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的政治：五一节话语建构（1920—1930年）——以《觉悟》为例

杨旸，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觉悟》自1920年起连续十一年推出五一节纪念特刊，系统记录了这一现代节日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觉悟》对五一节的诠释并非一成不变。起初它秉持启蒙精神以“劳工神圣”与人道主义为核心，致力于唤醒劳工的尊严与自我意识；国共合作时期，随着政党力量的介入，五一节的内涵加上了政治色彩，成为动员阶级斗争、宣传反帝革命的有力工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节日又被强制纳入国家主义的轨道，其象征意义被重新塑造为服务于三民主义的劳资合作与国家至上。从劳工启蒙到政治工具的转变，清晰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劳工运动被政治化、组织化的历史轨迹，同时反映了政党力量如何改造一个现代节日的象征意义，争夺革命话语权的过程。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大罢工。1889年，第二国际为纪念此壮举正式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20世纪初，这一蕴含着阶级斗争与劳工权利诉求的节日伴随新思潮传入中国，报刊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传播与阐释角色。中国报界对五一节的首次集中纪念可追溯至1919年，北京《晨报》率先在第七版推出“劳动节纪念”。1920年，五一节纪念活动达到高潮且“宣传很大”。《新青年》推出近400页的“劳动节纪念号”，《星期评论》的“劳动纪念号”篇幅达10张，文章达24篇。这些进步刊物共同将五一节推向公众视野。然而，1920年的“众声喧哗”如昙花一现，此后多数报刊的宣传热情迅速回落，纪念活动呈现出偶发性特征。

学界对五一节及劳工议题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新青年》《晨报》等先驱刊物如何借由劳工议题开启社会启蒙、凝聚革命力量的开创性贡献上。在众多报刊的短暂热情退潮后，少数刊物的长期坚守显得尤为突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便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自1920年起，《觉悟》连续十一年在五一节当天刊发纪念文章或专刊，共有文章83篇。这种不间断的、长时段的纪念在同时期报刊中独树一帜，但目前鲜有研究者予以关注、研究。本文拟系统梳理《觉悟》1920至1930年间关于五一节的论述，并将其置于国共博弈的历史语境中考查该刊在不同时期对五一节的宣传与阐释。

启蒙与奠基：

“劳工神圣”话语下五一节的引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中国国内民众对这一前所未有的荣耀无不欣喜若狂。1918年11月11日，战争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五天后，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高呼今后的世界为“劳工的世界”。此番言论经由《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的传播，使“劳工神圣”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思潮。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更为这股思潮注入强劲动力，使劳工问题成为牵动“社会与政治的连锁”。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刊于1919年6月16日，主编是邵力子，助编是陈望道。该刊直接承续“劳工神圣”思潮与五四运动的理念，积极传播社会主义以及关注劳工问题。1920年至1923年，《觉悟》围绕五一节展开一系列宣传，共刊载文章38篇。主要作者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李达、沈雁冰、刘大白、杨贤江；左翼知识分子：鲁迅、汪原放、谌小岑、徐蔚南；国民党人：叶楚伧、谭常恺。可见彼时社会各界对劳动议题的普遍关切。这一时期《觉悟》上有关五一节的作品兼具文艺性与学理性且体裁多样，有理论文章、翻译作品、调查报告、诗歌、插画、小说等，以多元形式向读者介绍五一节。

邵力子

（一）阐明五一节的历史与精神内核。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五一节作为舶来品，其内涵与意义尚不为公众所熟知。以《晨报》《觉悟》为代表的进步报刊承担起知识引介与思想启蒙的责任。继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上率先指出了五一节的革命性与抗争内核：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其诞生源于工人所倚仗的“惟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后，邵力子在《觉悟》上重点介绍了1884年芝加哥会议决议举行“八小时工制”示威，以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总罢工并引发流血冲突的历史——由于美国工人的罢工运动影响很大，万国社会党于1889年将五月一日定为“万国劳动界的纪念日”，号召“凡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罢工”“以追悼那些牺牲者的灵魂”。《觉悟》意在告诉读者，五一节并非温情脉脉的庆典，而是工人阶级以直接行动与资本进行殊死斗争的产物。

