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印刷与发行（1936—1945）

〔导读〕生活书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机关。本文利用《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和《店务通讯》等一手资料，通过梳理生活书店1936年到1945年间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印刷与发行状况，力图揭示书店经营、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作者：徐坤（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版机关经营不易，进步书店生存尤为艰难。正如出版人胡愈之所说，“从前进步书店没有钱，没有钱就办皮包书店，出的书不一定坏，但是卖不出去”，所以“很多书店办不下去，出了几本书就关门了，不是被国民党封掉的，因为没钱办下去了”。而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则不然，它1932年7月成立于上海，1948年10月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机关。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系列资料的出版，学界关于生活书店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主要关注其组织制度、图书发行和出版业绩等，但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例如，生活书店为何在成立4年后的1936年突然崛起，并开始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新书？为何在1938年到1940年，能以微薄的资本在出版新书和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上远超国民党的最大出版机关正中书局1940年又为何被身为中共党员、读书出版社总经理的黄洛峰称为“出版上的黄金时代”？有鉴于此，本文利用《生活书店会议记录》和《店务通讯》等一手资料，通过梳理生活书店1936年到1945年间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印刷与发行状况，力图揭示书店经营、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出版上的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新书的出版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民的紧迫任务和普遍要求，各种救亡思潮和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同年10月，为挽救民族危亡，《读书生活》杂志社（读书生活出版社前身）邀集《中国农村》（新知书店前身）、《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和《生活知识》等诸家杂志社，共同发起一场旨在普及“新哲学”（即唯物辩证法）的通俗化运动。新哲学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兴起，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救亡与新哲学成为同义语，要救亡就要学习新哲学成为知识青年的共识。通俗的写法和文字，又使许多高深理论被失学青年、店员、学徒和中小学生所接受和理解。于是，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阅读蔚然成风。正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所说，“又逢着非常的国难，每个国民都热情地要匡救国家。读书界的倾向便严肃起来，政治经济书籍非常流行，甚至哲学书销路也好”。

新的阅读热扭转出版界动向，翻印古书风气消沉，幽默文学刊物没落，社会科学复兴并通俗化。这始于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出版的艾思奇《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一书及在此基础上编成的《读书生活丛书》。这一成功经验吸引各家书店跟风效仿，都朝着通俗化丛书方向发展。在各家书店的丛书中，以同年5月生活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青年自学丛书》影响最大。该丛书由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主编，约请几十位作家为特约撰稿者，分别就专门选题写出5万字左右的著作，仅在1936年就出书14种。除通俗丛书外，各家出版社还竞相翻译苏联学者著作。列昂节夫的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在3个月间出现3个译本，其中生活书店假托以经售名义出版的张仲实译本《政治经济学讲话》在两个月内两次重印。新书出版迅速，又能在短时间内不断再版，加速了资金周转速度，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和社会效益。职是之故，生活书店才能以微薄资本，克服邹韬奋入狱和审查限制等诸多困难，将新书出版量从1935年的70种提高至1936年的140种，马克思主义新书从10种猛增至30余种。这股出版热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依然高涨。

战事初起，民众普遍关注战场消息，纷纷抢购报纸，后来则转而关注抗战理论和战时知识。生活书店紧跟市场形势，除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外，还扩充《青年自学丛书》，并新出《百科小译丛》和《世界名著译丛》两套丛书，分别选译《苏联大百科全书》中长篇条目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借着这股新的出版热，1937年新书出版量增至161种，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多达70种。

