—3名骨科或普外科医生，2 名内科医生，1名麻醉科医生，1名药剂师，1名检验科医生，1名护士，3位干部（1位指导员，正副队长各1位，均须为医务工作者）。二医的8支医疗队中，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各组建2支医疗队。二医成立了中队部，中队部共有7人，中队部政委为刘远高，队长为孙克武，我是中队部一名工作人员。

　　我怎么会成为医疗队的一员呢？当时我是二医中医教研室的一名老师，那时我们还要到医院看门诊的。记得7月29日那天，我正好在仁济医院看中医门诊，大概是11点半回到二医的，回来以后我就听说学校在组建医疗队的消息。其实那时，二医赴唐山的人员名单基本都已确定，但当时我心里确实非常渴望能够去唐山做点事情，于是我就直接找到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左英，向她表达了我想去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心愿，左英对我的行为表示支持，她说：“小伙子，你想去就去吧。”随后她就电话联系市卫生局，我就此成为二医第一批赴唐山抗震救灾中队部的成员。

　　这样，我们二医系统第一批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总共去了127人，8个医疗队每队15人，共120名医疗队员；再加上中队部队员7个人。

　　7月30日早上，我们乘坐9056次专列，7点20分从上海北站发车，9点25分到常州，下午2点20分到达蚌埠。那个年代，凡是国家重大的消息都是4点布的，记得当天下午4时20分，在火车上面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说唐山地震损失“极其严重”。当时我们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因为刚开始时对外公布的消息是唐山地震强度为6.5级，而且上级布置任务的时候也只讲准备好5天的口粮，所谓的口粮其实就是食品公司准备的压缩饼干和榨菜，所以我们出发时个人的生活用品、替换衣服等都没多带，但是各种急救所需的医疗用品和器械我们带好了。

　　31日凌晨4时12分，我们到达天津附近的杨村。到杨村以后，火车就无法再往前行进了。强烈的地震导致铁路被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铁轨都像油条一样卷绕起来。我们就临时决定到杨村军用机场，然后坐飞机进入唐山。

　　下了火车转往杨村机场的途中，我们还要把从上海带来的药品和器械也要一并转运走。那个时候的葡萄糖盐水瓶都是玻璃瓶，不像现在的塑料瓶装轻便，份量很重。我们这些队员不论男女，每个人都背负一整箱盐水瓶带到杨村机场。同时，每个医疗队还要带一顶帐篷，帐篷也都是由很重的铁杆和帆布材料制成。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说自己背不动，或是有放弃后退的想法，所有的队员都齐心协力参与其中。

　　我们大概是31日8点钟进入杨村机场，当时看到杨村机场里一片忙碌场面，都忙着在调动部队赶赴唐山救援。我们一直等到11点半才上了飞机，上海医疗队是第一个进唐山的，127个人分乘三架小飞机前往唐山，当时我乘坐的是第一架飞机，跟随余贤如老师所在的新华医院一支医疗队一起进去的。到达唐山机场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在机场迎接我们，他流着眼泪对我们讲：“上海的医生你们辛苦了！”经过长时间的路途奔波，我们确实感到比较疲惫，那个时候的火车不像现在的高铁比较平稳，在行驶的时候噪声很大，且由于是硬座震动很厉害，在火车上根本是无法入睡的。

　　二

　　到了唐山机场以后，除了新华医院留下一支医疗队驻扎在机场，其余人员分乘四部军用卡车前往丰润县。我记得很清楚，那里的马路都是裂开来的，从唐山机场到丰润县80公里的路程，我们的车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晚上6点钟，足足开了四个小时。车子一路过来，我们看到整个唐山市没有一间好房子，全部塌了，只有唐山发电厂的一根烟囱还是好的，其他房子全倒了，真的很惨很惨。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小姑娘被裤带悬吊在倒塌房屋断裂的钢筋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把她救下来，听说后来还是不幸死掉了。

　　我们到达丰润县后，就看到在丰润县人民医院门口，有上万个病人在等待我们医生的救援治疗。伤病员非常得多，我们整个中队部带去的一万片止痛片，一千根导尿管，一个晚上就全部发放用完。有很多伤员在地震中腰椎被压断，下半身瘫痪导致尿潴留，肚子鼓胀如气球般，人非常难受。我们就想办法把电线里面的铜芯抽掉，然后再经过消毒处理，用其为患者导尿，解决了导尿管不足的问题。在房屋废墟中到处都是遇难者，由于天气异常炎热，尸体很容易腐烂，部队就专门负责把遇难者集中掩埋。到达灾区的前三天三夜，我们基本没合过眼，大家都以高强度的精力投入到紧张的医疗抢救中。

