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学校的光辉实践
——从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到吴淞平民日夜学校（1923—1926）
李中政
原文刊发：《工会理论研究》2024年第6期，第47-58页
［摘要］
1923至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吴淞地区接续创办了工人学校。探讨吴淞地区工人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可为研究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提供新的视角，亦能对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史和党史研究形成补充。1923年，中共在吴淞地区创办了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学校的运行模式鲜明地展现出早期中共与青年团在地方事务上的紧密协作。1924年4月，在国共合作时期推动平民教育的背景下，吴淞工人学校得以重新开办，更名为吴淞平民日夜学校。从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创立到吴淞平民日夜学校的发展，中共不仅通过工人学校有效地教育和发动了工人，唤醒了工人的觉悟，还成功组建了工会和各类工人团体，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青年团团员和共产党员，众多工人出身的党团员以坚定的信仰和英勇的斗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工人补习学校；平民日夜学校；吴淞
[作者简介]
李中政，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二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中国工人运动史。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开设工人学校，对工人系统地开展宣传教育。在既往的中共早期工人教育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上海小沙渡、北京长辛店及湖南安源等地，而对上海吴淞地区的工人教育研究相对较少。1923至1926年，中共在吴淞地区接续创办了工人学校。1924年，中共中央明确了上海工人运动的七个重点区域，吴淞地区位居其一。部分早期党与工人运动领导人在自述中，曾提及这一时期吴淞工人学校的创办历程，但这些记述颇为零碎，致使历史事实呈现得不够连贯。实际上，《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有大量关于吴淞工人学校的记载。系统地整理与分析这些原始档案，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有望客观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探讨吴淞地区工人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可为研究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提供新的视角，亦能对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史和党史研究形成补充。
一
早期中共与吴淞工学界的交往
民国初年，位于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淞地区备受国内外瞩目，成为投资热土，集聚了大批企业和高校。著名实业家张謇曾盛赞吴淞为“吾国第一口岸”，他评价吴淞道“于水为长江门户，于陆为铁路终点，而又位于上海租界之前，宜为世界所瞩目”。1920年11月4日，张謇受北洋政府委任，负责吴淞商埠的督办工作。次年2月中旬，吴淞商埠局得以正式设立并投入运作。至此，吴淞迈入崭新的发展时期。
（一）早期中共与吴淞工人的交往
相较于上海公共租界杨树浦、华界南市高昌庙等已相对成熟的工业区域，20世纪初吴淞地区的工业发展还在稳步推进中。据1921年《宝山县续志》记载，吴淞区域内已有56家大小工厂。其中，尤为突出的是1907年落成的吴淞机厂（亦称沪宁铁路机器厂）。该厂由沪宁铁路总管理处负责筹建，主要承担铁路器材的自制及车辆的维修任务。随着国内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20年代上半叶，吴淞地区逐渐兴起了重要的棉纺织工厂。这些纺织厂多数由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出资建立。例如，1920年在吴淞蕰藻浜地区创办的大中华纺织公司，1922年4月开始运营。该公司规模庞大，占地10万平方米，拥有纱锭4.5万枚，工人数量达到2300余人，且使用的纺织机全部从英国、德国等引进。1921年9月末创立的华丰纺织公司，拥有约1200名工人，其中以吴淞原籍者为主。同年，在紧邻大中华纺织公司的地段，聂云台联手张謇、荣宗敬等共同创立的中国铁工厂也正式投入生产。该厂专注于生产纺纱机械，拥有百余名雇员，并雇用了数十名学徒、工程师及职员。
1920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开始关注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动态。彼时，他们只注意到7月中旬吴淞机厂发生的罢工斗争。中共发起组创办的面向工界宣传的《劳动界》，自创刊伊始，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袁达时汇总当年上海工人因米价飙升而引发的罢工情况。在该刊第3册中，袁达时记录了吴淞机厂超过500名机器工人因薪资诉求而发起的罢工行动。关于此次罢工的最终成效，尽管袁达时阐述了车务总管承诺3日内为工人提薪，随后促使工人复工的情况，不过其详尽结果仍需深入探究。此项记录成为中共发起组在《劳动界》发布的关于吴淞工人运动的唯一报道。分析《劳动界》中其他报告所揭示的上海工人运动趋势，不难发现，中共发起组已将重点观察领域定位于浦东的英美烟草厂、沪西小沙渡的日商纱厂，以及高昌庙的上海兵工厂与江南造船厂等关键工业区域。