日军入侵上海后，生活书店跟随着东部地区文化和教育机关一同迁往后方。与此同时，大量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也疏散至后方，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他们对于战时读物和马列著作求购殷切。新知书店从上海带到汉口的大批书籍很快销售一空。生活书店的存货“大都均可畅销”，收入渐多，有了更多出版新书的资金。在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的大形势下，为壮大自身编辑出版力量，生活书店在1938年1月成立编审委员会，将过去分散在各个出版社的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和左翼人士聚集在一起。除继续编辑已有的几套丛书之外，同月还新约请柳湜和周扬分别主编《战时社会科学丛书》和《中国文化丛书》。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读者对理论书籍的需求超过了抗战小册子。1938年5月，门市部报告“一般小册子已不很好销，目前最感缺乏是理论书籍”，生活书店转而大量出版相关著作。同年6月，《中国文化丛书》的第1种著作、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所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以中国文化社的名义出版。该丛书的稿件均来自延安，执笔者为中共高级干部。延安的稿件和样书由长江局提供给生活书店，大多不以本店名义出版，主要采取4种规避风险的出版策略。以1938年出版的书籍为例：一是重印样书，如仿照解放社的版式和装帧重印《论持久战》等书；二是不署出版社，如莫师古译《“左派”幼稚病》《国家和革命》以及《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书；三是诡托总经售、总代售、代售等形式，如《中国文化丛书》和《中苏小丛书》；四是以其他出版社名义，如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共产党宣言》《论妇女，女工和农妇》《论政党》《马恩论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书。在理论书籍出版热的影响下，生活书店1938年的新书出版量增至210种，其中马克思主义著作多达84种。

战时读物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出版，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其对出版事业的管理也由宽转严。1938年7月，为加强和统一审查工作责权，厉行原稿审查制度，国民党制定《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并于10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作为国统区最高书刊审查机关。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成立伊始曾呈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准，拟从宽处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理论读物。1940年3月又专门指示各地审查机关：“马克斯、恩克斯本人著述多为共产主义之理论，对于此类书籍，可视为理论读物，审查标准不妨稍宽；列宁、史太林为友邦元首，对我抗战，甚表同情，如系译述其本人著述，内容虽间有不妥，亦可不予处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该委员会要求以上著作在出版或重印前必须送审原稿，并重申将对“鼓吹阶级斗争，强调阶级对立之书刊”，视情节轻重予以删削检扣。该委员会成立后的两年间，查禁和停售的生活书店各类著作多达68种。同时，各地审查标准不一，又无统一的检查机关，宪兵、警察局和党部都能检扣，再加之战争破坏和通货膨胀，出版工作进入艰苦阶段。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生活书店总店改为总管理处后，从武汉内迁重庆。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两地分店疏散，失去1/3的营业收入，损失1/2以上的资财。1939年，战事蔓延，交通断绝，各种材料腾贵，加之政治摧残更甚，造成生活书店营业不振、亏损严重。

关于盈亏，经理徐伯昕有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以总开支占总营业额的比值和20%的毛利润率作比较，高于毛利润率则亏损，反之则盈利。这一比值1938年上半年是18.4%，下半年21.4%，1939年上半年增至24.1%，1940年前5个月达到27.5%。不难看出，生活书店从稍有盈利逐渐走向严重亏损，新书出版量也随之下滑，1939年、1940年各只有148种和85种，其中马克思主义新书分别为58种和32种。尽管全年的出版量下滑，但1939年上半年马克思主义新书的出版势头依然较好。除原有几套丛书继续出书外，新出《新中国学术丛书》《社会科学初步丛刊》和《苏联研究丛刊》三套丛书，还分别以解放社和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斯达林与红军》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另以华社名义出版《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游击战》和《共产国际纲领》等书，不署出版社出版《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列宁主义初步》和《政治经济学》等书。这一状况背后有市场需求的支持，正如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所言：“大概关于马列主义及社会科学的书籍，在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最能销行。尽管国民党部在许多地方查禁这类书籍，但销行的数目总较其他书籍为多。”

