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大城市：20世纪70至80年代上海地震预防工作研究

作者简介

李蔚暄，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改革开放史。

冯鲸洁，同济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党的建设。

摘要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进入地震活跃期，大城市的地震预防工作更加受到重视，“保卫大城市”的方针由此提出。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虽地处少震区，但在20世纪70年代频繁受到周边中强地震波及，促使上海加快转变防震工作的相对滞后状态。至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已初步建成专业地震台网，群测群防工作也因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特殊影响而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震工作的现代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同时开始注重经济社会与防灾减灾的协调发展，这为后续综合防震减灾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震是“群害之首”。我国作为地震多发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震工作。其中，大城市的地震预防尤为关键。大城市具有建筑密集、人口集中、经济活动频繁等特征，在同等震级下，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往往远超其他城乡地区。1966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明确指示，地震工作者“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做出贡献”。“保卫大城市”由此成为我国地震工作的重要方针。学界对1949年以来的地震预防工作已有相关探讨，但从历史学和党史的视角围绕大城市防震工作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

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因地处少震区，地震预防工作一度滞后。20世纪70年代，因频繁受到周边中强地震波及，上海开始加速推进防震工作，成为全国较早设防的少震区城市。本文基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相关文献资料，对20世纪70至80年代上海的地震预防工作进行整体性考察，以期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上海地震预防工作的背景与专业台站发展

1966至1976年间，中国大陆进入了一轮地震活跃期。以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为开始，在此后长达11年的活跃期中，我国共发生15次7级以上大地震，其中5次位于人口集中地区的地震共造成26.9万人遇难，占1949至1981年间地震遇难人数的98%。1976年是此轮地震活跃期的尾声，却也是1949年以来强震最活跃的年份，共发生6次7级以上地震，包括烈度高达11度、致使24万余人遇难的唐山大地震。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地震工作确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1966年邢台地震中，不少地震工作者及震区民众均观测到了地震前兆现象，这表明利用前兆观测进行地震预防具有一定可行性。1970年1月云南通海地震发生后，周恩来作出指示：“要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在197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有实践才能有预见；有预见才能有预防……从预测到预防，以预防为主。”1972年第二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召开后，国家地震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明确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

从历史上看，上海位于地震活动强度较弱、频度较低的少震区。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上海多次受到周边中强地震的影响。1971年12月30日，长江口发生4.8级地震，上海市区及各郊县均有震感，“江南无震”的传统观念从此被打破。随后，江苏溧阳于1974年4月及1979年7月先后发生5.5级与6.0级两次地震，1975年9月黄海郎家沙发生5.3级地震，这三次地震均对上海造成烈度为5度的地震影响。

20世纪70年代前，上海地震预防工作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1904年，法国耶稣会依托徐家汇观象台建立了中国大陆首个地震台。新中国成立后，该台为国内仅有的两个地震台之一。1952年，徐家汇观象台地震业务迁至松江县佘山，组建了佘山观象台（以下简称“佘山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佘山台成为全国12个地震基本台之一。但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地震台站建设的重心位于北部及西部多震区，佘山台发展逐渐落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已难以满足本地观测需求。一方面，佘山台位于上海西南部，对东北侧地震多发区（南黄海至长江口一带）的监测能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因战备需要进行的开山施工，也严重干扰了佘山地磁台的观测。

第二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指出：“凡是可能发生地震的地方，要开展工作”，此后，少震区的地震预防工作开始得到重视。会议将上海列为全国地震工作的一个重点保卫区，要求上海逐步成立地震队，开展地震预报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上海天文台向市革委会科技组提交了一份关于开展地震工作的报告，希望增强专业台站的监测能力。报告提出，可以在扩充佘山台、增强其作为国家基准台的监测能力的同时，增设崇明综合台和一个流动观测站；崇明台主要负责监测长江口的地震活动，并配合佘山台测定地震震中；流动站日常负责宣传普及地震知识，地震时进行现场观测。报告并提出，将地震工作人员由11人大幅增至30人。或是考虑到当时上海周边震情较少、防震工作尚不迫切，上级部门没有批准这一报告，地震专业台站的发展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74年溧阳地震发生后，上海开始重视地震预防工作。地震发生前，佘山台就曾监测到上海境内发生多次无感小震，地震发生后，佘山台预测南汇、奉贤、崇明、长江口等地，近期有可能发生一次4级左右地震。与此同时，中科院地质研究所科研人员致信周恩来，指出上海自1966年起为控制地面沉降而采用的“加压回灌法”可能会诱发地震，这引起了中央及上海方面的高度重视。1974年5月，市革委会科技组提交了一个新的方案：建立上海电信传输地震台网（以下简称“上海地震台网”）。该方案计划以佘山台为中心，在崇明县、金山县及周边苏州、南通等地设置地震观测仪，并用电话线将各地观测记录及时传输至佘山台，以加强对地震活动的监测。

