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地救护”

　　口述者：杨涵铭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戴润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张鼎（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综合科科员）

　　时间： 2016年1 月 11日

　　地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哈佛楼

　　杨涵铭，1939年生，主任医师，先后从事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和急诊及 ICU等临床工作。1999年退休前，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委员、上海医学会第33届理事和急诊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大地震发生后，作为第一批上海医疗队队员，赶赴唐山参与抗震救灾。

　　我1939年出生，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时，刚好37岁，年富力强，已在神经外科工作十余年。唐山地震当天，我们华山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像我们这种大医院，派出一个人是没有用的，没有协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必须成立了一个大的医疗组，大医疗组下再分几个小组。

　　我记得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气格外晴朗，谁知在祖国的北方，会有一场天大的灾难呢！我正在神经外科看门诊，突然接到医院党委办公室的通知：因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们要立即赴前线参加抗震救灾。我当时只穿着白大褂和短裤，下面一双塑料鞋，就问能不能回家换身衣服，但通知说情况紧急，马上会有飞机来接大家，让我们不要离开。所以医疗队员全都留在了办公室等待。后来考虑到口袋里没有钱，我就回去拿了十元。我们医院有一个党委副书记，是从沙家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里出来的，他说：我们打游击的时候都配带有一张草席，所以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张。结果，我们在办公室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因为唐山机场发生事故，一架飞机的机翼撞到房子，机场封闭抢修，原来准备承载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恰巧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回不去了，所以我们才改坐这趟车赶赴唐山。当时每个医疗队配备一辆大卡车，车上插了很大的“红十字”旗帜。上海市各大医院都派出抗震救灾医疗队，所以几十辆卡车集结在人民广场，车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当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从人民广场开往老北站时，老百姓看到这个场景，还以为要打仗了呢。

　　虽然火车上有电风扇，但那个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没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车到了天津的杨村，路就不通了。大家便在旁边的杨村机场待命。我们的救援队里有军宣队和工宣队，军宣队联络沟通能力比较强，他们就跟杨村机场的军人说明了我们的情况。机场同志有经验，他们说最要紧的是盐，于是我们每个小组各买了三斤盐，我们还买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还买了顶草帽，因为当时是盛夏，太阳暴晒。机场开阔，我们没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飞机下面，避免太阳照射。不过一会儿就有驾驶员过来说：“老乡，我们飞机要飞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下面去。另一架飞机又要起飞的时候，我们就再继续转移。

　　下午，终于来了两架运8飞机。我们每个医务救援人员都带了很多东西。作为神经外科大夫，带了必需的手术器械、A超（用来确定脑内疾患定侧）、整箱盐水等，后面背得像山一样。但是我们精神振奋，力气也变得很大。我们排着队上了飞机。飞机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地板。我们把东西堆放在当中，大家围着坐在地板上。飞机起飞后，飞得很低。一出杨村机场，我们就看到下面化为了一片废墟的村庄。其实，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包括北京通县、天津郊区也都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在飞机里感到闷热，就跑到了驾驶室，看见驾驶室里的飞行员都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我们问他们有没有水可以喝。他们说：“没有水，只有牛奶。需要牛奶的话你们可以喝。”我们就喝了一点牛奶。后来，我们发现有个女同事怀孕了，不宜背沉重的行李，男同事就义不容辞地分担了。

　　飞机降落在唐山机场，唐山机场也很乱。那里的房子都是解放以后用砖头和预制板造起来的，这种房子很不牢固的，很容易倒塌。唐山机场的指挥所也垮了，据说机场各类指挥和后勤人员是从北京急调来，机场上是人拿着报话机和红灯来指挥飞机起飞和降落。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车送水来了，我们就去拿水。喝完后就拿塑料袋把水扎起来储存。天亮以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但是现在铁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东北方向也不通，桥梁也断了，唐山火车站也毁了。只能用汽车送你们过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况。”