中共发起组之所以相对忽略吴淞地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尽管中共发起组对机器业工人颇为重视，但是由于江南造船厂的李中和杨树浦电灯厂的陈文焕主动与中共发起组取得联系，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使得南市高昌庙上海兵工厂和江南造船厂的机器工人基础更为稳固。相较之下，吴淞机厂的工人并未成为中共发起组核心考量的对象。其次，纺织业虽是中共早期最重视的产业，但当时吴淞地区的大型纱厂正处于建造阶段，因此也未进入中共发起组的重点视野。在组织发展初期、人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中共发起组倾向于将精力投入工人运动更为活跃，影响力更大的地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第一个决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补习学校是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党要求各种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类学校，使它逐渐变为工人政党的中心，以唤醒工人的觉悟，并启发他们组织工会的需要。党的一大后成立了公开领导工运的活动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开始注意到吴淞地区的大中华纱厂。这一转向在同年11月末出版的《劳动周刊》第15号上得到了明显体现。该刊刊登了一篇以“固穷”为笔名的记者所撰写的报道，是关于大中华纺织公司全厂工作时间改为八小时的重要新闻。这一改革在记者眼中，无疑标志着那些致力于劳动运动、主张劳工神圣的革命者取得了一大胜利。然而，尽管大中华纱厂的改革受到了关注，但从书记部对工运宣传与动员的地域范围来看，其重点仍集中在中共发起组时就已关注的杨树浦、小沙渡、高昌庙、浦东一带，同时也涉及斜桥地区。相比之下，书记部与吴淞工人的接触仍然相对较少。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书记部与吴淞地区的联系并非完全割裂。联系的桥梁便是当时正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求学的罗绮园。他在1922年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年5月，因宝隆医院的中国护士受到无故殴打，他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到该院领导罢工。
（二）早期中共党员在吴淞学校的活动
在中共发起组时期和中共创建初期，尽管吴淞地区的工运宣传和动员活动并不频繁，但是早期中共的领导者常常受邀到吴淞地区的学校演讲。中共与学界的紧密联系，凸显出早期中共所具备的知识性特征，即与知识分子保持紧密关系，致力于向学生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位于吴淞、具有国民党研究系背景的中国公学，有时会邀请早期中共领导者演讲。例如，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该校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演说。陈独秀着重指出，五四运动与其他过往的爱国运动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两点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正是学生们的直接行动，使得工商界“信仰学生”。他鼓励学生继续发扬这两种精神，勇往直前。1922年4月23日，陈独秀又与陈望道一同前往中国公学进行演讲。陈独秀的演讲主题是《马克思学说》，他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以及劳工专政等核心概念。1923年11月21日，李大钊在中国公学演讲，主题为《历史观》。
除演讲外，值得一提的是，吴淞中国公学的一些学生已经开始积极响应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例如，1922年4月中共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的一次大规模罢工，参与人数达到3800余人。在此期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了罢工经济后援会，吴淞中国公学的一名学生捐助了财物，为罢工工人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
二
党团协作：
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创办与运作
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团结统一的道路。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结束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用现实教育了工人阶级。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案》第6条指出：“为养成劳动运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智识。”1923年8月，张太雷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吴淞大中华纱厂停业事件引发了其对国家不独立、工人受资本家压迫的深刻感叹。同时，刘拜农也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指出开展工人运动需要从大中华工人罢工中吸取教训。此时，吴淞地区已开始成为中共在上海重新动员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之一，吴淞工人运动渐渐走进党的视野。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1922年末中共领导的日华纱厂与英美烟草厂罢工的失败，浦东工人运动受阻，中共转向同时拥有多种工厂的吴淞地区，吴淞成为上海地委兼区委的重点关注对象。
