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大革命题材剧《破晓东方》以上海解放第一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为叙事中心,从“战上海”到“建上海”,全景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让观众通过荧屏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感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破晓东方》的焦点人物是陈毅市长。对于陈毅市长的刻画,剧集常常通过浓墨重彩的方式,突出他身上的气魄、胸襟、情怀和胆识,同时,剧集也善于在一些淡抹轻挑的“闲笔”中,彰显人物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在欣赏精彩剧集的同时,党史镜报微信公众号也将分两期,通过时任上海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叶进明的回忆,向大家揭秘上海解放前后真实的陈毅,看看当年的同代人眼中的陈市长,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眼中的陈毅——回忆陈毅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关怀
叶进明
“军令重如山,不得有误”
每当回忆陈毅在上海解放初期担任市长时对城市建设的关怀,我总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温暖。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华东第三野战军后勤系统兵站部,经常有不少干部陆续离开兵站,到新解放的城市去。陈毅对到新解放的城市担负接管任务的同志非常关心,组织他们认真学习接管工作的方针政策。他对我们这批负责接管上海的同志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五百多万人口,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情况极其复杂。我们解放上海后的接管任务是非常繁重的,既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更有经济斗争,一定要认真学习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好好训练干部,做好一切准备。”

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我军解放南京,摧毁了国民党统治的老巢。5月3日解放杭州,4日,我们接管上海的队伍在丹阳开会,拟出接管步骤和办法。我是属于曾山领导的财经纵队第8大队,负责接管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和煤炭调配处。
12日和13日两天,陈毅听取了财经纵队关于学习、干部配备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对我们进城后的接管工作做了明确指示。他交给我们一个硬性的任务,就是解放军解放上海后,我们必须维持好生产和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的供应。“二白一黑”是当时上海紧急需要的物资,我们渡江以前就已准备妥当,随着部队的前进,把这些物资用火车、船只、独轮车和肩挑运入上海。陈毅还强调城市电灯、电话、电车和公共汽车的重要性,指出公用事业是密切关系上海五百万人口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接管工作做好。他用宏亮的声音,严肃又风趣地说:“这是你们的战斗任务,军令重如山,不得有误噢!”尽管我们当时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已取得联系,了解到一些公用事业的情况,但是究竟怎样具体进行接管工作,还是未经实践,不免有些担心。陈毅见此情景,又爽朗地笑了起来,带着浓厚的乡音鼓励我们说:“莫愁喽,上海公用事业的地下党组织很强嘛,这是你们的靠山,只要你们依靠工人群众,啥仔困难不能克服?!”

1949年,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就职典礼上合影
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了,成立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陈毅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同时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当天下午2时,陈毅市长就带领我们开始进行接管工作。当时公用事业局的行政监督管理范围是电、水、煤气和市内公共交通,以及码头仓库等中外企业。经营这类公用事业的企业主要是旧租界地区的外国资本家,南市、闸北和浦东地区一批所谓“中国地界”的华商企业。我们所没收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只是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筹备处及浦东、沪西自来水联营公司。公共交通公司只有306辆汽车,由于缺乏汽油,停驶很多。我们接管这些企业的方针是16个字:维持生产,保证供应,原封不动,稳步前进。由于接管方针的正确,接管人员的努力,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以及工人群众和全市人民的同情支援,7月底就完成了初步接管的任务。


