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历程、思路和举措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归纳为“宗派主义”，并对解决宗派主义问题作出了有益探索。毛泽东立足革命实践，将宗派主义界定为危害党内团结统一、影响统一战线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揭示了宗派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党内外组织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剖析出宗法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革命根据地的彼此分割是宗派主义的生成根源，明确宗派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集中反映。为纠正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主张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完善民主集中制与干部选拔机制、创新运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等，以巩固党内统一和党外团结。回顾和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历程，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严肃纠治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根治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党的以来，以历史思维加强对宗派主义的研究具有必要性。一方面，第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明确把“严肃纠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内容，反对“宗派主义”在党的自身建设领域再次得到强调；另一方面，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用“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的内涵进行了全面阐发，指出“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独有难题。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

纵观百余年党史，反对“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归纳为“宗派主义”，形成了以“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关门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一系列与“宗派主义”密切关联的概念。具体而言，宗派主义是对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关门主义共性特征的概括，更强调思想和行为上的派别立场，对内对外都表现出强烈的团体排他性和组织分裂性。毛泽东曾把宗派主义归纳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因而宗派主义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想和组织问题。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明确界定了党内和党外的两种“宗派主义”，即“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和“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就一系列相关概念而言，“关门主义”常被毛泽东用以具体描述党外宗派主义，主要指向部分党员不发动群众、不配合建立统一战线的现象。“小团体主义”和“山头主义”则是毛泽东描摹党内宗派主义潜在状态的话语。如若小团体主义和山头主义不被及时纠正，可能会逐渐演化为危害严重的宗派主义，即“具有宗派主义倾向”。此外，“主观主义”是对宗派主义思想根源和内在本质的剖析。毛泽东明确提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

当前，国内学界大多是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整体研究中少量提及宗派主义。围绕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这一问题的直接研究较少。一部分学者还以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相关概念诸如“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关门主义”为主题展开考察，但总体研究仍然偏少。在对毛泽东批判宗派主义的专题研究中，学界或把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研究聚焦的时间段，考察“宗派主义”的概念演变史；或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顿党的作风》为分析文本，梳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关系。揆诸现有研究，整体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思路和举措较为罕见。由此，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探索，是审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思路和策略的必要之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历史进程

自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过火的党内斗争”。虽然遵义会议后，宗派主义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所以，中央决定以整风运动的形式对此进行系统批判。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明确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任务，这标志着党对宗派主义批判从组织上的纠正上升为思想层面的彻底清算。因此，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历史进程，应以延安整风运动为分界点，探索延安整风前毛泽东批判宗派主义的初步实践，研究延安整风期间及之后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系统批判。

（一）延安整风前毛泽东批判宗派主义的初步实践。在大革命时期，党面临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和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一些党员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了“宗派”的萌芽。由于八七会议后“左”倾情绪的滋长，党对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采取了过火的斗争。毛泽东对此持明显的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不利于扩大革命力量。在武装斗争方面，毛泽东将革命目标从进攻大城市转向敌人防御较弱的农村，率领红军成功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由于红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党内形成了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希望能肃清这些错误观点。

1929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注意“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批判“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的单纯军事观点。毛泽东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中，批判了红四军“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的本位主义错误，强调红四军除了打仗之外，还应做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此外，在党内的个人主义倾向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报复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错误，认为报复主义完全不顾党的整体利益却拘泥于个人间的“找岔子报复”。可见，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宗派主义”的概念，但已经对宗派主义在党内和党外的表现初步阐发，即认为宗派主义在党内主要表现为非组织化的个人争斗和小团体活动，在党外主要表现为排斥其他本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此后，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基本遵循党内和党外表现这两条考察思路。

伴随着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转移至陕北。此时党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系统说明党在该时期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初步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在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尤其关注党内的数次右倾和“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二是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如何建立并领导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党亟待解决的工作。针对相关问题，一方面，在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方向需要“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批评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组织上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路线。

另一方面，在联合各种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党中央对该时期出现的排斥党外抗日群众的宗派主义现象进行了批判。1935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建立“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制定“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明确“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随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一系列文章中，要求广大党员“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号召向在党内一段时期存在的“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做斗争。

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图为某部连队指导员在给战士们讲课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派主义现象的危害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宗派主义在党内的表现使得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整体利益之上，破坏了党内的团结统一，而宗派主义对党外人士的排斥则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二者均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危害，必须进行彻底批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宗派主义残余予以彻底扫除的工作，是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

（二）延安整风期间及之后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以宗派主义现象在党内和党外的表现为线索，对宗派主义进行了细致剖析和批判。此外，毛泽东指出即使在整风之后，宗派主义仍有出现的可能，必须时刻警惕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苗头性问题，防止其再度演变为宗派主义。

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由于主观主义的错误，“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对于一切不合他们胃口的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进而未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区分开来。毛泽东在1942年2月的《整顿党的作风》演说中对宗派主义进行了详细阐发。一方面，就党内的宗派主义而言，毛泽东首先把宗派主义界定为“闹独立性”，强调宗派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在组织关系上表现为进行秘密的派别活动。