党的三大后，1923年7月9日上海地委兼区委在改选后即成立了由王荷波任委员长的劳动运动委员会，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向吴淞，明确由知识分子集中的党的第一组（上海大学组）组长蔡林蒸负责吴淞地区工人运动，开始筹办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在中央核准给上海的140元预算中，特别为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划拨10元作为开办津贴。这是中共三大召开后，上海地委兼区委创办的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尝试让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在进行重组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就已经开始重点关注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经费支持与人员配置问题，这标志着该校正式进入筹办阶段。尽管7月份因中央停止补贴，上海地委兼区委工作经费由邓中夏、沈雁冰个人借款，但是仍然给予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开办补贴，尽显对吴淞工人运动的重视。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之所以着手开办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实际上与其重新规划工人运动及增强对吴淞地区工运的领导力度息息相关。一方面，上海地方党组织根据居住相近的原则，对党员进行重新分组。吴淞地区被划定为第五组，当时组长与组员暂未确定。另一方面，增派刘拜农协助蔡林蒸负责吴淞地区的工运工作，加强了力量。大约一周之后，上海地委兼区委在进一步讨论吴淞地区的问题后，决定由曾宪明负责管理每月10元的津贴。同时，会议确定在吴淞地区发展曾宪明、李炳钦两名工人以及学生刘拜农入党，这一决策反映出吴淞地区的发展潜力。至9月12日，由于吴淞党员较少，遂设立上海地区唯一的特别组即第四组。吴淞特别组由5名党员组成，另外3组均为8人或以上。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纱厂，厂方其实也会考虑工人的教育需求。例如，大中华纱厂在创立初期就积极筹备了图书馆、工人学校以及工人子弟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因此，中共在深入吴淞地区创办工人学校时，会面临一些挑战。尽管相关史料较为稀缺，但从现有的档案中，依然可以观察到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对吴淞工人学校的重视，主要体现在经费支持和人员配置上。
9月中旬的会议决定，尽管中央划拨给上海地区的总预算减少到每月75元，但是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给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津贴增加到20元。同时划拨给机器工人俱乐部的津贴也是20元，这足以显示对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重视。10月中上旬，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对吴淞工人补习学校进行了新的讨论。首先是津贴问题。由于该校还能获得国民党每月25元的资助经费，加之中共的20元，每月合计可获得45元补贴，因此学校被认为“大有可为，应努力整顿”。其次是学校的管理问题。最初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与青年团地方委员会商议决定，该校由上海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张秋人全面负责校务。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又派遣上海地委负责劳动运动的委员长王荷波与地委委员徐梅坤，赴吴淞调解曾宪明、董仲明与张秋人之间关于办学的意见分歧，纠正曾、董二人的错误观念。为继续讨论吴淞工人补习学校事宜，张秋人出席了10月25日上海地委兼区委的会议。会议决定，除继续派人劝说曾宪明和董仲明改变错误观念外，责成他们二人继续负责学校的具体事务，并由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进行常态监督，而张秋人则继续负责为学校延揽教师。
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运行模式鲜明地展现出早期中共与青年团在地方事务上的紧密协作。11月，为方便开展吴淞工人补习学校校务工作，中共上海地方组织要求党员董仲明、刘拜农入团，成立吴淞团支部。在国共合作之前，党内事务其实都是由青年团来肩负和推进的。青年团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充当了中坚力量的角色。从青年团上海地委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吴淞工人学校的创办状况：该校为夜校形式，专注于为工人提供教育，由青年团团员承担教学任务。学生总计30余人，均为青年工人或学徒。综合以上工作成果，团地委对吴淞地区的工人运动持乐观态度，认为其有“发展的希望”。
吴淞地区工会的发展与工人学校的建立紧密相关，这一教育机构的存在使得中共党员与青年团团员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吴淞工人的最新情况，进而抓住组织工会的关键时机。1923年10月末，吴淞铁工厂发生了一起监工殴打青年团团员、工人谭学厂的事件。此事一出，王荷波迅速赶往工厂，召集200余名工人开会，积极呼吁他们组织起来。这一提议得到工人们的热烈响应。上海地委兼区委决定，由董仲明、刘拜农、曾宪明协助王荷波筹建工会。11月22日，王荷波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报告吴淞工会组织的情况时提到，工会筹备会议已经结束，吴淞地区已有中国铁工厂的50名工人、同济医工学校的30名艺徒，以及张华浜铁路工厂的14名工人近百人加入了工会。经过深入讨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决定，工会的监督和指导工作仍由王荷波与张秋人共同负责。
1924年1月临近春节，吴淞地区工人放假回家，工人补习学校停办，拟于开春后以国共合作名义继续开办。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在会议上明确指出，吴淞学校的停课只是暂时的，计划来年复课。徐梅坤被派赴吴淞清理房租及查收杂物。1月末编定的经费预算，仍然为吴淞学校预留了15元经费。据当年参与教学工作的刘拜农回忆，他在上海从事工运时，白天忙于开会、演讲和推进工人运动，编辑、翻译和撰写文章等工作都得在晚上完成，且这些工作通常是在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课程结束后才能够开始。尽管如此忙碌，他并未感到疲惫或辛苦，反而觉得十分愉快和幸福。由此可见，工人学校在工人运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三