　　一筹莫展之际，我们看到旁边有解放军驻守的大帐篷，猜想应该是抗震救灾的指挥部，于是就过去找那里的领导。因为我们带着“红十字”标志，所以通行无阻，解放军对我们也很客气。抗震救灾中央指挥组成员杨富珍（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听见乡音，出现在大家面前，对我们表示欢迎，她说的也是上海话，问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把具体情况向她汇报了。杨富珍告诉大家，陈永贵副总理也在这里，他是抗震救灾的总指挥。通过杨富珍的引见，医疗队受到了陈副总理的接见。一身北方老农装束的陈副总理沉重地给大家介绍了唐山的灾情，也对我们上海医疗队表示了欢迎。陈副总理说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句话是：“唐山地震是毁灭性的！灾情太严重了，至今，我们都还不敢和毛主席讲。”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毛主席也身患重疾。

　　在陈副总理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终于乘坐直升机到了丰南地区。直升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地面指挥，驾驶员也都是光着膀子，短裤赤脚，凭经验把飞机开到目的地。飞机上的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两边的地上，中间放着医疗器械。我记得中央电视台新闻中还播出过这个镜头。到了丰南，进了中学操场，驾驶员关照我们，飞机不停车，下了飞机以后背着东西赶紧往后跑，不要向前跑，否则有被直升机的螺旋桨打着的危险。因为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们会围着飞机往上送伤员。如果遇到一些还没有送上飞机就已经死去的伤员，他们也没有力气再送回去，只能把尸体放置在机场边上。我们这些人做了十几年的医生，对尸体不会太恐惧，一起来的医学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十分害怕。我们就安慰他们，并让他们躲在我们身后。其实现场秩序很好，武装民兵等飞机一落地，就包围了操场，一般人很难靠近。

　　我们来到丰南中学的操场。当地人说，地震发生后，交通、电讯全断，县城已经与外界隔绝三天了，更严重的是还没有电。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就去水里面冲凉。其实水里也有死尸，但因为太热的原因，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饮用水，我们就把沟里的水取上来，放到锅里煮，煮开了再喝。丰南县城是不能住的，余震不断，房子倒下来非常危险。队员们就乘手扶拖拉机到了胥各庄。大家在一大片菜园子旁边的打谷场支起帐篷，插上旗帜，马上就有伤员送来，当即开始了抢救工作。

　　唐山地震的伤亡是很惨重的。第一批送来的多是截瘫病人，伤情常常使随队的医学生害怕得叫出声来。很多截瘫病人有尿潴留，小便拉不出来。导尿管用完了，我们就剪下倒塌房屋的电线，抽出铜芯，将塑料管（电线包皮）的一头在火上加热封好，再打上两个侧孔，就成了一根可以应用的导尿管了，再用二锅头消消毒，这样就解决了很多尿潴留的病症。病人的生命体征如果稳定的话，就暂时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因为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安置。我们自己有一个帐篷，杨村机场送给我们一个帐篷。我们扎帐篷已经习惯了，因为是平时的专业训练。除了我们自己睡的帐篷，还剩下一个小帐篷，用来存放医疗器械。

　　有些危重的病人需要进行开刀抢救，包括神经外科、骨科和普外科等方面手术。说实在的，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于是我们就在露天开刀。消毒的资源也很紧缺。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作为酒精消毒，应当可用。我们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都很慷慨地拿给我们使用。

　　天气炎热，需要给病人动手术时，我们就用洗干净的装化肥的塑料袋子剪三个洞，消毒后套在身上当手术衣，护士就在身后为我们擦汗打扇降温。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医疗队共进行了几十台各类外科手术。手术一般在远离房子的打谷场上，支起两张凳子，搁上一块平整的门板，铺上消过毒的被单、塑料布。所谓消毒就是将要消毒的东西放在蒸馒头的蒸格内蒸。北方的蒸格很大，很管用，用砖和泥架一个灶台，烧火，用蒸汽消毒，就解决了。作手术衣使用的水泥或肥田粉塑料袋，就在河里洗净，时值盛夏，红日高照，一会儿就晒干了。经消毒后再在外面一层用酒多次擦拭，以保障无菌。手术时，麻醉师、手术台上下的护士和医师均按正规手术操作。