《破晓东方》中关于银元和粮棉之战的宣传海报
那时候,物资严重缺乏,人民政府所接管的存米仅够全市半个月的供应,存棉只够1个月的生产,燃煤至多够用7天。加上投机商以银元为筹码兴风作浪,操纵哄抬物价,大多数市民生活十分困难,极度不安。当时,我们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银元投机的宣传活动,并研究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保障货币工资的保值问题。陈毅肯定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同时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必须果断地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打击投机倒把。上海市军管会宣布从6月5日起使用人民币,并限期收兑金圆券。几天之后,军管会又采取行动,宣布限期收兑收存外币,严禁外币流通;查封了“证券大楼”,由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同时,为了保障职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陈毅和曾山、方毅等经过研究,决定在华东37个城市举办折实单位储蓄,吸收了大批存款。这些措施,对稳定市场,解决职工工资的保值问题,起了极大的作用,博得全市人民的热烈拥护。这样,人心大快,人心大定了。
由于煤炭和石油产品供应十分紧张,给生产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水电供应不足,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就向陈毅汇报。他听了汇报后,一面要华东各省加紧调运煤炭,一面要我们加强对公用事业的监督,进行核算,提出合理调整价格的方案,以保证公用事业的正常运转,同时中国银行不断贷款给公用事业以购买燃料。陈毅还指示我们进行技术研究,发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改装设备,搞燃料代用。当时公共交通公司技术员金官奎和总工程师张德庆积极钻研利用白煤代汽油,制造煤气发生炉,搞成了煤气车,改装了部分汽车。陈毅十分关心这件事,大力鼓励和支持。后来金官奎不幸病逝,陈毅还亲自布置我们举行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表示哀悼。他这种关心技术,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温厚态度,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当年的接管工作,我至今深深怀念我们的好市长、好领导。

“考虑问题要从国家的利益着眼”
进城之后,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陈毅忠心耿耿地把全部精力放在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安定市民日常生活,恢复生产上。他充分发扬民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党关于接管工作的方针政策交给群众,让大家共同努力贯彻。有一次,在哪些人乘公共交通车辆应该优待免票这样一个有关政策性的问题上,我们接管队伍中有不同意见,向他汇报请示后,他要我们召开主要干部会议进行讨论,并亲自主持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主张解放军、公安民警可以免票乘车;有的主张公交企业的职工,不论电车、汽车、市轮渡职工和邮递员免票,由于解放前这部分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工运斗争中取得了免票乘车权,应该继续保持;有的还主张凭烈军属优待证也可以免票乘车,等等。陈毅听后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对外商企业的政策,以及在军事管制期间这些企业的性质和前途,接着又说:“这些企业将来都是我们的,考虑问题要从国家的利益着眼,要求企业优待就是要求国家优待,如果其他行业对自己生产的东西也这样搞,行吗?”最后他建议:“我看还是一律平等,对谁也不搞优待,乘车都要买票,什么人都不能例外,这样才能搞好企业管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陈毅为了帮助我们掌握对外商企业的政策,连外商资方代理人申请回国述职等事情,也具体指导我们如何表态和安排。这对我们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建立企业管理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的陈毅
陈毅特别强调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严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运用具体事例来教育干部。1950年3月,他传达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后,要我们认真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有个负责税收工作的干部,独断专行,违反党的税收政策,忽“左”忽右,一回儿搞“自报实缴”,一回儿搞“查账重罚”,发生了不少问题。3月31日那天,陈毅专门召集华东财委会和市人民政府总党组干事会联席会议,检查财经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那个负责税收工作的干部,既不好好学习文件,又不认真检查工作,在会上说什么:“资本家是‘蜡烛’,敬酒不吃,那就给他们吃罚酒。什么政策不政策,照我说,对他们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派人彻底查账,抓住了就狠狠地罚,不能客气……”他正说间,只听得砰的一声,陈毅拍案而起,目光锐利地厉声责问道:“不准你胡说八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的?你想不想把接管工作搞好?我要你老老实实对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检查你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当时,我们有的同志,对待资本家怕右了犯立场错误,认为“左”一点是革命精神足。针对这种思想,陈毅对右倾和“左”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作了深刻的解说,指出既要反右倾,也要反“左”倾。他说:“查账重罚的做法,造成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税收工作不满。不教育资本家正确认识国家税收政策,不依靠群众,单凭少数人查账,你有你的门路,他有他的道儿,结果逃税漏税更严重了,这种‘左’倾的做法,为什么不能反对?不这样,怎么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呢!”听了陈毅的这段话,我们一些带有怕右或宁“左”勿右思想的同志头脑清醒了,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工作。