借势而上：
吴淞平民学校的创办与恢复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结束后，中共中央特别派遣中央局成员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三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兼任职务。上海执行部是国共合作在上海的重要政治平台。在国共合作时期推动平民教育的背景下，吴淞工人学校得以重新开办。尽管学校的名称与之前有所变化，但其承担的功能基本保持不变。
（一）吴淞平民日夜学校等校开办
1924年3月6日，上海执行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由孙镜、邓中夏和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该委员会与黄炎培领导的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携手，共同推动国民党各区党部建立平民学校的工作。1924年3月13日，上海地委兼区委在召开会议时，仍将平民教育运动与吴淞学校事务分开讨论。一方面，要求党员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各区平民教育促进会；另一方面，决定致信邓中夏，敦促其尽快提议开办吴淞平民学校。1924年4月1日，邓中夏在上海大学率先开展平民教育，举办平民学校。4月中旬，邓中夏在回信给孙镜和毛泽东时提到，由于需要参加上海大学平民学校的教务会议，因此无法出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关于平民教育的会议，委托刘拜农代为出席，随信还附上了吴淞学校和杨树浦平民学校的两份预算。由此可见，吴淞平民学校事务已纳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议事日程。
1924年4月20日，吴淞平民学校正式开学，邓中夏、邵力子、王荷波以及同济大学学生周修齐等共同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该校于当月初开始筹办，设立在吴淞中国铁工厂内。数日内，学校已成功招收日夜班学生各20余名。该校免费为学生提供《平民读本》作为教材，聘请同济大学的10多名学生担任教师，旨在帮助工人更好地了解政治时事，并提高其文化水平。此外，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多次来校演讲，分享知识与见解。学校的经费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承担。至1924年5月，每月的经费被定为50元。继吴淞平民学校开办后，上海区委陆续在沪西、杨浦、浦东等地开办平民学校，由上海大学派员充当平民学校教师。上海大学师生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蒋光赤、黄正厂等到各平民学校教课，恽代英还专门为平民学校编了教材。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在同年5月向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工人教育在启发工人觉悟方面的重要作用，吴淞平民学校是此时已经开办的四所学校之一。该校有四五十名学生，其中中华铁工厂的工人占多数，还有几名铁路工人、糖厂工人及其他杂工。从学生构成可以看出，至少在此时，中共在吴淞地区能够动员的主要还是机器工人，纺织工人的数量仍然非常有限。
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共同努力下，吴淞平民日夜学校在短短4个月内取得了显著成绩。8月初，学生人数已急剧攀升至300余人。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学校计划成立校友会。校友会成立大会共有200余名校友出席，中共党员邓中夏、李立三、何味辛、陈涛等也应邀出席并发表演讲。此外，吴淞平民日夜学校还开办了平友商店，学生自动组建了学生自治会，被誉为“平民学校学生的好榜样”，这些创新性举措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1925年5月初，吴淞第一平民夜校在吴淞乡立第一国民学校内举行开学典礼。该校由同济大学学生周修齐、丁君羊等与主导工运工作的邓中夏联合创办，并得到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支持。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吸引同济大学附设工厂及毗邻区域的工人来就读。然而，由于校舍有限，学校建校初期仅开设一个班，限定招收70名学生。此外，吴淞地区还有一所设立在炮台湾的平民学校，即炮台湾工人补习学校，该校的课程由中国公学的学生负责讲授。
（二）吴淞平民学校的接续办学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吴淞平民学校暂时停办。五卅运动结束后，该校得以恢复，新址在吴淞西市淞兴路与三益路交会处，紧邻宝大木行后部。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毗邻的三益路18号便是中国铁工厂工会（吴淞工人补习学校旧址），这进一步彰显了其与之前吴淞工人补习学校的承续关系。同年6月初，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上海总工会分别派遣王警东和彭干臣前往吴淞推进工运工作，并着手恢复平民学校的运营。彭干臣被委任为校长。同时，中共还在吴淞机厂的铁路工人中开设了夜校，积极开展教育工作。在彭干臣于1925年10月前往苏联后，王警东接任了校长一职。1926年，吴淞平民学校依然存续，并且在中共及青年团的档案中被多次记录。同年3月末，中共吴淞独立支部在报告未来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时指出，将通过平民学校进行工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4月初，中共吴淞独立支部书记佘立亚在汇报沪宁、沪杭两路工作计划时提及平民学校。他指出，吴淞铁路工人活动的友谊社社址设在平民学校，但由于纱厂工人也常来此处，导致纱厂工人与铁路工人之间经常发生误会。这一报告不仅证实了吴淞平民学校持续存在，还反映出该校主要吸纳的是纱厂工人。然而，这同时也表明中共在吴淞地区的基础仍然薄弱。为了便于组织开展女性工人运动，上海区委特意为吴淞平民学校配备了女性教员。吴淞独支书记兼任学校教员，职责繁重，有时难以两头兼顾，因此在暑假期间，他们找了一位同学代为授课，以填补教职空缺。