不过到了1940年，马克思主义新书的高产也难以为继，丛书中只剩下《青年自学丛书》《百科小译丛》《世界名著译丛》和《社会科学初步丛刊》还在出书。减产原因除经济亏损和原稿审查限制之外，也与市场需求减少有关。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安逸之风滋长，公众阅读兴趣转向文艺小说、幽默杂志和电影画报。考虑到读者仍有学习理论的需要，同时为了规避风险和减少亏损，生活书店在1940年下半年调整了业务安排：一是将《妇女生活》和《理论与现实》分别独立为妇女生活社和学术出版社，并创建知识出版社和未明出版社两个副牌，出版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二是通过沈钧儒投资桂林的三户图书社和三户印刷厂，与读书和新知两家书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筹建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三是在1941年的出版计划中增加文艺、中级读物和工具书的数量，减少高级学术著作的比重。

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遭到一系列沉重打击，编审委员会也于无形中解散。但因提前作了准备，生活书店尚能维持出版不辍，并很快作出调整。总管理处于1941年3月迁往香港，筹建新的出版阵地并领导全国业务。在国统区的重庆、桂林两地分店则很少再用本店名义出版新书，主要通过合作经营和主副业并举方式来应对危局，重庆分店继续营业，并陆续合建4个出版机关；桂林分店停办后，主要业务由三户图书社负责，并利用6个副牌出书。为解决资金和纸张短缺的难题，书店还通过合资方式建立正泰行、光华行和裕中行衡阳办事处，构建一张往来上海、香港、桂林和重庆的贸易网络，以文具和纸张生意为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和辽县（1942年改名左权县）的华北书店于1941年开业，因环境艰苦，最初只能油印出版文艺小说和通俗读物。

正当书店处境艰难之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和上海租界沦陷，香港分店撤离疏散，上海分店改营文具仪器。生活书店不仅损失了大量资财，还从此失去两大出版据点，在政治和战争的双重摧残下，1941年新书出版量降至35种，马克思主义新书出版量降至8种。不过，战争也带来1942年政治形势的好转，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国共关系趋于缓和，出版业逐渐复苏。从1942年到1944年，生活书店和华北书店每年新书出版量维持在70种左右，马克思主义新书出版量仍只有个位数。究其原因，生活书店在国统区面临物价暴涨、沉重税负和原稿审查等困难，无法出版更多理论著作；华北书店在根据地则面临日军“扫荡”和自然灾害等危机，在1943年与新华书店合并后（华北书店1944年11月更名为“韬奋书店”）不再出版理论书籍。在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以历史和社会发展史类著作最多和最受欢迎。此类著作一方面可以解答时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另一方面在国统区会被视为学理上的研讨而容易过审。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衡阳和桂林在几个月内相继陷落。生活书店在桂林的各机构被迫撤离，贸易网络断绝，资财损失惨重。同年物价飞涨，纸价、印刷和管理费不断上涨，书价涨幅跟不上出版成本涨幅。出版业多抱怨：“书商不如纸商，白纸印上了黑字，往往降低了价值。”至1945年，重庆出版业“受物价狂涨影响，已濒毁灭，无法继续维持”。成都出版业在同年5月后已无力出版新书。生活书店也债台高筑，资金枯竭，1945年前8个月的新书出版量降至6种，马克思主义新书只有7月出版的吴泽《中国历史简编》一书，所需出版资金系通过登报征求预约金的方法解决。生活书店在如此绝境下仍不惜亏本出版新书，有着自己的一番苦心，“完全是为了维持信誉，保留事业”。

虽然屡遭打击，但生活书店从1936年到1945年出版马克思主义新书总量依然有300多种，可谓数量巨大。因此，黄洛峰所说的“出版上的黄金时代”，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黄金时期。

二、供不应求：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印刷数量

新书编写完成，需要印造出来供读者购阅。与时效性更强的刊物不同，书籍更重视文化积累，可供长期销售，由出版机关根据市场行情灵活安排每次印数和重印次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书籍重印时不论内容有无修改，统称为“再版”。