　　我收到过一个病人，神志尚清晰，一侧眼睛的瞳孔很大，A超检查在这一侧有一个外伤引起的血肿。我们上麻醉后就切开头皮，发现是一个凹陷骨折，及硬膜外肿。我们取下颅骨清除血肿，止血，将颅骨整复后放回原处，缝合头皮。这种手术在华山医院是属于小手术，但在那种环境下，不得不做，否则两到三天后，血肿变大了，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手术后这个病人一直神志清醒，直至转到外地。其实骨科手术更多，普外科换药很多，但没有TAT（预防破伤风），所以后来发生了许多破伤风。

　　我们在上海做此类手术时，还有感染的情况。但在唐山，在露天或帐篷里面做的手术，却没有发生感染的。当时伤病员确实很多，大家深知抢救的时机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忙，工作强度非常大。还有一些队员则白天冒着酷暑，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巡回，轻伤员当场治疗，重症病人则拉回医疗队治疗。

　　丰南没有平坦通顺的马路，路上都是一堆堆的瓦砾，救护车只得在瓦砾上开，我们也只得在瓦砾上走，不晓得地震前这里是马路，是田地，还是人家，反正认准方向往前走就是了，根本看不见路，高高低低像爬山一样。

　　在当地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上厕所。刚好在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菜园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在菜园子旁边挖厕所。另外，睡觉也成问题。男男女女挤在一个大帐篷里怎么行？我们就想办法，男女同志分为两边，中间用行李隔开。但酷暑难熬，洗澡更成了大问题。男同志不要紧，晚上黑灯瞎火，弄点水来洗洗就可以了。女同志怎么办？我们也不放心女同志独自外出洗澡。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男同志背对女同志在外面围一圈，女同志自己在里面围一圈，当中留一个女同志在洗澡。这样女同志一个挨着一个洗就可以了。吃的方面，一开始我们是吃压缩饼干，自己煮水喝。我们这支医疗队吃蔬菜是没问题的，因为旁边就是菜园子，茄子、长豇豆之类的蔬菜都有。考虑到我们平时工作量特别大，后来当地老百姓就拿来了锅，帮我们做饭。三天以后，通电了，可以打水了。老百姓派一个小同志每天骑着毛驴来给我们送水。

　　不久，电话也通了，公路也通了，我们可以直接将截瘫、颅脑损伤等危重病人送到火车站进行转运。于是，我们就联系了解放军。解放军对我们很好，时常给我们送来大米、盐，还有筷子、铁锅等生活物资。可以说我们医疗队缺什么东西，解放军都尽量供应给我们。解放军派来了两部车子，把我们这边的重伤员送到火车站，我们男医生是跟着一起去的，女同志则留在驻地守候。到了火车站，我们看到“唐山站”三个大字都被震得掉落在了地上。人们说火车站旁边的房子倒塌了，阻挡了火车轨道，要把房子拆掉。我们就等着拆了一个晚上。谁知，当晚突遇狂风暴雨，没有人敢进房子里面，大家只得在露天用四个棍子支一块塑料布，搭起一个篷，在塑料布底下待着。这种状况下，大人还勉强受得了，小孩子因为环境又冷又湿，都哭了起来，到处都是哭声。我们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于是，我们找到火车站解放军指挥部，说我们上海医疗队是来送病人的，中午饭和晚上饭都没吃。解放军就送来一大箱饼干，我们就用解放军的水壶把水灌满，边吃饼干边喝水。天亮后，火车通了，当时没有电话联系，写信既没有邮票，也没有地方邮寄，大家想到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和家里联系，心里又惦记又着急，于是趁着这个机会，就都抓紧时间写家信。信封好以后，我们又拿钱给了火车上的解放军工作人员。等到我们回到家以后才发现，这些信都是从哈尔滨寄出的，这也是因为当时唐山火车只通东北方向的现实情况造成的。