1950年底陈毅与家人在上海
上海市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长期压迫剥削下,生活十分困苦,失业工人多,难民多,乞丐多。陈毅时刻关心群众疾苦,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卫生局的一张统计表,内容是解放前几年全市的传染病患者的死亡数,以及在街头路边弄堂里收殓起来的成人和儿童尸体数。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抄录在日记里的尸体统计数字:“1946年19091具,1947年25400具,1948年39359具,1949年4月止43140具。”陈毅看着统计表,咬了一下嘴唇,然后双目怒嗔,愤愤说道:“真是够典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接着他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活不成,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现在革命胜利了,一定要记住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凡是有关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他抓得很紧,督促我们要一样一样做好。他指出要扫除战争痕迹,做好环境卫生工作和民政救济工作。特别对禁止吸毒和动员妓女从事正当职业的工作,要我们大家协助公安和民政部门限期解决。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用极大的力量和许多经费来做好市政工作,妥善安排群众生活。1949年6月至10月,市库总支出323.84亿元,其中文教、卫生、工务和公用等4个方面就支出了188.34亿元,占市库总支出的58.16%。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代,在文教卫生和工务方面的支出是很少的,1949年上半年这三方面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10.92%。陈毅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激励着我们在抓生产的同时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
“要学经济,学技术,学管理”
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极为艰巨,百乱待治,百废待兴。陈毅一再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从头学起,严守纪律,稳步前进。

有一件事,我是终身也忘不了的。解放后不久,7月24日深夜,本市突然遭到十二级台风袭击,狂风怒号,暴雨倾泻,再加上灯火俱灭,市内一片漆黑,房屋倒坍声和人们的惊叫声不时可闻。第二天一早,到处都成泽国,公共交通断绝,郊区农民大量涌入市区。我们都赤脚涉水到外滩军管会去,在南京东路,倒灌的江水越来越深,腰部都浸在水里了,我们只得手拉手摇摇晃晃地向前走。陈毅撑着一根棍子,由警卫员陪同着涉水到军管会上班。他一进办公室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大世界设立难民收容所,并通令全市学校、影剧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安置难民,进行施粥和医疗,全力以赴搞好救济工作。这次台风突如其来,我们没有什么事先准备。事后,陈毅开会总结经验教训,他追查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后来发现公用事业的一个单位曾经报告过:太平洋发现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因为我们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对于天空中的东西,只知道敌机空袭的危险,不知道什么自然变化的危险,军管会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这份“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的报告上,批了“保密”两字后保存起来了。事情查清楚了,陈毅拿着这份写着“保密”两字的报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

“二六”轰炸后的华商电厂
在接管工作的那些日子里,陈毅经常告诉我们,上海这个旧时代“冒险家的乐园”,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怎么个改造法,怎么个建设法,先要把情况弄清楚,要弄清楚情况,就要学习生产,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学习新事物。他非常关心公用事业,特别是“二六”轰炸后,用很大的精力来抓我们的学习、工作,带领我们深入生产第一线,亲自指导和具体部署任务。1950年2月6日敌机袭沪,江南造船厂、杨树浦发电厂等被炸,市区人民也有伤亡。陈毅非常关心,要我跟着一起去电力公司各厂视察灾情,并致慰问,做好死亡职工的抚恤工作。陈毅以全部精力,领导全市人民掀起反轰炸斗争,使市民生活用电和工厂生产用电得以迅速恢复。

