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一名拉车工人给上海市长写信之后……

一名拉车工人姜小高，为了解决自己的工会会籍和雇佣关系问题，曾奔走上海总工会、劳动局等9个机关约200次，耗时17个月，最后写信向陈毅市长和上海总工会刘长胜主席申诉，问题才得到解决；

嵩山区（1956年撤销，其境今属黄浦区）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一份公文，“旅行”了7个机关、经100天以后又回到了嵩山区，公文上批示“请示区委决定”；

有的单位接到人民来信，连信封没有拆开就归了档，有的人民来信中还附了复信用的邮票，就连信带邮票归了档……

这些案例都出自1952年12月15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指出，当前，在许多机关团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关心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并作为整党建党的步骤之一，是非常必要的”。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全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必修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也曾多次开展以克服官僚主义、改善与加强党群关系为重点的整党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方法，有效促进了上海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共产党干部做错了事情要检讨”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50年至1955年，党中央连续开展了五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标中央要求，上海也迅速展开行动。

1950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指示，上海开展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是克服党内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改善与加强党群关系，整顿主要在科、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中进行。

1950年代上海干部与市民群众交流（上海市档案馆藏）

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建立临时机构整风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市整风工作。由市委第一书记陈毅担任主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市委党校校长刘晓任副主任。各区和各系统党组织都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

档案显示，在市级层面，这次整风的主要措施是开办整风训练班，抽调各系统各单位科、处级以上主要干部，集中进行初步整风，以培养整风的骨干。一般干部则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作好思想准备。整风训练班结束后，参训干部回到本职岗位，参加并协助本单位、本系统的整风活动。

1951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报道称，党员干部经过整风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基本得到克服，政策思想水平普遍提高，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由于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民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打死了人也不算什么，共产党干部做错了事情还要检讨。”

1951年4月，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上海开始整党工作。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结合整党工作，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并在全体党员中开始了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学习。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深入一线、依靠群众的先进典型。如中华烟草三厂锡包部主任曹富妹看到黄梅天香烟容易发霉，就虚心请教老年工人，把浆糊贴得匀，这样不但香烟不易发霉，还节省了很多面粉，使得企业生产出现新气象。

“我伲交关开心，今后应通力合作”

随着整风、整党、“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相继展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也推广开来。

比如，人民来信是群众表达意见的一种重要方式。1951年5月，政务院制定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上海积极响应，广泛开展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本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接待人民和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在中央和华东局一再指示强调之下，经过去年反官僚主义斗争之后，虽有一定改进，但积压情况，依然严重，被动应付、无人负责的缺点，依然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1953年《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接待人民和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几项决定》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为此，市委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党组必须认真重视人民来访和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定期检查工作，在工作上采取统一领导、分别管理的原则，同时加强、充实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1953年4月3日《文汇报》的一篇报道介绍，上海市各机关团体在处理人民来信工作上有很大进步，如普陀区委书记对有关政策性、群众性的重大事件都亲自批办，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的局长、处长在每周六下午轮流接见来访群众，区以上党政机关与市一级人民团体已配备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专职干部。

1950年代老闸区工作人员在整理来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报道还指出，由于党与人民政府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解决了群众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因而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各机关团体的人民来信数量显著增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1952年1至8月每月平均收到人民来信98件，9月至12月每月平均为128件，1953年则每月增至280件。

可见，以来信的方式同党和政府互动沟通，成为当时人民群众表达愿望、寻求帮助的一条有效途径。

把会议扎根于群众中，经常性地召开里弄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践行群众路线的亮点。此外，市政府还在各里弄街道装上了各式各样的意见箱，并写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字样。居民们有任何意见与建议，都可以写成书面稿件投入信箱。

通过这些实践，上海社会凝聚力明显增强，党群关系更加亲密。在1950年杨树浦区（今杨浦区）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代表说：“过去在反动派辰光，啥意见都不敢提；今天的政府却虚心诚恳地要大家提意见，我伲交关开心，今后大家应通力合作。”

与群众交知心朋友，“千斤担子万人挑”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了上世纪60年代，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更充分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有其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更成为上海开展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

关于党群关系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当时不少单位都进行了调查研究。1960年中共虹口区委城市人民公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份汇报材料里写道：“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同志干劲足、埋头苦干、不怕困难，但也有少数同志在思想上、工作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安心地区工作，干劲不足，态度生硬、作风漂浮，骄傲自满、党性不强。”

中共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工作委员会在1961年的一份汇报中指出，一些街道干部在与群众交知心朋友方面仍有各种思想阻碍:

一是有干部觉得，用“串门子”方式与群众谈家常，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算不算不务正业？

二是搞具体工作容易，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难。有街道干部说：“叫我担三百斤担子，一句话，没问题。要叫我找群众聊聊天，谈谈心里话，做做思想工作，我吃不消。”

三是某些干部认为，同群众交知心朋友，必须要有东西给群众，不然，朋友就交不好。

四是地区妇女多，男同志“串门子”不方便。“搞不好人家还会说你不动好脑筋。”

五是对于如何交知心朋友缺少办法。有些从工厂退休回来的党员说：“工厂里的知心朋友好交，只要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技术就行了。地区的群众情况复杂，思想也多。怎么交法呢？”有的干部还说：“和群众交知心朋友要有本钱，有些群众的大道理比我们会讲，我们说不过人家怎么办？”

针对这些典型思想情况，曹杨新村街道组织干部讨论了与群众交知心朋友的目的和意义，与工作的关系，怎样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等等，通过讨论，大部分同志解开困惑，认识到与群众交知心朋友，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不是什么“副业”。这对于“把广大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一起战胜暂时的困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0年代上海张家宅服务站（上海市档案馆藏）

党员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更反映在了具体工作中。当时，曹杨新村街道某个双职工家庭有五个孩子，只有一个老奶奶在家里照顾孩子。一次，老奶奶腿肿不能起床，家务无人打理，最大的孩子又发高烧，痰盂都没有人倒。他们所在辖区的支部书记就到这家去帮助打扫清洁，把他们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周围群众交口称赞。

还有一户双职工家庭反映，去菜场买菜要排三次队，一次买蔬菜，一次买鱼，一次买豆制品，加上洗洗烧烧一个上午就完了，再做些家务事，“等于一个星期天没有休息，反而比搞生产还要吃力”。

了解到这一情况，居民区支部书记及时与菜场联系、共同研究对策，把群众经常购买的品种集中在一个摊位上销售，这样就解决了买菜反复排队的问题，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通过不断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上海各级机关单位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了解到过去不了解的情况，增进了社会团结与互信，更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诸如此类做法，对今天仍有许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