芝加哥大罢工

与历史溯源并行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五一节的核心诉求“八小时工作制”的阐释。李大钊在《晨报》上指出八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劳动者“人体的健全”，更在于为其“智的情的方面的发展”提供可能。陈独秀也在《觉悟》上表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若工人终日劳作，那么“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李达则将其定义为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最小限度、最守本分的要求”，是化解劳资矛盾“最和平的办法”。《觉悟》将五一节所蕴含的抗争精神和对尊严的追求，同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思潮紧密联结，使其超越单纯的劳工权益议题，成为具有普遍启蒙意义的思想武器。

（二）以劳工的苦难印证纪念五一节的必要性。五四时期，“劳工调查蔚成风气”。邵力子明确指出，救济劳动阶级的第一步便是“晓得他们怎样受苦”。《觉悟》载有两篇关于沪西工业区的劳工调查报告。

1921年，作者大同借用工人勤劳簿伪装成内部员工，深入沪西麦根路（今淮安路）叉袋角一带两家日资丝厂，考察了工人工作环境、劳动状态及薪资待遇。1922年，作者黄舜融对沪西小沙渡地区的纺织、面粉、剿丝、啤酒及灯泡等多类工厂进行走访调查，系统整理工厂规模、工时长短、卫生条件和工人文化素质等情况。《觉悟》刊载的调查报告以近乎白描的笔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抽象的“剥削”概念，转译为一系列具体可感的生存困境。在调查者的笔下，工人们被困在“牢狱似的厂门”里，在煤气弥漫、机器轰鸣的环境中承受长达“十二小时”的劳动，彻底沦为“就着机器”的附庸。如此高强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仅能勉强维生的微薄薪酬：纱厂男工日薪三角五分，女工三角，童工二角八分，用力最多的小工二角至二角五分。调查者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工厂内部，更延伸至人力车夫与童工等城市非正式劳工群体，揭示劳工问题的普遍性。人力车夫“一天拼命地拉，只拉得十吊钱”，却要承担车租与养家的双重重担。“九岁十岁的男女小孩，就和成人一般做日夜工了”，终日的劳作再加上缺乏营养，导致童工们“面色黄瘠无华，不类雏龄之儿童”。

小沙渡工厂分布图

这些调查报告将劳工的个体遭遇提升为能够引发社会共情的阶级苦难叙事，并探究其背后的结构性困境。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走访调查中敏锐地意识到劳工内部的复杂性。黄舜融发现，基于地域认同形成的行会、帮口等前现代组织，虽能为同乡提供庇护，客观上却因“客帮排挤”等现象加剧了工人群体的内部分裂，阻碍了现代阶级意识的形成，导致劳工在面对资本时常处于被分割的无力状态。这一观察表明，当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审视“无产者的复杂性”，并认识到中国的工人解放，不仅要对抗外部的资本压迫，更须致力于克服内部前现代社会关系的束缚。

（三）探索纪念五一节促劳工觉悟的途径。《觉悟》并未止步于对劳工苦难的揭露，而是系统地探索促劳工解放的具体路径。它将社会改造的目标分解为组织建设、教育启蒙、社会实践与国际借鉴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动方案。

首先，建立严密的劳工组织是力量之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识到无组织的劳工在资本体系面前不堪一击。《觉悟》刊发李达、陈望道等人的文章，明确指出，劳工解放的根本在于“改革社会组织”并提出了“组织群固之工会”“学习管理”“与万国劳动界携手”的方案。亦强调“集结就强，不组织便弱”，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第一步便是“振兴正当的‘劳动联合’”。陈望道还特别提醒这种组织不能是“胡乱集结”，必须在组织形式上“用点研究的功夫”。

其次，实现阶级觉悟是组织之魂，而教育是觉悟的前提。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其成员必须是自觉的个体。《觉悟》刊载工人来稿，发出“我们一天到晚，要劳动十数小时……还有求学的时间吗？”的沉痛质问，直指高强度劳动对工人接受教育权利的剥夺。因此，《觉悟》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视为实现劳工教育的先决条件。强调工人唯有缩短工时，才能获得教育机会；唯有接受教育，才能摆脱愚昧，进而“塑造健全人格”，最终“建设文明社会”。通过将工时斗争与教育权利、阶级觉悟紧密捆绑，《觉悟》试图将工人从被动的生产工具，塑造为能够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的行动主体。