陈毅视察杨树浦发电厂被炸现场
有一次,我向陈毅汇报,上海有5个发电厂,发电量大小不同,电压也各不相同,有110伏的,也有220伏的,而且是中外商各自经营,线路互不衔接。陈毅听了说:“人民的上海,要统一供电,不能各自为政。一个大的工业城市,没有足够的电力,要想把生产搞上去,要想使人民过文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他还形象地打了比喻:城市经济,如果把生产建设当作骨头,生活设施当作肉的话,电力和水这些东西,就好像是筋络和血管,搞城市建设,不把公用事业抓好,就要生软骨病,就会成干瘪枣子没有肉。他要我们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开会进行研究,他亲自主持会议,指导我们想方设法恢复电厂生产和贯通输电线路,并筹划燃料供应,迅速改造和统一各电厂的电力生产。在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问了我不少关于电力生产上的技术性问题,我愣住了,涨红了脸,实在回答不出来。他看到我这副窘相,马上亲切地鼓励说:“不要紧,你以前没学过这东西,进城又不久,忙于搞接管,也难怪你。不过日子长了,我们管哪行,就得钻哪行,如果不懂行,要当好领导,搞好企业管理,也有困难,只要下决心,会学得懂的。”他接着从自身的经历谈起,跟我谈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说明要恢复国民经济,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得学经济、学技术、学管理,不然的话,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呢?陈毅的谆谆教导,既诚恳又透彻。

“此湖最近大上海,繁荣可以更速乎?”
1950年下半年,城市建设还没有提到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议事日程,而陈毅就开始考虑城市建设和规划未来的新上海,着手收集资料、调查研究,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那时候上海市只有612平方公里,市区只有86平方公里,每当我们向陈毅汇报市政建设工作时,他常常走到壁上挂着的《上海市地形现状图》面前对照着听汇报,提问题,同我们一起讨论,和蔼地说:“大家都要重新学习,讨论问题,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讨论,特别是城市规划一定要慎重,不要以为我说的话就是定论。”陈毅为改造上海,建设上海,规划未来的新上海,花了极大的精力。
陈毅坚决贯彻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他说,旧上海是个畸形的城市,我们要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城市,不能只在以前的十里洋场打转转,那是租界分割造成的,我们要从整个上海来考虑建设和规划未来。

1949年10月,陈毅参加上海市各界妇女代表会议开幕式
南市、闸北是劳动人民最集中的地区,首先要关心这些地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和市政设施。原先是租界的地区,主要维持和改造。我们要重视生产,但不能忽视生活,否则生产也上不去。就是搞生产,也不是说所有的工业生产都要放在上海搞,其他省能搞的,我们就不一定从外省把原材料运到上海来搞,有些厂可以外迁,支援内地建设。上海搞工业生产,也要讲究布局,不能都挤在市区,都向市区挤,还要不要生活?旧上海又乱又脏又臭又挤,哪里像个文明城市。要改造、要建设,就要把生产和生活搞得比例恰当。有些厂可以迁到郊区去,同时要把居住条件、文教卫生、商业网点、市政设施配好套。

1951年夏,陈毅市长参观在原跑马厅举行的上海土特产展览会
有一次,我向他汇报跑马厅改建工程,他拿着一支红绿铅笔,站在挂在墙上的《上海市地形现状图》面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端详比划了好一回,皱一皱眉头感慨地说:浦东是块处女地,以前交通不便,一江之隔,变成了遥远的地方,可惜呀!市区那么拥挤,外国人却在市中心搞了个跑马厅,又在虹桥路搞了个高尔夫球场,我看就要替市民着想,把帝国主义的残迹打扫干净。跑马厅的改建,一分为二,南半部改为人民广场,北半部改建为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要考虑建设成大型的公园(现在已经建成了面积不亚于北京动物园的上海动物园)。他又说,市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园太少了,将来有条件都要分区搞些公园才好。陈毅一面说,一面在地形现状图上轻轻地划上绿圈圈做记号。我仔细地向图上看去,只见那上面已经有不少红绿铅笔记号,有的是我向他汇报时或组织有关同志讨论时划上去的,有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划上去的,可见陈毅这时已经在构思规划未来的新上海了。