　　正值盛夏，高温酷暑。刚到灾区的前两天，唐山无水供应，等到了第三天，消防车从北京把水调运过来了，但每人每天只供应一搪瓷缸水，饮水、洗刷都全靠这一缸子水解决。我们基本上都用来解渴了，洗刷的话就能免则免。这种少水的状态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我们住的条件也很简陋。从8月1号起天就开始下倾盆大雨，当地政府给我们用芦苇搭了一些临时棚，再把伤病员转送到棚里。因丰润县的治疗条件有限，从8月2号起，国务院派了专列开始把丰润的伤员全部转往灾区外治疗。当时我主要负责指挥转运伤员，伤病人非常多，每天都有多辆火车在不停向外转运伤员。我指挥转运伤员也按照一定的分配制度，比如每天一趟火车来，从瑞金医疗队处接30个伤员，从仁济医疗队处接50个伤员。印象最深的是8月3日那天，我亲手把一位伤员送上火车，那是一个下身截瘫的小姑娘。我和这位小姑娘之间很有缘分，20年之后的1996年7月10日，二医组织了40名同志再去唐山义诊时，我在当地截瘫病人医院又看到那个小女孩，后来我和她还有书信往来。

　　三

　　在唐山我一共带了两批医疗队。第一批医疗队工作了60天，从7月30号出发，9月25号撤回，当时要求我们中队部要留一个人，我就留了下来，也就是连任两批，第二批医疗队其实就是抗震医院的第一批队员。由于灾区余震不断，比如7级以上地震我们就遇到过好几次，所以中央就考虑造抗震医院。8月下旬，我们学校派了井光利、黄飞等几位有经验的老干部，来指导筹建抗震医院。9月9日，李春郊带着第二批医疗队来到丰润。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呢？是因为那天我正好带了几位队员去秦皇岛接一批医疗用具，上海的医疗用具都通过那边的港口运过来，9月9号早上七点钟从丰润县出发，下午一点半才到，因为地震过后路面都开裂，车子震得我们都直呼受不了。我们就是在秦皇岛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的，我当时就决定马上回去。我们后来是晚上十点半回到丰润的，正巧看到第二批来抗震医院的队员。

　　第二批医疗队员中，瑞金有24人，仁济和新华都是19人，九院20人，还有虹口区中心医院13人，二医一共17人，我们这些人就是丰润县抗震医院的第一批成员。虽然建起了抗震医院，但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每天都只能吃“抗震汤”，平时吃“抗震汤1号”，其实就是白菜汤，星期天可以吃到“抗震汤2 号”，就是汤里有两片肥肉，那时大家都盼望着星期天能吃到那两片肥肉。还有唐山到了10月份就开始下雪，很冷很冷，只能靠生火取暖，但是这样就容易发生火灾。12月10号，抗震医院就发生了一场大火，把整个手术室都烧光了。

　　在抗震医院大家都十分团结，队员之间有的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后来成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的刘锦纷、朱小平夫妇，那时他们一个是新华医院的医生，一个是仁济医院的护士，他们两位在抗震期间喜结连理后，将他们的儿子取名为刘震缘，成为了一段佳话。

　　在唐山开展医疗救援期间，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解决了医疗匮乏和医疗落后的现状，医疗队员们也和唐山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医疗队的潘家琛老师为当地多个患有兔唇的孩子做了手术治疗，同时带教出了当地的一些医生。苏肇伉老师是抗震医院成立后的第一批成员，他在当地做了很多例心脏手术，包括分离了一对连体婴儿。又如仁济医院心内科专家黄定九老师，由于唐山天气冷，心脏病人就多，包括部队在内，经常请我们去会诊。黄定九出去会诊通常是我和他一起去的，包括很多偏远的部队医院。还有瑞金骨科的张沪生医生，在1996年组织回访唐山的时候，他在那里碰到了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张沪生建议患者到上海治疗。后来病人在上海治疗期间，张医生经常自己烧了饭菜送到病房，病人出院结账的时候缺了800元也是张医生为其垫付的。

　　我真心希望将来医学院不要忘记当时在唐山参加抗震医疗救援的同志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无怨无悔、无私奉献，展现了上海医生的风采、展现了医学院的风采。特别是第一批去的队员是没有任何补贴的，直到成立抗震医院后，才有每天一角七分的补贴。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世，如果需要，我可以协助学校把当时所有队员的名单整理齐。

　　四

　　1976年7月28日，对于40年前遭受毁灭性地震的唐山来说是永世难忘的，对于40年前奔赴灾区抗震救灾的医疗队队员们来说也是刻骨难忘的。我珍藏了很多当年的照片，每张照片都是一段回忆，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故事。

　　这张照片，是仁济医院的黄定九同志和他当年在唐山治愈病人的合影，拍摄于唐山地震20周年之际，也就是1996年回唐山义诊时，这张照片是很有意义的。

　　我记得当时十分不便开展医疗救助，抗震医院成立后，医疗条件还是非常艰苦，医疗用品、医疗设施都跟不上。当时对于有呼吸困难症状的病人，没有呼吸机来作辅助治疗。我们就想了办法，用水壶把水烧开，通过一段竹管连接水壶壶口和病人呼吸道，利用水蒸汽起到喷雾滋润的作用。我们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创了许多新的医疗器械，并取名为“抗震牌”、“先锋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