再者，《觉悟》坚信，社会实践是检验理论与觉醒阶级意识的最终场域。邵力子发文表示，劳工解放必须“要靠劳动界自身努力争得”，通过“实际的运动”展现力量。工人亲身参与斗争，会比听知识分子的说教“更确切深刻而且迅速”地“觉悟了他们底实力”。当他们亲眼看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公司也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于他们”时，团结、组织等抽象概念便转化为可以复制的现实经验。这种由斗争带来的主体性确认是阶级意识觉醒的最强催化剂。同时《觉悟》也强调斗争的策略性，如邵力子希望罢工能“促进那劳工力争团结权的决心”，陈独秀则告诫劳工罢工需“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避免盲动。

最后，参照国际经验是拓宽视野与提供借鉴的重要途径。《觉悟》并未孤立看待中国劳工运动，而是积极引入国际经验为本土实践提供理论与参照。刊物系统介绍了英、法、美等国的劳工运动，对近邻日本的介绍尤为详尽。通过剖析日本劳动总同盟从“会长独裁制”到“理事合议制”的组织演变，以及其在社会主义影响下转向“直接行动”的历程，《觉悟》为尚在萌芽阶段的中国劳工运动提供了具体的组织模式与斗争策略，使其能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探索自身道路。

《觉悟》在1920至1923年间对五一节的纪念与宣传并非简单的节日介绍。它以“劳工神圣”为思想底色，始于深切关怀“人”的具体处境，通过实际调查与系统的路径建构，将一个外来节日转化为审视中国社会、动员劳工的思想武器。它超越了单纯的人道主义同情，展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将一个自在的阶级，锻造为一个有组织有觉悟的自为阶级的思想努力与实践探索。

动员与联合：国共合作时期

《觉悟》对五一节的革命化宣传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为强化舆论阵地，对上海《民国日报》编委会进行改组，由叶楚伧、胡汉民、汪精卫、瞿秋白、邵力子组成编委会。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因此在特定时期内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掌控的思想宣传平台，具有统一战线的属性。

1924至1926年，《觉悟》共刊载25篇关于劳工和五一的文章。其作者群体既有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杨之华、张廷灏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陈德徵、费哲民，以及毛飞、吴熙、陈威伯等青年学生，形成了跨党派共同发声的局面。从内容上看，除1926年的《劳动的人们》和《纪念的什么》为诗歌外，其余均为学理性较强的文章，论证密度高，语调激昂。其论述焦点从单纯的劳工解放，转向将阶级压迫归因于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将五一节的阶级斗争内涵整合并导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民族革命叙事，使其成为动员民众参与国民革命的思想武器，极大地提升了五一节的政治内涵与社会动员力。

（一）从目的到手段：《觉悟》中五一节内涵的变化。五一节，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的共同节日，其精神内核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演进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被丰富。在大革命时期，五一节的核心诉求“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一时期被重新审视。《觉悟》的作者普遍认为，在劳资力量悬殊的背景下，任何脱离制度性强制力的改良成果都注定是暂时的。有作者指出，资本家凭借优势地位，常在劳工运动松懈后“取消前议”。瞿秋白也认为，当五一节的热度过去，工人“失了组织上的联系”后资本家便会“渐渐地食言了”。这种对改良成果脆弱性的清醒认识，促使他们得出结论，即单纯的经济斗争无法根本改变劳工的处境，八小时工作制若无政权保障，不过是“为德谟克拉西稍装一点面子”的虚饰。

既然经济斗争的成果无法保障，劳工解放的出路便被明确指向政治革命。八小时工作制的真正实行“必在劳动革命胜利以后”，并且要有“自己底政权来做保障”。瞿秋白明确指出，“五月一日的示威罢工从以要求八小时制为目的运动，变成以要求八小时制为手段的运动”。“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口号的功能已从斗争的终点，转变为动员劳工、锻炼组织、展示力量的战斗旗帜。五一节也因此升华为“无产阶级战斗力的检阅期”，其根本指向不再是经济改良，而是为最终夺取政权积蓄力量的政治动员。

瞿秋白

（二）中国劳工运动的新使命：国际上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国内联合农民。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强调东方落后国家的任务是民族民主革命，且这一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同年，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口号，明确了中共反帝、反军阀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并主张中共应支持反帝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并与之结成临时联盟。会后，列宁接见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对国共合作的殷切期望。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两党基于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建立合作关系。在此背景下，劳工斗争被融入国民革命叙事，并被赋予了对外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对内联合农民阶级的双重使命。