　　送病人的那个晚上，又冻又饿。第二天回来后发现我们自己的帐篷也在狂风暴雨中被毁坏了。等天放晴，我们只好重新把帐篷支起来，点火烧稀饭，晒一晒衣物。

　　在救援过程中，解放军战士的火气都很大，因为任务紧迫、紧急，不容辩解，和当地老百姓经常吵架，但是服务特别好。我在送病人的过程中，看到一座座六层楼，被地震摧毁，推倒后就像一座山一样。像上海一样，当时唐山的六层居民楼也是砖堆砌后架上预制板，没有框架结构，地一摇就塌，大家说像手风琴压缩了一样，住在里面的人损伤很大，几乎无人幸免。解放军开来了很多吊车，把尸体从废墟中一个接一个地吊出，简单地包一包，放在卡车上。因为天热，他们穿带着防毒面具、长筒靴、长橡皮手套，劳动强度非常大，好多解放军还被感染得了病。当时处理尸体很简单，包好后，挖一个坑，把尸体放进去，撒点石灰，打上消毒药水。尸体就是这样一批一批地进行处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对，许多年以后，大量尸体在地下不会腐烂怎么办？于是就把尸体挖出来再重新处理。不久，上海运来了一批尸体袋，可把尸体放进去慢慢腐烂。

　　这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抢救伤员，护送病人。第二个阶段就是预防传染病。以历来的经验，地震过后，疫病很有可能流行。疫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往往比地震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而且规模还要大。据说1936年唐山附近地震，震后疫病流行，死亡无数。针对这种情况，唐山采取了多种办法。一是用农用飞机喷洒敌敌畏，喷洒之前都会通知民众，把饮用水等东西盖好，但这样也难以全面覆盖，于是另外还用汽车后面装一个水兜，像洒水车一样沿着马路喷洒。还有个人肩背喷雾器补死角，做到消毒全覆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给当地老百姓打预防针，这种方法是彻底的，而且每天都在进行。经过全面的努力，这次地震过后，整个夏天都没有因疫病死亡的人。

　　给老百姓打预防针，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针筒和针头。于是我们就问当地医院的医生，他们说有，但是在县医院里，一旦余震发生，医院的断垣残壁随时有倒塌的危险，所以没人敢去拿。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医疗队员冒着危险，组成“敢死队”，一个接一个，轮流地憋住一口气冲进去，到达指定地点，拿到了东西就赶紧往外跑，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因为万一房屋倒下来就完了。但是没人说这件事不应该做，也没有考虑如果发生意外怎么办，就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好，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当地老百姓也很配合。以前给他们打预防针，都要到每家每户去做动员工作，有时候还会出现骂人打架的情况。然而，这次打预防针，因经过前期动员，老百姓都很自觉地排队。大概一个星期以后，预防针都打完了。这样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

　　之后，我们从丰南搬到唐山师范学校，准备筹建抗震医院。那时天气已经冷了，当地人给我们造了芦苇的房子，稻草房顶，四面墙内是空的，门口烧火，热气从另一个口冒出来，这样房间就热起来了，这就是当地的火墙。我们不习惯睡这种火炕，睡火炕不能穿衣服，否则浑身都是汗。睡上时炕上很热，天亮就冷了。我们到老百姓家里去看，他们地震后造了简易房，每家人就是一个炕，家里有几代人的话，就用一块布隔开。一家人就这样住在一个大炕上。因为我们用不惯炕，火墙要用煤。一开始给我们的北京鑫龙煤烧不着，后来给我们的开滦煤就很好，真像汽油一样，拿张纸引着，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等开滦煤烧旺了以后，再把鑫龙煤加上去。房间内整天温暖如春，不比空调差。

