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早年在上海

青年任弼时

今年是任弼时诞辰120周年。这位伟大革命家与申城极有深缘。他早年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还先后在驻沪团中央机关、中共中央机关担任要职，留下了不少感人故事。

求学外国语学社

1920年8月，任弼时在长沙参加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建立的俄罗斯研究会。同年秋，经俄罗斯研究会推荐，他前往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任弼时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快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根据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进步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需要，在上海筹办外国语学社。《彭述之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说：“（莫斯科）创办东方大学的决定刚作出，陈独秀就从维金斯基（按即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那里知道了。一俟得知这个消息，他立即委托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筹办中国共产主义中央小组外国语学社，并以最紧急的方式当面或者写信……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来，为留学莫斯科做准备。”1920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在醒目位置两次登出《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其中说：“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为掩护，学员主要由进步团体和人士推荐。

昔日外国语学社

外国语学社探索实行新型的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学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在这里，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籍；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或做工，常进行政治学习，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曹靖华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回忆：“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地点是渔阳里六号。我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蒋光慈（那时叫蒋侠僧）、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课外分成三个小组”“我们在外国语学社自己看《共产党宣言》”“五一节时，还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撒传单等活动”。

渔阳里6号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许之桢的《关于渔阳里六号的活动情况》回忆：“刘少奇、柯庆施住在楼上厢房。住在那里的人有的睡棕绷床，有的睡板床，也有的就睡地铺”“刘少奇也在别的地方住过，有时与萧劲光住在一起”。任弼时与萧劲光等曾住在附近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宿舍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小饭馆的“包伙”，而且“他们五个人包了四个人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钱以作他用”。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与萧劲光、刘少奇等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启程前，任弼时接到父亲从长沙写来的信，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但他追求革命真理的决心已下，遂复函向父亲道出自己的理想信念：“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复函中提及的“大福家世界”，是他对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最初表述。

诚如任继宁在《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爷爷任弼时》中所说：“虽然学社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刘少奇、我的爷爷任弼时、罗觉(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等众多革命前辈早在留苏前夕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外国语学社也为前来上海的革命青年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学习环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外语(主要是俄语)，并在革命实践中考察和挑选其中的优秀人才到俄国进一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输送精锐骨干”。

积极投身团中央工作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上海，根据党组织安排，在第一所红色高等学府——上海大学执教，同时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此时，任弼时住在上海孟纳拉路富康里482号（后为延安东路1472弄7号，原建筑已不存），系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二楼10平方米的亭子间为他的居室，里面仅放单人床、书桌、书架和煤油炉。他对青年团工作极重视，于10月18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明确指出：“它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它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它主张联络全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力量去做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作。”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团中央委员，担任组织部主任；数月后，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富康里482号前楼成为团中央机关，团中央执行委员恽代英、贺昌等常来开会。在此工作和住宿的还有团中央秘书张葆臣和交通员洪扬生（后陈养山接替洪扬生的工作，并负责发行《中国青年》）。

原富康里任弼时寓所

在富康里482号亭子间，任弼时常废寝忘食地忙于团中央工作，并为《中国青年》周刊写文章，如用“弼时”“辟世”“P.S”等笔名发表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与青年》《列宁主义的要义》《马克思主义概略》《苏俄政治经济状况》《联合战线问题》等。他为了密切与青年工人的联系，定期到工人聚居区的“平民学校”上课，又将曹家渡纯善里52号作为党团组织基层干部的训练班。另外，他还前往沪西工友俱乐部作调查，经认真思考提出计划：“可以分日夜两班上课，白班的工人晚上活动，夜班的工人白天活动。要迅速把团支部建立起来，一个厂里有三个团员就可以成立团支部或小组。”

当五卅运动风起云涌时，任弼时多次在富康里482号团中央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各界青年踊跃投入斗争。6月2日，他在签署的团中央通告里发出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的号召。接着，又在《中国青年》周刊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其中说：“我们对于中国一班青年国民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明确倡导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注意联络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多方面进攻方能动摇其统治威力。我们应该认清，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

不久，任弼时随团中央机关搬到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大德坊。翌年春，他的未婚妻陈琮英由湘来沪，两人在简陋的亭子间里结婚。此后，陈琮英常把丈夫起草的文件送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或带出去秘密排印。他每次都叮嘱妻子：“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陈琮英很快成为称职的交通员，出色地掩护和配合了革命活动。

1926年11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翌年4月，返回上海，随后去了武汉。

留守上海坚持斗争

1927年8月7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秋，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曾设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

1928年4月下旬起，为了筹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相继离沪赴苏联。中共中央决定，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负责留守，在上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此时，任弼时住在浙江路清河坊的一幢沿街两层房屋（今浙江中路112号），这里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留守中央的4个多月里，他起草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奉国战争中顺直的工作布置问题》《中央给顺直省委信》《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央给河南省委信》《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央给浙江省委信》《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央致福建省委信》等10余份文件，指导国内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

中共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机关，设于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沿街两层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数载而安然无恙。1928年秋至1931年4月，任弼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邓中夏、邓小平等常到这里开会。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这一时期，任弼时无论在上海党的机关中担任何职，都为革命事业枵腹从公、呕心沥血，体现了崇高的“骆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