上海地震台网计划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1975年，我国成功预报辽宁海城地震，国家地震局决定加速推进地震预报工作。1975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加快台站建设，在地震监测力量薄弱的地区尽快增设一批台站，同时加强震情分析研究，及时掌握地震动态，尽快建设一个完整的分析预报系统。会议决定扩建和新建北京、上海等地的地震台网。1976年初，《电信传输地震台网观测分析处理系统总体设计》（简称“768工程”）完成，上海地震台网被正式纳入其中，成为“768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上海地震台网计划得到进一步完善。为方便与各观测点联络，台网中心由原计划的佘山台改至普陀区兰溪路，并以此为中心，在市区设立4到6个井下地震仪组成市内台网，主要监测“加压回灌法”造成的影响。同时在市郊及苏州、杭州等地设立若干个观测点组成外围台网，负责监测上海周边几个断裂带的地质活动。1976年后，“768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作为国内电子工业重镇，上海不仅承担了本地地震台网设备的制造任务，还为整个“768工程”供应了大部分设备。“768工程”配套的27项设备中，24项交由上海负责。在上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全力支持下，经过连续多月的生产大会战，“768工程”各项设计得以如期完成。

20世纪70年代，上海专业地震台站发展逐步摆脱停滞状态。在数量上，除原有的佘山台外，崇明台于1976年投入使用，上海自此有了两座集地震、地磁及前兆观测于一体的综合性台站。这为80年代上海地震工作的现代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群测群防工作的起落

群测群防是我国地震工作的特色之一，即在专业地震工作队伍之外，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20世纪70年代，群测群防工作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并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达到顶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逐步推广群测群防。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震区民众自发组成观测小组日夜监视各种异象。周恩来对此表示支持，指出地震预防工作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群众队伍环绕在专业队伍周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后，国家在建设专业地震队伍的同时，开始建设群众业余测报队伍。第二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专业队伍要同群众队伍相结合，“群测群防”被正式提出。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大力开展群测群防运动”应成为全国地震预防工作的首要任务，要逐步建设上百万的群测群防大军，以县（市）为单位建立一批群测群防的基干点，带动周围的测报组、观测哨，形成一个广大的群测群防网。

尽管群测群防的兴起不乏特殊的时代背景因素，但也具备一定科学依据。当时的地震预报实践表明，“只有在大区域内取得各种宏观异常前兆，才可能走向可信度较高的地震预报，这是仅凭一两个专业台所达不到的”。因此，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地震观测，可以为预报分析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考信息。此外，相比专业台站，群测点具有建设周期短、成本低、易于“土法上马”等优势，能够在相关区域迅速开展监测预警，这也是群测群防得以普遍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4年溧阳地震发生后，上海群测群防工作开始迅速发展。市革委会科技组提出：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南汇、奉贤、上海、松江、崇明等县，向群众进行普及地震知识的宣传；因陋就简制作一些简易的地震测量仪器，逐步在市郊各县及市区内建立地震测报点。到1975年10月，上海已建立群测点36个，有业余测报员300多名，各种土仪器150多件；向民众发放地震知识宣传材料15万份，放映科教电影《地震》2200多场，观众达200多万人次。在此基础上，计划于1975年底将群测点增至50个，并做到各区、县至少有一个综合性测报点，重点县和有条件的区、县建立2到3个综合性测报点。

唐山大地震后，群测群防工作受到空前重视。上海有关部门也要求“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群测点），以便尽快地形成……较严密的群众性地震监测网”。1976年8月19日，江苏省地震部门预报东部沿海地区未来几天内可能发生5到6级地震。尽管此次临震预报不久后即解除，但给上海社会和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动。上海地震办公室于1976年10月提出：要建立起500个群测点，加强测报人员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培训，争取在1977年上半年内，各区、县地震办公室都能进行震情的分析、预报工作。