1952年7月1日,陈毅等人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他经常告诉我们,要做城市建设的行家,就要懂得些这方面的历史知识,要请教内行,还要了解些外国城市管理的情况。他认为,上海的建筑要体现上海人民反奴役的斗争历史,龙华地区既是名胜古迹风景区,又是无数革命先烈忠骨埋葬处,要建立烈士纪念碑,要建立大公园。虹口公园(现为鲁迅公园)门前那一片地带,以前有个日本帝国主义海军陆战司令部,是侵略上海,挑起“一二八”“八一三”战争的指挥所,应该在虹口公园那一带考虑建设纪念性的建筑;南京路有过五卅惨案,宝山路有过工人武装起义,都要有一些大型的纪念性雕塑,以资教育后代接受历史教训,继承先烈遗志。陈毅谈这些话的时候,都是指着挂图,讲得十分激动的。有一次,他气愤地指着挂图上的哈同花园说:“把这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怪胎,冒险家的‘大观园’拆掉,要建设有意义的建筑物。”不久,他就确定在这里建立中苏友好大厦(即现在的上海展览馆)。

陈毅从经济和军事的全局,高瞻远瞩地结合华东沿海情况,考虑上海的未来建设。有一次,他把我们送去的《长江口水域图》平摊在会议桌上,明亮乌黑的大眼睛闪烁着赞许的微笑,又抬头向窗外的蓝空望了望,然后指着《长江口水域图》叫我们看:“你们看,上海地理形势多好呀!外有舟山群岛环峙,是保卫上海的天然屏障,内有纵深几千里的长江沿线和南北铁路为经济腹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要把长江口整治好,海轮要进江,万吨轮如果直驶武汉,上海港的担子可以相应轻些。到崇明能不能搞江底交通联起来,如果在宝山有海底铁路过江,对苏北可以起到下一子而活全局的作用。”他胸怀宽广,激情荡怀,一连问了我好几个问题:“长江一年有多少泥沙在出海处沉积?”“佘山有多高?相当于多少泥沙?”等等。接着他像朗诵似地说:将来整治铜沙,把整亿吨整亿吨的泥沙堆成大山,那时,南汇海边变成登山观海的风景区,江海一片,洋洋乎大观,多好呀!浦东不是也就好开发了吗?苏、沪、杭三角洲的物资是不是都要通过市区的黄浦江呀?沿海、沿江能不能搞新港区把外港、内港联结起来?市区的黄浦江要改造。江边、海边、港边应该多搞些绿化地带、苗圃。城市里总不能到处都是烟囱,浓烟滚滚,这怎么能保护人民健康?又怎么能叫文明城市?我们仔细听他谈论对上海未来建设的设想,心里热乎乎的,感到思路也打开了。
他又说:“搞建设不是单打一,上海也不是孤立的,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战备观念。上海市南有西湖,西有太湖,外国人总是把上海和西湖、太湖连在一起看待的。现在我们海上被封锁,总有一天封锁要寿终正寝,我们要敞开大门接待国际友人。我们搞城市建设要看得远,想得深,认认真真搞个新上海的规划。”我们问,这个规划的规模有多大?陈毅爽朗地笑着说:“旧上海是畸形发展的怪物。要我当市长,我就想当300万城市人口的市长,城市太大了不好,要把生产和生活安排得恰当很不容易。‘二六’轰炸,你们都看到了,往后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连疏散都困难。”为了把上海建设成在生产和生活上都能体现出文明的城市,陈毅还谈到填没肇嘉浜、整治苏州河,在市区建造大型歌剧院以形成文化艺术中心,在郊区和上海邻近地区搞风景游览区。
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对建设和规划新上海仍然十分关怀。有时到上海来,还抽空找我们谈谈城市建设情况,嘱咐我们在搞生产建设的同时要搞好市政建设。上海的建设,凝聚着陈毅的心血。遗憾的是我们只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陈毅在1964年夏天过淀山湖时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此湖最近大上海,繁荣可以更速乎?”这是他对城市建设的殷切希望。当时我读此诗,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