接着，毛泽东具体列举了宗派主义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老干部和新干部”等领域的表现。由于此类宗派主义只是基于工作环境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小团体状态，尽管其与“闹独立性”的反党派别活动在特征上有相似之处，但又在政治严重性上不如“闹独立性”，所以需要将二者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宗派主义在党外主要表现为“关门主义”，呈现为“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予以批判的问题。

伴随着毛泽东在全党核心地位的确立，他对宗派主义的批判在整风运动中逐渐上升为全党共识。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央对八七会议后3次统治全党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进行了系统梳理，这标志着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清除了过去的宗派主义残余。随着整风运动进入后期，中央认为曾经占据主要地位的宗派主义已不存在，但党在主观主义残余的影响下仍然存在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而山头主义又可能发展出新的宗派主义。“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图为毛泽东的手稿和解放社出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单行本

在毛泽东看来，为了进一步肃清山头主义，就要先“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受到这一思想影响，党的七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既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又充分照顾到各条战线和各个战略区的人员组成，既包含了目前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也包含了“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从而改变了党的七大以前中央委员会在组织上没有较好反映全国各个方面革命力量的情况。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较少使用“宗派主义”这一概念，而是更多使用“山头主义”等表述来描述少数不服从中央领导的情况，这说明毛泽东将反对党内“派性”摆在维护党安定团结的重要地位。历史已然证明，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邓小平在1975年回忆时曾指出：“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践，对宗派主义建立起从现象到本质、从原因到目的的完整认识逻辑，进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宗派主义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揭示宗派主义的特征表现，发掘宗派主义的政治危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语境中，“宗派主义”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其意义无法仅凭词源学加以确证。毛泽东对宗派主义种种表征的揭示，始终立足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际工作，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在总体上有以下几类表现：第一类是因非政治路线因素导致的组织上的分散与隔阂，即由地域划分、知识文化差别、分管工作不同或由于同乡同学同族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第二类是党在革命时期因为政治路线的认知差别导致组织上的宗派斗争。由于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存在对政治路线和革命纲领的不同认知，宗派主义者对党内和党外人士进行“无情打击”，在党内主要表现为只有拥护宗派主义者革命路线的干部才能得到提拔，其余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则被打击；在党外主要表现为关门主义错误。第三类是党内少数成员受错误思想影响，在权力问题上产生了不当追求，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任弼时曾在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将此类宗派主义者描述为“总想在党内利用各种可能爬得很高”，妄图“把党的权柄拿到自己手里来”。少部分党员为了一己私利和政治野心，“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利用整风运动和党对革命路线予以讨论的时机，实行个人报复主义和党内的分裂主义，“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

从政治危害的程度看，第一类宗派主义的政治危害相较其余两类较低，但对局部革命工作仍会造成影响。第二类和第三类宗派主义会直接影响到党的革命战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已然触及党的政治红线。同时，在界定宗派主义的表现时，必须把第二类和第三类宗派主义区分开。第二类宗派主义虽然由党内成员对政治路线的认知差异导致，但其出发点是在复杂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寻找党的斗争方略，以实现革命目标为理想追求。第三类宗派主义者的出发点则是出于对权力和威望的渴望，已然突破了身为共产党员的底线，属于极个别以个体利益为最高原则的野心家。从三类宗派主义的联系看，第一类宗派主义即使对党的总体政治路线影响较小，但为第二类和第三类宗派主义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生成元素，同样影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揭示宗派主义的生成环境，明确宗派主义的形成原因。宗派主义在党内的滋生蔓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复杂的现实条件。毛泽东从传统宗法关系和革命根据地被分割的角度出发，剖析宗派主义产生的社会土壤和组织环境，为彻底克服宗派主义寻找实际抓手。

其一，传统落后的宗法关系是宗派主义生成的经济社会基础。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长期发挥着基础作用，推动中国形成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宗法社会。从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看，宗法社会基于血缘和亲属关系构建出闭合式的伦理共同体，“亲亲相隐”和“君君臣臣”的依附关系，成为宗法社会的文化基质。比如在红军长征期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全力“创造个人系统”以替代政治委员制度，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在党内建立小团体，分散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极大地危害了党的革命事业。除了对张国焘人等严重分裂党的“宗派”行为进行批评之外，毛泽东还对党内日常人际交往中的“宗派”萌芽感到不满，批评党员在“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间不对原则问题进行批评，只是求得“和平亲热、一团和气”。轻法重礼、封闭保守的宗法关系成为影响党风的重要因素。