在此背景下，上海各级政府、公社、街道、工厂、学校、医院等都被动员起来，大力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如虹口区乍浦街道民防办和街道下辖的13个里弄委员会都建立起了观察点，其中河南北里委员会组织80人的防震预测小组，将里弄内20口水井用红漆编号，定人、定时观察水井水位、水温和水质的变化情况。街道党委还组织近万人观看电影《地震》，并利用居民学习时间持续宣传地震知识，消除民众的恐慌心理。邻近黄海地震高发区的崇明县建立了48个群测点，为抗震救灾工作做好相应准备：对通信器材、线路进行全面检修，准备柴油发电机，确保供电中断时也能照常广播；组织68个医疗救护队，赤脚医生和卫生员组成救护小组；对207公里江堤进行全面排查和抢修，预防地震可能引发的洪涝灾害。防震物资供应方面，相关部门采取了分类管理办法：在保障日常物资供应的同时，原则上对防震储备物资进行集中管理，确保震后紧急状态下的重点供应。

唐山大地震后群测群防工作的急剧发展，可以看作是对震灾的一种“应激”反应，当地震威胁有所缓和后，群测群防的盲目性问题便开始凸显。一方面，1977年上半年，上海群测点数量由同期的50个猛增至333个，不少群测点为唐山大地震后仓促建立，存在“测报手段不一、方法不同、精度不高”等问题。1976年8月，部分群测点观测到动物行为、水井水位的异常变化，但认为“是唐山影响还是上海本身关系，还要研究”。许多业余观测员也缺少经验。1975年黄海郎家沙地震发生前，一些群测点已注意到监测数据异常，但观测员不仅没有及时上报，反而怀疑仪器出了问题。此外，不少群测点设在学校，当学校进入假期后，这些群测点实际上停止了观测。

另一方面，经费短缺也制约了群测群防工作的开展。各区、县新设立的地震办公室及大批群测点既无人员编制也无财政拨款，陷入有名无实的困境。市革委会科技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突出的矛盾是各区、县无地震工作经费和必要的交通工具，电报、电话通讯联络也不适应。”由于经费问题始终难以解决，1977年3月，科技组再次向上级部门提出：“现急待市审批解决的主要是经费问题，因为即使有了物资渠道、车辆来源，如无经费（货物）也拿不到手，而且各区、县常年活动经费不解决，工作也很难开展。”直至该年6月，有关部门终于下发通知：各区、县群测群防的通讯费、交通费可列入行政经费开支；群测点所需仪器、材料等费用由建点所在单位自行解决；群测群防补助费经审批后列入“地震事业费”开支。自此，上海的群测群防工作才有了必要的经费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群测点数量开始逐步回落。鉴于唐山大地震后全国群测点的无序发展，国务院于1977年11月下发文件，要求重点监视区和多震区，在一、二年内做到每个县有3到5个骨干群测点。此时，上海已建成群测点474个，有业余测报员1000多人，但能够正常开展测报工作的群测点仅有248个，其中有3种以上测报手段的综合点仅42个。80年代后，我国震情进入相对平静期，国家开始整顿唐山大地震后急遽膨胀的地方防震机构及群测群防队伍。

1983年，国家地震局提出“对地、市、县地震工作机构进行调整、改革”，主要在多震区和重点监视区设立地震工作机构，同时还对群测群防的观测手段、观测队伍等进行了调整和清理，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水平。经过一段时期的整顿，上海各区、县的地震办公室及大部分群测点被撤销，仅少数骨干群测点得以保留。

有研究指出：“社会与科学的结合是取得成功的地震预报的必由之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群测群防，作为一种群众动员机制下的社会化观测探索，对我国地震预防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受唐山大地震特殊影响，群测点建设在1976至1977年间爆发式扩张，随着全国震情趋于平缓，其历史局限性也随之显现。80年代起，整个社会对地震预防的认识渐趋理性，群测群防在更为科学的方针指导下进入了有序调整阶段。