　　因为没有办法洗澡，我们身上都长出了跳蚤。后来上海送来了很多樟脑丸。我们就把樟脑丸放在床上，跳蚤自然就少了许多，否则身上会很痒，需要天天晒被子，晒太阳。有时晚上零下40℃，温度实在太低，我就在下面铺了几层棉毯，上面盖了三层，还铺了两件衣服。这才勉强挺得住。在吃的方面，后来也有大师傅来给我们烧饭，主要吃馒头、面条和油条等。虽然条件仍然艰苦，跟上海家中不可比，但是大家苦中有乐，还是很开心的。所以，我体会到，打仗最要紧的就是要让解放军吃饱，大战前一天一定要吃饱饭，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受影响。所以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我们的后勤保障是不可少的。

　　唐山的余震很多。有时候人在上厕所，地震就发生了，人还没来得及提裤子，就马上从厕所跑出来，然后抓牢一件物体，保持身体的平衡。有时晚上睡觉也会发生地震，大家都很害怕地穿着棉毛衫、棉毛裤从房子里面跑出来，外面又特别冷，短时间内也不敢回去睡觉，只得在风中挨冷受冻。我们在房上挂了马口铁，地震的时候，马口铁会“铛铛”作响，一天会响很多次。

　　记得我经历过一次最厉害的余震。当时我们去广场看电影，因为怕余震，一般都在露天放电影，我们坐在很大的石条上，石条足有几米长，一米左右直径，几百上千斤重呢。突然听到好像有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飞过一样的声音，发出很闷的“嗡嗡”声，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响过以后，人和几千上万斤的石头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先是垂直跳起来，片刻即大幅度左右摇摆，感觉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在动。人根本就站不住，坐不稳。余震历时很短，震后的一分钟，周围没有一点声音，一片死寂。过了好长时间，人们才“哇”地一阵尖叫起来，大家都吓懵了。但电影继续放，大家也继续看。后来听人说这次余震很厉害，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只有几位在房子里的人跳出来，受了下肢骨折之类的外伤。这也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地震。

　　当地的医院基本上垮了，我们就在唐山师范学校里面建了一座“抗震救灾”医院(此时已不称“医疗队”)，这是上海一医系统以华山、中山医院为主，联合上海多家医院建成的。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就靠我们在那里撑着。殊不知，我们开始的重点工作是治疗破伤风。当时破伤风的病情很严重，人数众多，整个大礼堂都是破伤风病人。每个病人每日需要用十万单位破伤风疫苗，分配给我的是每支1500个单位。我们就动员全院的医务人员都出来切割安瓿，因为用量很大，所以一天从早到晚都在锯安瓿。骨科和传染科医生奋战在第一线，在大礼堂搞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同时也接收外面来的病人。来院的病人骨折的很多，骨科大夫来不及做石膏绷带，也是动员大家有空就帮着做。其实我们大家也是首次或很少见到破伤风发作，因为在上海已基本没有这种病况了。

　　为了利用原县医院的X光机，我们在不稳固的X光间内搭了一个原木结构的房子，像大房内衬了一套小房子。这样我们就有安全摄X电和各种造影的能力，这机器太小，摄电或造影时间长。工作人员要多受X光的照射，明知对身体不利，大家也泰然处之。医院有了各个部门和科室，也有病房，开刀手术就都可以做了。中山医院的医生像心脏两尖瓣方面的手术都做了。骨科医生做过股骨头置换术，我在其他医院的医生帮助下，也做了脑血管造影、脑瘤等手术。这些手术都是当时上海三级医院的水平。所以老百姓对我们反映都很好，非常感谢我们，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

　　记得有一次，老乡驾着解放军送来的一辆胶皮轮马车接我们。我们坐在后面，穿带着解放军的帽子、大衣、棉裤和鞋子，到了百姓的家里。老百姓怕我们冷，连忙招呼我们炕上坐。我们三点钟去百姓家里，就是不想麻烦他们请我们吃饭。结果他们还是很热情地做饭招待，还拿出冻山芋和冻柿子等唐山特产给我们吃。有时晚上去百姓家里急诊，天气太冷，我们都冻得发抖。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老乡很热情。