《觉悟》清晰地指出，中国劳工承受着外国资本与军阀官僚的双重压迫。恽代英分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命运：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利用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作为削弱本国工人罢工、压低其工资的“武器”。同时，过剩的资本涌入“实业幼稚之国”，在摧毁其传统经济的同时，又利用由此产生的庞大廉价劳动力，反向冲击发达国家工人的斗争成果。这决定了中国劳工的解放斗争必然是直接挑战国际资本及其在华代理人的政治斗争。“团结各国无产阶级”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对自身处境洞察后得出的现实战略。将劳工问题放置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叙事之下，不仅呼应了中共二大的革命纲领，更是在国民革命背景下国共两党达成的共识。

恽代英

对外联合国际无产阶级，对内则必须走工农联盟的“民众革命”道路。彼时中国产业幼稚，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对薄弱，尚在成长中的劳工群体无法独立承担起颠覆旧秩序的重任。中共三大后，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并引导他们投身“国民运动的组织中”的重要性，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已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要求。《觉悟》在五一宣传中将农民与工人统称为“被压迫阶级”，指出无论是“士农工商”中的任何阶层，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下都是“强国政府的奴隶”，共同承受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这将社会各阶层的苦难归因于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外部敌人，原本分散的阶级矛盾被有效地整合进民族解放叙事之中。五一节的意义也随之升华，它不仅是产业工人的节日，更成为全体被压迫阶级共同反抗的节日。《觉悟》将五一节的阶级性与民族性有机结合，为发动国民革命奠定坚实的话语基础。

（三）从劳工运动中汲取教训：走向联合与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血腥镇压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谷。在此背景下，《觉悟》重点反思了劳工运动的经验教训，以重振旗鼓。施存统总结道，惨案的重要教训即“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我们的先驱京汉路上的同志们就是为着没有团结的后援而死”。然而，仅有组织化的工人团体，若无坚固的组织核心与科学的政治引导，劳工运动同样极易溃散。施存统在1924年的5月1日这一天发文指出，工会的确可以组织“日常的经济斗争”，但因其成员广泛且诉求多元，无法承担政治革命的艰巨任务。这项任务必须由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有阶级觉悟”的先锋分子组成的政党来领导。瞿秋白在同一期《五一节之四十年》一文中比较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欧洲社会民主党改良斗争的失败，从更宏阔的视野强化了这一观点，“不革命达不到目标，不靠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夺取政权，就实现不了解放”。若无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并夺取政权，即便争得“八小时工作制”等成果，最终也会被资本家化为“一纸空文”。

京汉铁路总工会罢工工人代表合影

（四）五一节内涵的骤变：从激进革命到和缓改良。正当革命话语被不断强化之时，《觉悟》的编辑权发生了变更。1925年，邵力子因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与报道工人运动而遭到当局通缉，被迫离沪。瞿秋白也因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而转移工作重心。二人的离开为国民党右派全面控制《觉悟》提供了契机。随后，与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陈德征接任主编。这一人事变动直接导致1926年五一节纪念刊宣传风向的转变。毛泽东曾尖锐批评此时的上海《民国日报》已“做了反动派的机关”，《觉悟》的变化正是其缩影。

陈德征在当年的五一节纪念刊上连发两篇文章，以中国劳工力量不成熟以及资本主义不发达为由判定激进的阶级斗争不合时宜，并批评当时的劳工运动多为“庖代的劳动运动”，缺乏自主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工运动的目标应转向“和平协商”，但具体建议也仅限于“缩短工时、改善生活、提升知识”等经济权益层面。《国际劳工运动的鸟瞰图》一文介绍了国际共运中从革命、改良到合作并存的多种流派，如主张阶级斗争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与强调劳资协调的基督教国际。这种学术化梳理，将激进的劳工革命置于劳工运动的众多路径之一，消解了其唯一性和紧迫性。

随着国共关系的微妙变化与《觉悟》编辑权的易手，此前两党共同建构的以阶级斗争与政治革命为核心的五一节话语，被一套以经济协商与和缓改良为中心的话语所取代。这一骤变警示我们，劳工解放须坚持先锋政党领导方能避免革命退化为改良，确保无产阶级在联合中实现真正解放。