生活书店在1932年成立之初，资金有限，无力自办印刷所，主要依靠长期合作的几家印刷厂造货。造货原则是少印勤印，即每次印数不要太多，快缺货时立刻重印，以减少库存、避免滞销。如畅销丛书《青年自学丛书》中的每种著作，初版印数3000册，只能保本，再版印刷两三千册，才能盈利。在当时教育尚不普及的情况下，三五千册的印数已属很高，若初版只印一两千册，不再版就要赔本。如《青年自学丛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一书在出版后的3个月内两次重印，《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9个月内3次重印。印次越多，意味着资金周转越快、利润越高，好书多销，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将造货重心转移到武汉和广州两地，上海和重庆为辅。尽管上海在同年11月沦陷，但英美法租界是日军不敢入侵之地，留在此地的上海分店仍能大量造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两地分店撤退，重新布置造货中心。从印刷和运输条件看，上海租界纸张价格低廉，印刷和装订精良，运输可由海路经昆明转运至后方，适合印造时效性弱和多次重版的书籍。重庆造货价格较高，印造急需的新书和重版书。桂林造货缺少纸张供应，但仍要造货供给西南各地。于是造货工作改以上海租界为重心，重庆和桂林两地为辅。

随着造货中心增多，生活书店在1938年大幅增加书籍印数以满足市场需求，畅销书印数每次在5000册以上。连续重印，仍供不应求。《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在出版后的两个月内两次重印，《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曾在3个月内3次印刷。《费尔巴哈论》在出版后的4个月内两次再版。由此可见，1938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印销两旺。

1938年9月，生活书店为提高添配书籍的效率，对除杂志外的全部出版物逐一编号，共计509种。之后再出版新书，按出版的先后顺序陆续编号。部分非本店名义出版的著作，其版权页下方同样有生活书店的编号，如中国出版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华社《论持久战》的编号分别是“S总0540”和“总0560S”。到1939年，生活书店在编号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信息，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书号，包含出版地点、图书种类、编号、印次和印数等，印入版权页的左下角。具体而言，出版地点用字母C、H、K、S、P代替，前4个字母分别是重庆、香港、桂林、上海邮政式拼音的首字母，第5个字母P的全称不详，经考证可知是指代上海；图书种类用字母A、B、C、D、E代替，分别代表高级学术、中级学术、时事、工具书和大众读物；编号、印次和印数则用数字表示。例如，1939年11月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书号是“C.A.07592-2001-4000”，意思是C地重庆印刷，属于A类高级学术著作，是出版的第759种图书，这次是第二次印刷（即再版），印刷2000册，总印数4000册。1939年后有信息含量丰富的书号可查，可以较为准确地掌握生活书店的造货情况。

1939年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印数依然很高，畅销书的每次印数都在五六千册以上。如《政治经济学论丛》初版和《反杜林论》4版有5000册，《论民族问题》3版多达6000册。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初版和平心《社会科学研究法》6版创造单次印刷1万册的纪录。尽管每次印数很高，但印次依然很多。《科学的哲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在出版后的两三个月内就要重印，《政治经济学论丛》和《论民族问题》在3个月内两次重印。因1939年印刷困难，许多畅销书未能重印，同年12月，生活书店决定在重庆和桂林自建印刷所，增加生产力量。

至1940年，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生活书店造货工作低落，印数和印次下滑。每次印数最高者只有4000册，如《货币》和《实用经济学大纲》两书。重印书籍种类减少，少数畅销书重印速度却很快。如《研习资本论入门》一书在同年3月的桂林和上海两地同时重印，《实用经济学大纲》出版后一个月内就要重印。同时，为规避审查制度的约束，同年11月、12月分别以中国出版社和华社名义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在苦心经营下，生活书店不仅在1940年亏损严重的情况下继续造货，更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沉重打击下维持印刷工作不辍。1941年的生活书店在重庆无自建印刷厂，公私印刷厂又不敢承印，只能通过多家小厂联合排印一本书，后在润华印刷厂和重庆印刷厂的帮助下，造货困难才有所缓解。书店在桂林已有三户印刷厂，又合办建华印刷厂，注资新知书店接办的西南印刷厂，保证图书按时出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生活书店从此失去两大造货中心。战争还切断了国统区海外交通，进口纸张随之断绝，印刷用纸和机器材料紧缺，让造货工作愈发艰难。

