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与远东反战大会

90年前，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胜利召开，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会议，但它是一次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站在人民的立场，维护世界和平的会议，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远东反战大会的缘起

1931年，日本侵略者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中国东北犯下滔天罪行，中国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同情与支持。1932年8月，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同盟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反战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战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决定1933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二次世界反战大会，也叫远东反战大会。大会的负责人是宋庆龄。

20世纪30年代的宋庆龄

宋庆龄一直都在积极地做大会的筹备工作，发表宣言，接待记者，建立群众组织。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和阻扰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与召开，枪杀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杨杏佛，以此来威胁宋庆龄。可宋庆龄的回答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

1933年8月18日，宋庆龄（前左）在秘书黎沛华的陪同下，亲临码头迎接参加远东反战大会的外国代表

中国共产党协助筹备召开大会

为了大会能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中共江苏省委积极地秘密地配合宋庆龄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及大会其他工作。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骨干参加筹备工作。在此期间，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被破坏，远东反战大会筹备核心小组成员，3人中有2人被捕，可是其他参与筹备工作的同志，仍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前赴后继地开展筹备工作。

武胡景（1899—1936），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保卫部部长，负责领导远东反战大会组织工作

我的父亲周文、母亲郑育之都是“左联”成员，都被调去做筹备工作。父亲与夏衍、周扬一同召开秘密会议，共同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向群众宣传远东反战大会；如何组织群众去码头欢迎国际代表团。父亲还与鲁迅等105名作家签署了一个欢迎国际代表团的启事，刊登在报纸上做宣传。

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和阻扰，开会的会场一直找不到，大会不能公开举行，那么就只能秘密召开。1933年9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同志们，讨论策划了一个秘密的执行方案。由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同志先租借到一个刚造好的、还没通水通电的空房子作会场。

冯雪峰（1903—1976），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主持远东反战大会具体筹备工作

下旬，我的父母亲接到党组织通知，要求先买好两个价廉物美结婚用的大木箱放在母亲娘家，母亲也回到娘家待命。26日，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叫父母两人在次日打扮成新郎新娘，把两个箱子运到东方旅社。

9月27日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初八，正巧，这天正好是我外公和我母亲的生日，每年这天母亲要为外公过生日，基本在家并不外出，但这一次，母亲不顾长期以来的家庭习惯，选择了外出为党完成任务。

我的父亲母亲穿上漂亮衣服把箱子运到了东方旅社。他们在东方旅社的任务是，为反战会议的与会代表们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因为有外国代表参会，所以食物统一选择购买面包，另外还有苏打水、奶油、罐头、水果、刀叉、碗筷、气炉和锅子。他们两人手挽着手提着小皮箱，就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出去购物。每次回来又怕沾有面包的味道，于是母亲身上喷了香水，又买些苹果、橙子、鲜花等带香味的东西，掩护把其他东西安全买回来。

周文、郑育之夫妇合影

28日，内部交通梁文若带母亲到会场做保卫工作。父亲则按照组织安排在会外做宣传工作。

会场设在霍山路85号，共有10来个人作掩护工作。其中黄霖担任户主、扮大儿子，因为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拿过枪，打过仗，所以选他做会场的警备委员长。这时他正在生疟疾，打摆子，还发着高烧，当听到党组织给他这个任务时，二话没说就担起了重任。交通梁文若担任大儿媳妇，另一个男同志扮二儿子，我的母亲郑育之扮二儿媳妇，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朱姚扮他们的妈妈，还带一个5岁的小男孩扮小孙子。朱姚多年以来都为党组织做掩护工作，另外还负责帮助抚养领导人的后代，曾经抚养过彭湃的儿子，这时又抚养着刘少奇的儿子，并将他带到会场做掩护工作。他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6个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来承担掩护保卫远东反战大会的任务。

参加保卫工作的6人组成临时家庭掩护远东反战大会的召开

另外还有几个人负责打开水和购买大米等杂事，同时负责房子周围的巡逻任务，一有情况就马上报告。他们每人都随身带有一个石灰包，如果有敌人来的时候，便把石灰包扔到他们脸上，先迷了他们的眼睛再说。他们多数人都有一根铁棍、几块砖头作为与敌人搏斗的武器。还用瓶子做了一个铃铛挂在三楼，一根绳子垂下来，有情况时，他们就拉几下绳子向楼上报警用。每人都有自己的岗位，母亲站在2楼的楼梯口注视着楼下门外的情况。他们在代表来到会场时都认真地核对暗号，准确无误才放人进入会场，确保会议代表都是真实可靠。

远东反战大会胜利召开

远东反战大会的会议代表共65人，国内有工人、农民、士兵、大学生与知识分子各界代表60人，国际代表5人，其中国际代表团团长英国代表马莱、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古久里和比利时代表波比，另有宋庆龄和她的朋友美国记者伊罗生。

远东反战大会会址（今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85号）

9月30日凌晨3点多，宋庆龄在交通梁文若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大家吃过早饭就开会，会上宣读了中央苏区发来的贺信贺电，选举了远东反战大会主席团——宋庆龄、马莱、古久里、波比和国内中央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东北义勇军代表、平绥铁路工人代表、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等5个代表。还选举了远东反战大会名誉主席团，毛泽东、朱德、鲁迅都当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其他多为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作家、科学家和工人运动领袖。

宋庆龄主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她严厉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联合、武装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马莱介绍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各国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法国代表古久里作了很好的补充发言。大家的发言都赢得了无声的鼓掌。

大会最后通过了1个宣言、5个提案和4个抗议书，最后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被选为主席。会议结束时，国际代表拿出三面红旗，分别给了中国工农红军、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工人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散会时做保卫工作的同志又协助代表们安全撤离会场。

母亲回到家里又配合父亲刻印好传单，和其他同志一起分送出去。第二天大街小巷都看到传单：《远东反战大会胜利召开了！》。我的父母亲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远东反战大会，为党的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