规训与抗争：大革命失败后

国共两党的五一节宣传博弈

陈德征接手《觉悟》后，刊物屡现配合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论调。但彼时国共合作框架尚存，《觉悟》还依稀保留着一丝进步色彩，例如持续关注劳工问题并发表多篇反思五卅运动的文章。“清党”事件后，《觉悟》彻底沦为国民党右派的宣传工具。1927至1930年，《觉悟》依旧坚持推出五一节纪念刊，共刊登文章20篇，作者多为国民党理论家。自1929年起，该刊的五一纪念刊便由国民党上海市宣传部主导。《觉悟》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大减，直至1931年底终刊。

（一）国民党对五一节叙事的阉割与改造。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对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如何将工人运动纳入其统治框架是一个重大议题。因此，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五一节，便成了其不容有失的宣传高地。

首先，《觉悟》通过模糊处理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的流血冲突，将其描绘成一场理性的劳资协商。在1927年的五一节这天，《觉悟》发文将芝加哥工人的成功归因于“守纪律，头脑清爽”的和平姿态赢得了社会同情，促使资本家“自动改善”待遇。次年五一节，《觉悟》发文纪念，则将工人的斗争降格为“请愿”。通过这种叙事改造，《觉悟》将五一节的起源从劳资间不可调和的对抗，转变为证明劳资双方可通过理性协商解决分歧的温和范例，从而消解了其革命合法性。

其次，通过转嫁矛盾与宣扬合作，来消解阶级斗争话语。《觉悟》着力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外部的民族矛盾。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三年里，《觉悟》依旧每逢五一发文宣传，但房坚等作者将中国劳工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因此纪念五一节的根本意义在于“认清我们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国民党上海市宣传部在《觉悟》上公开声称，中国“只有劳资的分业，没有劳资的阶级”，并构想了一套劳资合作的国家主义叙事，资方改良待遇，劳方增加生产，最终实现“劳工既得到生活的慰安”“资方得到生产的增加”的双赢局面。

再次，为实现对劳工运动的全面掌控，《觉悟》大力宣扬国民党是国内所有阶级的唯一拯救者，工人只有“立在国民党旗帜以下参加国民革命”，依靠“可以解除工人一切痛苦的”三民主义，才能解决生存问题。通过将党、国家与工人利益进行强行捆绑，国民党试图将自身塑造为劳工唯一的、合法的领导者与代言人。《觉悟》还对共产党及其工运路线进行系统性的污名化攻击，将共产党人描绘为“杀人放火的暴动凶犯”，其领导的劳工运动被指控为旨在“夺取政权”的阴谋，将共产主义工运路线与暴力、破坏划上等号。

（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五一节的革命叙事。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日益严酷的政治氛围中，面对《觉悟》乃至整个上海《民国日报》系统已沦为国民党右派宣传工具的事实，有组织地撤出以保留实力另辟战场成为共产党唯一且必然的选择。中共在新的宣传阵地上继续坚持五一节的纪念传统，并从单一宣传走向独立自主地领导工人开展实践，与国民党右派作坚决的斗争。

其一，揭露国民党右派的政治背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迅速以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为阵地展开舆论反击。从1927年5月1日出版的第194期起，《向导》接连刊发《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纪实》《原来蒋介石的屠杀是为帝国主义行报复！》等多篇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右派的政治阴谋与屠杀暴行，向外界传达党的立场。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中，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罢免蒋介石的决定，抨击其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白色恐怖的罪魁”。该文还从阶级分析视角阐述国民党发动“清党”的必然性：国民党内部阶级构成复杂，蒋介石作为党内“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代表，其颠覆革命的企图早已显现。当北伐“危害及帝国主义的基础”时，他便与反动势力联合，企图扭转革命方向。中共不仅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彻底切割，还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表达坚持革命路线、巩固革命民主政权的政治决心。

《向导》于1927年7月被迫停刊后，新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于同年10月创刊。该刊初创后便陆续发表《反对南京武汉的军阀斗争！》《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等文章，在白色恐怖中坚定地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