1941年后，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新书出版数量减少，又多以副牌或合作出版社名义出版，版权页不再标注生活书店特有书号，印数和版次的标注方法五花八门，数量都不高。印数最多者3000册，如《大众社会学科讲话》《中国社会简史》上册和《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对策》3种书；重印间隔时间长达一两年之久，如《社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两书。

同时期，延安和辽县的华北书店各自获得中共调拨的一家印刷厂后，开始铅印书籍，但印刷能力仍然有限，版权页上很少标注印数和版次，可知的印数和印次也都不高。每次印数多者2000册，如《经济常识》，少者500册，如《苏联历史讲话》；重印间隔时间较长者，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出版两年后才重印。但也有例外，如1942年初出版的《中国史话》一书，广受根据地读者欢迎，初版印数2000册，一个月内销售一空，在此后的近三年间仅华北书店就至少4次重印。苏北的大众书店，因上海租界沦陷而货源断绝，于是自办小印刷厂，印造急需的小册子。苏中的大众书店也编译一些通俗理论读物。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生活书店在桂林各机构撤往重庆的一路人马，除人员及少量图书脱险外，大部分存书、纸型和印刷设备在途中损失。生活书店不仅资财损失惨重，还从此失去桂林据点，在国统区只剩下重庆一地造货。1945年初，生活书店资金枯竭，印数和印次继续下滑。峨嵋出版社在1945年4月初登报征求吴泽《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两书的预约金。登报后近3个月，只有《中国历史简编》筹集到500多本书的预约金后得以出版。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缩编为出版辅导委员会，生活书店在上海迅速恢复出版业务，用准备好的纸型重印书籍。因暂无审查制度的束缚，可以用本店的名义大量重印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版权页标注新书号。新书号比较简单，只包含编号、排印地点和印数等信息。例如，同年9月《简明中国通史》胜利后第1版的新书号是“[2]S.1-1000”，含义是重印的第2种著作，排印地点在上海，印数是1000册。每次印数最多者2000册，如同年11月重印的《思想方法论》和《实用经济学大纲》两书。印数虽不高，重印速度却很快。《简明中国通史》在同年9月至12月间3次重印。少印多次，有限的资金可以印造更多书籍，不断积累利润和逐渐壮大实力。

从1936年到1945年，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不断重印，畅销书的总印数普遍在一两万册以上，其中《新哲学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论》两书的总印数分别高达4.7万册和4.8万册，数百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总印数达数百万册。

三、深入内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全国发行网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大中型书店兼办出版和发行业务，只有几家大书店能在大城市开设分店，主要争夺利润最大的教科书市场，一般不销售非本出版社出版的书。各地小型民营书店小本经营，兼营文具等商品，在白色恐怖下较少经销新书刊。新书刊流通总体上并不畅通。

生活书店成立后，坚持出版和发行并举，在上海开辟门市部，设立邮购科，自办零售和邮购业务。在上海市区之外，主要依靠承袭自1930年成立的“《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300多家批发户，再从中选择信誉良好者作为特约经销处，代理该地区的发行业务。因出版物数量较少，营业额不高，发行网络发展并不快。1936年初，生活书店仍无分店，只有批发户460户，近1/3在河南；邮购户超过2万户，遍及海内外。随着1936年各项业务的迅猛发展，盈利不断增多，同年5月，生活书店在汉口建立了第一家分店，几个月后又在香港建立安生书店，后者因营业不振而收束，迁往广州后于1937年2月筹设新分店。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生活书店有汉口和广州两家分店，9家特约发行所和14家特约经售处，邮购户也发展到了5万余户。