上海气象博物馆（徐家汇观象台旧址）测风塔吊装

上海地震预防工作的现代化转型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1982年10月举行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首次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1985年3月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此予以进一步明确。受此影响，1986年，全国地震工作方针作出相应调整，“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多路探索，加强地震预报和工程地震的研究，推进地震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断提高监测预报水平，减轻地震灾害，发挥地震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调整后的工作方针延续了“以预防为主”的基本思想，但预防手段已不再局限于地震预报，而是“多路探索，加强地震预报和工程地震的研究”，使地震工作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在新方针的指导下，80年代上海地震预防工作不断向现代化、规范化发展。

首先，更加明确大城市地震预防工作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大城市的防震减灾工作也愈发重要。1984年5月，南黄海发生6.2级地震，上海及江苏沿海地区震感强烈。地震虽未造成明显破坏，但由于社会恐慌心理，有500多人跳楼避震，伤者达263人。地震工作者认识到，对大中城市而言，即使地震造成的直接损失有限，但由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如水灾、火灾、毒气泄漏）及衍生灾害（如饥荒、瘟疫、社会动乱）也不容忽视。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的集聚，大城市面临的灾害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保卫大城市”不仅旨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还事关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1985年，国家地震局强调：“做好地震速报、震情通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沿海港口城市、经济特区、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社会效益是很大的。”1990年，上海被列入全国抗震设防城市，并将防灾水准提升到千年一遇的设防要求。

其次，地震预防的专业化、科技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768工程”的建设，上海电信传输地震台网于1982年率先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上海地震台网由14个遍布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站点组成，由于采用了统一授时、计算机辅助处理等技术，地震速报速度、震中定位精度明显提高。此外，该台网不仅能够准确监测周边地区的地震，还能及时提供大量地震前兆观测数据，为中长期、短期特别是临震预报提供了重要参考。南黄海地震发生后，上海地震台网于震后8分钟即准确测出震中位置、震级等基本参数，经专家判断，确认近期内不会有更大地震发生。市政府立即将此信息向全社会公告，对稳定民众情绪、保证社会正常运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开启对综合防震减灾的探索。唐山大地震后，地震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实现准确的地震预报还需要较长时间，即使不能做到事先预报，也应该尽量减轻地震损失。20世纪80年代后，上海地震部门开始推进集地震预测、抗震设防、抢险救灾于一体的综合防震减灾工作。在抗震设防方面，1984年，一些地震工作者提出：上海境内地震具有震源浅、烈度相对较高的特点，建议适当提高抗震设防标准。1990年，上海完成了地震危险性分析与基本烈度复核，改变了一直被认定为全域6度区的框架，“改判为部分7度区”，为此后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工程抗震标准。在抢险救灾方面，上海于1986年成立了市抗震委员会，负责协调全市地震预防及应急工作，审议通过了《上海市抗震救灾应急方案》，并在次年组织了以抗御地震灾害袭击为背景的市、区（县）两级指挥机关救灾演习。上海还非常重视防震宣传和科普工作。1986年夏，上海曾流传地震谣言，市地震局对上海的地震趋势、预报现状等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在新闻单位的配合下，广泛科普地震知识和法律法规。有关部门还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答民众关心的问题，重申“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上海近期会发生破坏性地震”。各大媒体广泛报道，最终使地震谣言得以平息。此外，佘山地震台于1988年向公众开放，进行地震知识科普宣传。1996年长江口附近海域发生地震后，上海未出现南黄海地震时的恐慌局面。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与防灾减灾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为地震预防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技术手段，也对防震减灾提出了更高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通过提升工作理念、完善机构设置、增强防震能力，逐步构建起集预测设防、应急管理与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综合防震减灾体系，地震预防工作进入了更加现代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上海气象博物馆（徐家汇观象台旧址）

结语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保卫大城市”方针的指引下，上海地震工作逐步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上海专业地震台站建设重新启动，随着电信传输地震台网的建成，上海地震监测技术迅速跻身国内前列。同时，群测点建设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后的爆发式扩张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调整，成为专业台站的重要补充和地震知识宣传教育平台。这意味着20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初，上海地震预防工作已由注意发动群众力量转向全面依托现代化技术手段。此外，作为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后上海率先探索经济社会与防灾减灾协调发展，将地震预防工作融入城市综合治理体系，实现了经济发展与防灾治理的良性互动。这一重要探索和实践不仅深化了“保卫大城市”的内涵，也为当下超大城市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提高综合防震减灾能力提供了历史借鉴。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