　　我认为，那次抗震救灾的成功，都是因为我们祖国的伟大、毛主席的威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当然还有老百姓对国家的充分信任。在当时这么乱的情况下，地震发生后，还在当地进行操练的解放军两三个钟头后就赶到了唐山。当时听闻38军军长曾下命令：三个钟头内必须赶到唐山，否则军法处置。解放军进驻唐山后，就马上把银行、核电、监狱等地方控制住。到了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又从北京和天津地区调来大批民警，抓了一些坏人，基本上在三天内就控制住了局面。我在当地就参加过枪毙一批不法分子的公审会。在特殊的局面下，不用重法是不行的。据说监牢里的犯人都没有逃脱，人民银行没有少一分钱，百货店也基本上得以保全。唐山农村的老百姓也都是好样的。当地大队党支书说，地震一停，就有人自救解脱，他们首先去救支书、队长、民兵队长和妇女主任等干部。因为干部一出来，有号召力，就能将人组织起来，大大提高了救人的效率，所以农村伤亡比城市小得多。而且根据当地习惯，将死亡者依据性别分开埋葬，得到群众支持。在震后，老乡也很镇静，没有哭喊连天的现象。少数反应性精神病者，用很少药物即可缓解。当地民兵虽然家家都有点伤亡（北方人习惯将亲属都称一家，所以一个家族有几十口人），但仍坚持巡逻，支起很多高射机关枪，保家卫国。

　　唐山地震中也有很多奇怪的现象。例如我们所在地区有几个慢性精神病患者，他们家里人有伤亡，但他们那天晚上均未在屋内睡觉，第二天发现他们毫发无损回来了。老乡们很奇怪，我们这些医生也讲不清楚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动物比人敏感，地震中大牲畜关在栏内，只要不用绳子牵牢，一般都能在震前逃到屋外，特别像猪，当地猪栏有几尺高，地震中均能跳出来，能跳好几尺高，震后老乡为了捉猪，要骑马去包围追赶，常常十几个人半天才捉到一只会飞奔的猪，原来猪急也会跳墙，即“猪急跳墙”了。

　　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从外地飞来的直升机基本上天天都可以看到。飞机上会不断扔下来《人民日报》、各种通告、整包的衣服、大饼等东西。我们队里当时有个骨科医生，飞机飞来的时候，正好在给一位病人看病，恰巧看到飞机上扔下来一个大包朝自己方向飞来。他和那位病人马上离开，结果这包东西把他们刚在坐的椅子砸碎了。如果不离开的话，二人均有受伤的可能。他随即打开这个大包一摸，里面装的是大饼，而且还是热的，后来听说都是山东做的。上海方面对唐山的支援也是很多的，每天都有飞机飞来。为丰富文化生活，首先送来了一个大彩电。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每人还都可以分到一个苹果。上海派来的医疗队，也都是实实在在有能力做事的。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在唐山。消息传来，大家都哭了，觉得不得了了，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可怎么办？我们医疗队和县上的百姓一起召开了毛主席的追悼会。

　　此间，我曾回上海短暂休假。在经过一座大桥时，见到桥墩是用枕木架起来的，非常高。原来的桥已塌，尚未修复。火车在桥上行驶，比人走得还慢。其他的医疗队员还在当地坚持着。“四人帮”打倒后，一天，单位党委书记突然来我家，说有事情需要我赶回到唐山。他对我说：在唐山的医疗队伍正在开会，需要对打倒“四人帮”进行表态，他们情况不明，消息不通，不知道应该怎么表态。打倒“四人帮”的中央文件，你只能用脑子记，不能写下来，下午就动身去唐山传达。

　　我们医疗队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同志到天津来接我。在汽车上我就向他们传达了单位的指示，叫他们赶快去表态，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支持打倒“四人帮”。

　　我们华山医院轮流派去的医疗队在唐山工作了三年。我也在唐山工作了一年后才回来。医疗队撤回上海后，我得知唐山那边的医院派了两名医生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进修，其中一位是唐山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曾在地震中受伤，被护送到外地去治疗。他来上海进修时和我住在一起。这期间他就跟我说，救援唐山大地震就是一场没有枪炮和硝烟的“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