随着战事蔓延，运输紧张、邮路受阻，加之人员流动性大，邮购工作失去依托。1937年8月2日，生活书店出于扩大发行网络和分散力量两方面考虑，决定在西安和成都设立分店。日军入侵上海后，市面混乱，交通阻断，上海总店的门市、批发和邮购等业务停顿。8月下旬，为解决战时上海市区发行困难，又在总店之外陆续增设霞飞路和静安寺两个临时营业处。9月13日，战事危急，生活书店决定将总店迁往汉口，并在各大中城市开设分支店。

由于战线崩溃速度太快，生活书店在河南和江南地区建立发行网络的布局失败，开封、南京、杭州和芜湖四地办事处全部收束。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考虑到汉口将会受到战争威胁，生活书店决定深入后方开拓发行网络。至1938年5月初，陆续成立西安、长沙、重庆、桂林、成都、贵阳、兰州和昆明等17家分支店、办事处。分店多位于后方省会城市，取代特约发行所承担该地区零售、邮购和批发业务，并向附近城市派设若干个支店，扩大销售范围；办事处多位于后方交通枢纽，主要承担批发和转运工作。分支店的开设多由一两名干部完成，所带书报就是资金，职工就地补充，依靠当地热心读者和救亡团体的帮助，因陋就简迅速开张。

后方虽不会被战事波及，但文化落后，购买力有限，造成营业的低落。例如，根据昆明分店1938年4月5日开业到19日半个月的营业统计，《近代经济学说史》《封建主义》和《哲学》等新书卖出近百本后就出现销售困难。于是，在当年5月，生活书店将发展方向转向东部前线，筹建金华办事处，供应前方军民精神食粮。

前线固然有商机，但时刻面临战争威胁。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沦陷，两地分店撤退，长沙分店准备疏散，西安分店被勒令停业。若四大分店同时停业，将失去半数以上的营业额。同年11月，为增加营业额，生活书店决定扩大全国发行网络，除在四川腹地扩展外，还将充实江浙流动区，开辟沿海和沦陷区业务，并增设新加坡和迪化（今乌鲁木齐）两大分店，分别发展南洋和西北业务。到1939年初，各地分支机构数量达到顶峰，多达32处。

由于原有发行所逐渐减少，分支店和办事处成立后，联络附近重要城市的同行和救亡团体，建立初步分销网。生活书店的出版物是畅销书，又有进步青年指引和读者找寻，吸引了各地同业来批购。1938年，四川省荣昌县高炳荣书店老板听从进步青年建议，试销进步书刊“很赚钱”，遂和重庆很多书店建立业务联系。1939年，云南省罗平县民生供应社因常有读者来探寻新书消息，也向生活、读书和新知3家书店批购书籍。因有利可图，成都百余家旧书店也出售《资本论》《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理论书籍。

不同于只谋利的商人，国统区各地的中共组织为宣传革命思想，也会集资开办书店。“南充、阆中、遂宁、自井、嘉定、宜宾、泸县、万县，西康汉源、雅安、邛崃、彭仁华各地党与群均开设有自己的书店，在成都来买书，由党给予选择、配备、帮助运输等，各前进书店的书籍，顺利的推销到各地。在未开书店的地方党亦鼓励集钱来买书，必要时由党的交通负责送”。中共书店多仿照股份制公司招股，动员同学、亲戚、朋友和社会人士入股支持，不仅能弥补资金不足，还能联络社会人士，扩大宣传对象。随着各地零售书店的增多和批发业务的往来，生活书店1939年初的批发户数量激增到2350余户。

民营书店为赚取更多利润，中共书店则要宣传革命思想，都会在生活书店力所不及的地区建立分支机构。1938年，成都战时出版社店员沿公路到金堂、广汉和绵竹等县推销书籍，后在新都县城设立固定发行点。1939年春，中共川东特委在重庆成立中国书店，后在江津县城、白沙镇和大竹县三地开设分店。除分支机构外，许多书店还会在学校广布代销点，学校的进步师生成为推销的主力。如陕西临潼县的骊山书店在渭河南的斜口、新丰、零门、马额、铁炉5个镇和渭河北的雨金、交口、栎阳、相桥4个镇的中心小学设立据点。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王乃夫从1938年到1939年的两年间以读书会的名义卖出生活书店的每种书籍各四五十本，解放社和莫斯科中文版的每种著作各100多本。代销点和读书会不仅提高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销量，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