其二，坚守五一节纪念传统，凝聚革命意志。在严峻的政治背景下，革命士气的维系与革命力量的再动员成为党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开始有策略性地利用五一节纪念活动，将其作为回顾斗争成就、动员群众并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平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党在工人阶级中应作的政治工作应不仅限于宣传工作，应当利用机会实行政治的集会示威游行，以至于政治罢工。”此后，每逢五一、五卅等节日，中共都会组织上海工人在杨树浦、八仙桥等地发起集会和示威活动。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在策略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

1930年，为抵抗白色恐怖，打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提出利用“五一”，在节日当天组织全国工人政治罢工、武装暴动。此外，《布尔塞维克》连发多篇文章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五一工人运动进行系统性回顾，以工人斗争的成就来激励革命士气。项英指出，1929年“五一”以来的工人运动有三大特点。一是工人阶级的斗争自觉性正在提升，多数罢工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诉求，矛头直指黄色工会、国民党乃至帝国主义；二是斗争形式激进化。工人一旦罢工“就要走上武装冲突”，这是工人斗争“走向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这一更高形态的前兆；三是中共领导核心的强化。群众正日益“脱离合法倾向”，转而“走向赤色工会之下”。泽鸿将五一运动置于世界革命与中国经济政治危机加剧的背景下，通过对比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改组派的投机与取消派的动摇，论证唯有共产党的“全国罢工、罢课”路线才能救亡图存。这也反映了党内日益突出的“左”倾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围绕五一节叙事展开了政治博弈。国民党试图强制抹除五一节的革命底色，以重塑社会集体记忆。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拒绝接受国民党对五一节叙事的篡改，还将五一节的内核，阶级抗争、国际主义和劳工解放作为维系革命火种、凝聚革命力量的旗帜。每一次五一节纪念都成为共产党探索和完善斗争策略、巩固革命力量的契机，最终在实践的磨砺下，锻造出赢得革命胜利所必需的组织韧性与动员能力。

结语

五一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落地生根，远非一次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各方政治力量争夺话语权、塑造意识形态并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场域。通过对《觉悟》的五一节叙事进行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源自西方的劳工节日，其话语内涵经历了从人道主义的启蒙符号，到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政治武器，再到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治理工具的演变，并由此激化了更为直接的对峙与反抗。驱动这一演变的内在逻辑，是国共两党对革命主导权与政治合法性的激烈争夺。

早期，由进步知识分子引入的“劳工神圣”观念，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同情的启蒙话语。而早期共产党人凭借其理论自觉与组织能力将抽象的劳工议题具体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诉求，将五一节从一个纪念日，成功锻造为组织罢工、动员群众的“演兵场”。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五一节的宣传叙事呈现出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短暂交汇的“反帝走向”。然而，这一合作性的宣传格局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逐渐瓦解。1925年后，随着邵力子和瞿秋白相继离开上海《民国日报》编委会，《觉悟》随之落入国民党右派之手，其宣传基调也发生了逆转。对此，共产党人并未选择在这一失去的阵地上进行拉锯，而是基于对斗争形势的清醒判断，主动撤离。随着组织力量的壮大与革命经验的积累，中共转向依托《向导》《中国青年》《布尔塞维克》等完全由党团掌控的刊物，独立建构自身的宣传阵地。

随着大革命失败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两党关于五一节叙事的对峙更趋白热化。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话语收编运动，试图掏空五一节的阶级斗争内核，将其驯化为服务于党国统治的治理工具。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中共则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予以回击。他们不仅敢于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捍卫五一节的革命本色，更以五一节纪念活动为契机开展工人运动。一方面，通过纪念文章和宣传材料，批评国民党在大革命后对工运的压制，强调五一节的阶级斗争意涵。另一方面，把五一纪念同集会、罢工等行动结合，作为发动和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保留了其作为街头抗争节日的底色。

《觉悟》上有关五一节内涵的流变，揭示了两种政治逻辑，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旨在维护政权的国家权力逻辑；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旨在解放社会的革命逻辑。最终，这场围绕五一节叙事的博弈证明了某种思想或信仰能否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固然取决于其解释世界的能力，更取决于其改造世界的决心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维系革命火种并最终赢得革命胜利，恰恰在于它始终将五一节与最坚决的政治行动相结合，使其超越文本与话语层面，永远作为一面战斗的旗帜而存在。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5年第6期，内容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