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迅猛扩大，给党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带来新的挑战；党内仍然存在着“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党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党内容易滋生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制度不够健全，党内存在贪污腐化现象。为了实现全党的统一与团结，清除党内存在的“左”与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巩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思想与制度等方面的成果，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战斗力、凝聚力与号召力，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提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探索
（一）加强党的纪律教育
抗战爆发后，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长期存在的“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还未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地予以清算。与此相伴随的，党内还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不正常的风气。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教育，多次告诫全党注意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边区建设成为政治廉洁的抗日模范、民主模范。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强调：“为着巩固党，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一致。”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再次指出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对于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要求将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方面的著作列入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
（二）从制度层面强化党的纪律建设
一是建立和健全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抗战时期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不仅在政治上基本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伐，而且对党的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包括对党的纪律建设制定了明确的方针与措施。六届六中全会对党的纪律作了全面的强调和规定。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明确并重申了“四个服从”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次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文件针对性很强，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确定了今后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大政方针的规则、程序及其执行纪律，地位举足轻重。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讲话中说道：“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二是建立和完善党内惩戒方面的规定。1940年4月10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做出《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党对一个党员施行纪律处分，是根据错误的轻重性质来决定处分的轻重；必须考虑到该党员的社会出身、觉悟程度、斗争历史（长短及功绩）及其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与产生错误的原因等多方面来决定。1941年、1942年，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对取消、改正与停止党员处分手续的决定》《关于对党员察看处分执行办法的规定》。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十章“奖励与处分”对党员及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与违反情形做了详细的规定。党章规定，对于不执行党的决议，违反党纪的党组织与党员给予相应的处分。党章还规定了对党组织与党员处分后的辩护申诉程序。以上这些规定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有利于保障党员的正当权利。
（三）严肃处理违反党纪的共产党员
1938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对张国焘脱党的经过做了介绍，分析了其脱党的历史根源及为何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脱党的原因，认为其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对张国焘的处理主要是从党的政治纪律层面进行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处理了曾立下赫赫战功、违反党纪与法纪的黄克功。毛泽东为此专门给法庭和审判长雷经天去信，要求对此案严肃处理，提出只有如此，才能教育党、红军、革命者及普通百姓。抗战时期，党组织还对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党员给予严肃处理，典型的是对刘力功的处理。陈云以《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解放》杂志上。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围绕这一主题组织了延安所在的学校和机关大张旗鼓开展了一场大讨论。1940年8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董必武明确提出：“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要求党员应自觉遵守政府法令。1941年5月1日，“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写进了由毛泽东起草和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成效
（一）全党形成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氛围，增强了党的团结
抗战时期，中共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实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也是党的纪律建设应遵循的方针。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对党组织和党员个人进行监督，查办违纪者，最终目的教育和挽救人，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延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实践证明，这是纪律建设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党认识到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对于宗派主义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增强了全党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党的纪律对于规范党员行为的教育、惩戒的功能。如当时延安组织的对处理刘力功违纪的大讨论就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大讨论后，不少干部学生自觉而认真地反省自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检查对照自己。一开始有些干部学生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对刘力功进行了处理后，这些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还有一些干部，虽然分配了，但是未到岗。开展大讨论后，这些干部立即打起行包出发。一时间延安出现了遵守纪律的好的现象：“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
（二）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在各根据地的贯彻执行
抗战初期，党内存在各自为政、步伐不齐、统一精神不足的现象。“许多事情要统一似乎还很困难，八百诸侯，你肯了他不肯，他愿意你不愿意，这学校和那学校合并也觉得困难，统筹统支很不易办。”1941年7月《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这一决定教育了全党，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由于实行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得以有效和及时地贯彻落实。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中央的军令、政令得以实现统一，中央的政策得以通过地方党的组织畅通无阻地向下传输，因而有力提升了党的行动力。就地方来说，地方党组织的权威同样得到了强化，形成了上下责权利相统一的执行体制，实现了中央“令行禁止”。
（三）促进了党的纪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汲取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应抗战需要，制定了一系列党内监督制度，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完善了党的政治、组织、作风、群众等方面的纪律。这些规定中，既有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纪律约束，也有对一般党员的纪律规定。在党内，所有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没有一人是例外的。有一次，毛泽东因公未能参加党小组会议。会后，毛泽东找党小组汇报情况，党小组长说：“您是主席，不用汇报了。”毛泽东神色严肃地回答：“主席不能当特殊党员。你是小组长，以后我如果忘了汇报，你就批评我。”边区的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通过整风运动的伟大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法得到全党的高度认同，使党充分认识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必要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成为党员经常锤炼党性、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规范和根本遵循。
（四）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的大转变，密切党群关系
抗战时期，处于革命战争年代，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加上国民党经济封锁，边区和各根据地环境险恶，物质生活极为艰难。这些难不倒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胸怀远大的理想信念，以一种昂扬的斗争风貌，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困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朱德在《“七一”杂感》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共产党发扬了“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传统，“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在前方天天与强敌奋死搏斗，早置生命于度外，而作军事以外工作的同志，皆洁身守法，自觉地根绝了损公利己的卑污思想，有纪律地进行各种建设工作。”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党的纪律建设需要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抗战时期，毛泽东深刻论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也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原则。党的纪律的制定坚持从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出发，体现鲜明的问题意识，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形成全党能接受、认可与自觉践行的党内规章。在纪律执行的过程中，要求监督者出于公心，如实反映问题、揭发问题和提供依据。党的纪律教育也是基于活生生的案例进行的，因而体现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党中央号召、鼓励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各级干部。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教导全体党员不要怕别人对自己身上存在的缺点进行批评。抗战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使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也很快得到了纠正。
（二）坚持发展民主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相结合的原则
党的七大重要文件包括党章这一党内根本大法的出台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毛泽东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鉴于党在纪律建设、党内斗争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原则，即对之前的错误进行揭发，不讲情面。但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党内矛盾主要是思想斗争，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成党内新的团结。
（三）坚持增强党的纪律的自觉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具体而言，党的纪律教育，一是针对党的纪律不了解的，这主要是新党员，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哪些是党员可以做的，哪些是党员禁止做的，应使党员明确行为的边界。另一方面，是对有些明知故犯的党员开展党的纪律教育。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运动的方式加强了党的纪律教育，使党员对于党的纪律不仅仅停留在对党的纪律条文的机械式的背诵，而是对党的纪律能真正理解其内涵与实质。
（四）坚持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与平等性
党的纪律的制定一般为党的领导机关，体现权威性和严肃性。纪律的执行不仅要靠党员的自觉，更应有约束。纪律就是一种刚性的党内约束。党组织和党员如果脱离纪律的约束，纪律本身必将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党的纪律带有鲜明的强制性。对于违反党的纲领、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将被清除出党。也就是说，在纪律面前，不管是谁违反了党的纪律，都要受到纪律的制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了张国焘这样的违反党的纪律的高级干部和像黄克功这样的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党员干部，对于普通党员的违纪也是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上至党的总负责人下至普通党员，上至中央委员会下至基层党组织，都按照党章规定，形成了一个全党严格遵守党纪的氛围。
（五）坚持纪律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纪律教育和惩戒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对张国焘的处理。张国焘是中共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处理采取了教育与说服的方针，本着宽大精神，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并让其担任一定职务，负责一方面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对于刘力功的处理，党组织也是很慎重的。为了帮助教育刘力功，陈云和党组织找他不下七次，但是刘力功依旧执迷不悟。最后党组织给他一个时间进行反省，但刘力功仍然坚持错误。只是到了这个地步，党组织才最终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纪律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通过对违纪党员的严肃处理，发挥警示与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