为深入偏远地区，生活书店于1938年5月指示各店开展流动供应，选择重要市镇开设流动营业处，推销书籍并联络同行。1939年，日军飞机轰炸频繁，城市机关和学校四处分散，购买进步书刊不易。生活书店无力建立更多支店，更加偏重流动售书。各地分店在重庆近郊弹子石、南温泉、黄葛垭，浙江于潜、天目山，安徽屯溪、泾县，广西平乐、八步、贺县、那坡，广东四会、罗定等处摆摊售书。两广地区的流动售书，是生活、读书和新知3家书店桂林分店的一次联合行动。当在罗定县摆摊售书时，当地县长身穿便服来到书摊，点阅一遍所售书籍后，购买精装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游击战术纲要》各一本后离开。无独有偶，金华分店在国民党浙西行署驻地天目山摆摊售书时，吸引正集聚此地的浙西各县长抢购新书。国民党县长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读者，足见其阅读群体的广泛。

发行网络并不能无限扩张，分支店和办事处需要人员和资金，各种经营成本和外部因素都成为书店的沉重负担。生活书店一方面不断设立新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也及时关停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营业的门店。1938年12月，恢复长沙分店，增设新加坡、迪化、屯溪和韶关等12家分支店，同时下令收束余姚、吉安和桂平等11家支店。1939年3月起，大量分支店因形势所迫而收束，“16个分支店均系直接受到摧残与打击而被毁灭者，其他各地分支店，除5处系因战局关系而撤退者外，余均遭到各该地当局之压迫过甚而无法继续营业（例如无故没收非禁书刊或扣留不问内容如何之印刷品邮包等等）”。至1940年6月，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只剩下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和曲江6家分店。同时，批发业务和流动售书也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而逐渐低落。

随着国统区生存空间的缩小，生活书店开始关注蓬勃发展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提出设立延安支店和长治支店的设想。1939年9月，国统区的安徽屯溪和金寨两家支店被迫停业后，转移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镇建立云岭支店，后与更早到此的新知书店合并为随军书店。1940年6月后，生活书店加快了在根据地的发展速度。生活、读书和新知3家书店从上海派人到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泰兴县黄桥共建大众书店，并在如皋栟茶镇设立分店，还从重庆派出两批人分别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和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筹建华北书店。

抗日根据地的发行网络逐步扎下根来，国统区的发行网络在皖南事变后则全面瓦解。生活书店仅存6家分店中的5家被查封，书刊财产均遭没收，只剩下重庆分店一家，邮购和期刊订户也全部移交国讯书店办理，当地同行又不敢来批购书籍，发行业务陷入停顿。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后，发行工作才逐渐恢复。1942年元旦，生活、读书和新知3家书店联合20多家新出版机关，在报纸上刊登联合广告介绍各家书店出版物。随着报纸广告和重版书的出现，以及读者的求购，各地同业开始向重庆分店批购书籍。生活书店的合作机构为扩大发行范围，也都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同城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在总店之外，设立重庆七星岗门市部和桂林分社。桂林分店停业后，各项业务转由三户图书社办理，在重庆设立建兴书局，推销桂版书籍。在西安，有兴华和华山两家小书店。

尽管逐渐恢复了在国统区的发行网络，但生活书店不能像大书店一样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扶持和优待，出版和发行业务仍然艰难。1943年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等7家大书局，在国民党教育部的指定下于重庆组成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垄断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业务，并享受国民党政府诸多优待条件。中小民营出版社被排斥之外，常因买不到平价纸张、付不起高昂的印刷费、借不到低息贷款和寄不出印刷品而陷于困境。为维护自身利益，在黄洛峰和上海杂志公司总经理张静庐的联络下，生活、读书、新知和峨嵋出版社等13家出版机关在同年12月合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1944年春，合办联营书店，陆续在重庆、成都和西安设立分店，联合刊登广告和销售图书。