然而，7月31日，佘立亚被吴淞商埠警察局逮捕。被捕原因是日商华丰纱厂厂方得知一封来自“贫民学校”的信件，在厂内要求工人捐助办学经费。当厂方前往学校调查时，只发现教员佘立亚。尽管佘立亚否认信件一事，但厂方还是将此事件报告了淞沪警察厅。警察厅认为这是共产党策划的罢工，于是下令逮捕佘立亚。这其实也透露出，佘立亚一直以吴淞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为掩护，暗中开展工作。警方后续的补充报告不仅明确了逮捕地点为三益路30号，还提到在该处搜出《新青年》《向导》等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印刷品七八种。8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吴独支书记汇报称，自佘立亚被捕后，革命形势变得极为困难。他们不仅需要另租房屋作为交通处，平民学校也需要改选。
曾在吴淞平民学校就读的江儒田，两次回忆在学校的生动细节。1926年3月，经白桂林介绍，江儒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同样是得益于白的引荐，他进入平民学校求学。在吴淞平民学校，首位执教的老师是湖南籍的何志球，紧随其后是同样来自湖南的佘立亚，此外还有两位女教师，分别是来自湖南的黄翠兰和来自湖北的史昭华（上述四位教师均为共产党员）。学校约有二三十名学生，分为早晚班级，江儒田则是放工后去读一小时。学校教授的内容以阶级教育为主，讲述资本家如何压迫工人，同时也有识字课程。学校先后吸引了吴淞机厂、大中华纱厂、中国铁工厂的工人们前来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吴淞铁工厂担任技工的孙津川是最早加入学校的学员之一，后来也在吴淞平民学校任教。
四
重大历史作用
第一，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唤醒了工人的觉悟。上海党团组织主要领导多次赴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平民学校组织开展工作，团上海地委委员长张秋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邓中夏、上海地委工农部主任李立三、吴淞独支书记王警东和佘立亚等先后在学校授课，党组织还选取了工人出身的孙津川等担任教务工作。党着力在平民学校宣传、组织工会等工人团体，借以发展党员。学校以阶级教育为主，同时也教授识字课程，这些教学内容极大地启发了学员的思想觉悟，实现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有机结合。
第二，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青年团团员和共产党员。在早期中共党员与青年团团员的持续奋斗下，借助吴淞工人补习学校和吴淞平民日夜学校的组织网络，吴淞地区的工人运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加快了吴淞地区建立党团组织的步伐，还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青年团团员和共产党员，如孙津川、何志球、尹景伊、孙晴川、周长福、江儒田、蔡景海、常广海、徐克强等。1926年7月，吴淞地区有47名党员，其中40名是工人；至1927年1月，该地区80名党员中，有交通工人46名、产业工人18名、学徒7名，工人身份的党员总计71名，占党员的绝大多数。同时期，吴淞地区的团员也呈现出以工人为主体的特点。1926年7月，吴淞地区的47名团员中，有40名工人。这种以工人为主的党团员结构，促使吴淞地区党团组织成为“革命工人的集合”。
第三，众多工人出身的党团员以坚定的信仰和英勇的斗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五卅运动中的反帝先锋尹景伊、学生会代表何志球均参加了吴淞平民学校的教务工作。五卅运动期间，何志球以上海学联委员身份战斗在最前线，五卅运动后受党组织委派先后赴上海杨浦和浙江绍兴、杭州开展工人运动和党建工作。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后，1926年10月30日下午，上海区委召开的各部委、独支书记联席会议特别指出，最应注意的是吴淞的报告，此次运动中吴淞同志的表现极为出色。赵世炎深情地说道：“吴淞支部自己讨论要破坏淞沪、沪宁铁路，工作做得多么好！”为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高度重视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多次来吴淞指导工作，十分牵挂以孙津川为首的执行破路任务的同志的安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孙津川担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管家”角色。吴淞作为上海七个战区之一，率先取得胜利。吴淞工人纠察队为南市、闸北的起义积极提供支持。起义胜利后，孙津川和孙晴川带领铁路工人率先复工，充分展现了吴淞工人的团结精神和强大战斗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上海3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分驻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四地，保卫工会，维持社会秩序，吴淞的政治环境相对安全。4月14日，周恩来亲临吴淞，来到孙津川家中指导革命的善后工作。在孙津川母子的护送下，周恩来安全离开吴淞。在严峻的形势下，吴淞平民学校师生史照华、孙晴川、江儒田、刘景兴等，继续在吴淞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底，刘景兴担任吴淞区委委员，后任吴淞区委书记。1928年初，史照华调任沪西区委妇女部主任，孙晴川调任闸北区委委员。后孙津川作为代表先后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被派往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大上缺席当选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