同时期的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在根据地建立起发行网络。华北书店有延安总店和左权县桐峪镇的晋冀鲁豫总店，以及左权县麻田镇和涉县河南店镇两个门市部。大众书店先后在海安、东台和盐城设店，因常面临日军“扫荡”而流动多变，较长时间停留在阜宁县岔头，主要在农村流动供应。根据地发行网络受战争影响发展缓慢。

至1945年，生活书店不仅因豫湘桂战役失去桂林据点，还因战后交通阻断和邮寄停顿而被迫收束货源断绝的建兴书店和华山书店。各地的小书店普遍经营困难，多数被迫改行经营，尚在经营者多半焦头烂额，各种欠款很难收回。国统区的发行网络趋于全面瓦解。

从1936年到1945年8月的近10年间，生活书店先后单独和联合建立分支机构90余家，联络数千批发户以及数量庞大的代销点，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全国发行网络，保证其出版物能够流向通都大邑和深入穷乡僻壤。虽在皖南事变后的国统区逐渐走向瓦解，在根据地也发展缓慢，但在抗战胜利后的国统区和解放区扩展速度加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四、结语

生活书店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奇迹，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和惊叹。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等曾忧心忡忡地指出：“数年之间，其出版书籍，多如汗牛充栋。尝于书肆及邮检时，查获该党书籍刊物印刷之精良，装潢之美丽，价格之低贱，数量之众多，即普通之各大书局所出版者，亦有望尘莫及之叹。故该党每出一书刊，甚至穷乡僻壤，亦可发现其踪迹。度其原因，不外该党视出版事业为其主要宣传工作，绝不计及盈亏，其党中所开支之经费，直同作战之军费。故一书之编印发行，只问其是否合乎青年群众之需要，而不问其成本与售价之是否相合，抑且大量印刷，廉为发行，宜其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本党虽有图书杂志审查机关之设置，严厉执行查禁，但此只为消极之防范，而非积极之领导，况严格查禁以后，大小书店一时间竟有无书可卖之叹。”提案中的“该党”指中国共产党，其国统区主要出版机关应是被国民党视为“全国专门推销违禁书之总机关”的生活书店。至于生活书店成功的原因，国民党的分析文字多是皮相之谈和污蔑之词，唯开明书店章锡舟道明，“‘生活’发达在于‘前进’，在于‘会做生意’”。曾任生活书店秘书处主任的张锡荣听后深以为然，并解释说，“‘前进’就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适应社会潮流，这是当时社会所公认的。‘会做生意’即善于经营”。

在追求前进方面，生活书店以“促进大众文化”为宗旨，坚守出版和发行“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内容之书报”的方针。该店除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外，还向中共高级干部约稿出版《中国文化丛书》，承接中国出版社的部分出版业务，重印解放社的著作，并与读书、新知两家书店和南方局合办文林出版社，共同派人到抗日根据地合建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生活书店逐渐融入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1944年经理徐伯昕加入中国共产党，邹韬奋同年去世后也按照其遗愿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在善于经营方面，生活书店依靠微薄资金自我滚动发展，并设法吸收邮购户结余存款、书刊订金和银行贷款等社会资金，不断出书和再版，持续盈利，扩大生产。同时敏锐捕捉市场行情，适时调整出版内容、印数印次和分支机构布局，不仅能在形势有利时大量出版新书，还能在形势危急时维持出版不辍，最终得以在形势好转时恢复实力并逐渐壮大。

此外，生活书店的发展还离不开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和通俗化运动所激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热情。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救亡图存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蔚然成风，各家书店在利润激励下竞相出版新书，由此吸引各地社会团体和知识青年加入阅读和推销大军之中。这一切都在无形中壮大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力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导无数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