其二，根据地长期彼此分割是宗派主义生成的环境因素。受革命形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长期彼此隔绝，在不同的根据地也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工作方式方法。同一“山头”的干部互相熟悉，往往更愿意相互亲近，这为党内出现宗派主义现象提供了客观的组织基础。毛泽东对此有深刻洞察，在1945年《时局问题及其他》中揭示了“宗派”“山头”形成的重要根源，即“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内战时期，党以及革命队伍被敌人割开了”，在与反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就自然形成了各个山头。由于发展较为薄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半封建的农业经济同时存在，加之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白区政权出现了彼此割据、互相征伐的局面，红色革命根据地得以在其包围中发展起来。因此，党的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并非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由具体的革命形势所造成的，“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三）揭示宗派主义的本质属性，树立宗派主义的斗争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宗派主义予以本质定性。他指出，宗派主义表现为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反映，而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党内部分成员在革命“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了认知偏差，因此，宗派主义的发生归根到底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作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入党后，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往往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工作作风带入党内，在思想上出现主观主义错误，进而产生了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现象。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体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缺乏对中国革命的阶级分析和战略分析，一方面囿于书本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又限于感性经验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而出现经验主义的错误。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受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影响的党员在政治倾向上容易左右摇摆，这扩大了党内在革命形势和战略上的部分分歧。此时，又由于部分宗派主义者对革命的根本目的发生错误判断，把革命“为着解放人民”异化成为了个人声望。一旦在党内出现了不同意其主张的干部，他们一方面凭借自身参与革命时间长“摆资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另一方面，把许多“左”的教条主义和支持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的干部调到领导位置，对其他干部采取“个人攻击”，严重影响党风和党内正常的组织生活，使得党内与革命形势相适合的正确路线遭受错误打压。

所以，“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基于该判断，毛泽东确立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原则：一是强调思想斗争的优先性，力求破除对革命形势的主观主义态度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态度。二是强调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协同斗争原则。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本质互通，都源于部分党员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反而“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在党员干部中形成“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的思维习惯，才能彻底解决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实践举措

彻底肃清宗派主义对党领导集体的影响，防止山头主义向新的宗派主义转化，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必须完成的任务。毛泽东从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完善用人制度、解决党内矛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一）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纠正宗派主义思想根源。宗派主义源自主观主义，而主观主义“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进而犯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宗派主义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反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自居，“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片面裁剪马克思的词句来“教训”党内其他干部。可以看到，从思想观念上的主观主义导向组织形式上的宗派主义，其内部环节通常是：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封为“熟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以主观主义的态度提出革命策略——革命往往失败并逐渐失去其他党员的支持——用宗派主义的组织形式强迫其他党员服从。面对此类情况，党中央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教育和引导干部，从思想层面纠正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能将其教条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号召广大党员认真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思考革命的进程和前途，自觉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193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把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作为巩固党的中心环节之一，强调理论的学习“必须有专门的计划和经常的进行，以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准与工作能力”。

1941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坚持“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反对党员干部以“假”马克思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真运用”，要求党员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的基础上“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进而在革命运动中“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避免在组织上出现“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作风。这些举措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锻炼，对清除宗派主义、加强全党的集中和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完善党内决策与用人机制，强化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为了铲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残余，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党内团结。与宗派主义者“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的干部政策不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干部任用选拔制度方面，开创性地提出了“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审查。

在完善组织决策制度方面，党逐步加强党组织对根据地军、政、民等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巩固了党中央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要求将其作为“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会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把“四个服从”确立为党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委必须无条件执行。最终，“四个服从”被写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

1942年，为了清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遗毒，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包括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在横向组织框架上要求“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取消党政军委员会；在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强调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做出的决议，下级党委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

在旧式宗派主义被清除后，为削弱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影响，毛泽东又在1948年1月和1948年9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关于健全党委制》，前者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后者要求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二者分别从集中和民主两个角度对民主集中制予以了制度深化。

在完善干部选拔考核制度方面，中央则强调要以“任人唯贤”替代“任人唯亲”，强调干部任用要坚持“五湖四海”。宗派主义者恰恰丧失了干部任用的基本原则，只提拔自己的亲信，滋生了派别活动，败坏了政治风气，造成了党的分裂。相反，党中央坚持“任人唯贤”，在抗战时期逐步把陕甘宁边区、华北各战略区、华中和新四军、国统区等各地区的干部整合到各级岗位，巩固了党内团结和党对各条战线工作的领导。

（三）创新党内矛盾的调处办法，推动组织内部协调一致。除了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加强党内团结之外，毛泽东还积极探索党内矛盾的解决方法，避免党内斗争的扩大化。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方面要求干部之间不应互相包庇，要大胆指出工作中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求干部要注重批评的方式方法，强调批评要讲原则，不能将正常的批评变成宗派斗争进而随意地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不能成为一种“报复主义”。

在同自身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分析自身问题的方法，进而从团结全党出发对过往的革命经验加以分析，走出了一条“团结——批评——团结”的党内矛盾解决之路。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指出：“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首先，对党内事务讨论的出发点是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而不是从宗派主义者的个体利益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一切为了一己私利、无益于革命实践的小团体活动，都是对“团结”本意的曲解。其次，“团结”不是要“一团和气”，而是要不断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而改正不足。宗派主义者也强调“批评”，但是其“批评”往往只强调“批评他人”而不会自我批评，甚至把批评变成人身报复、扣“大帽子”，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批评宗派主义“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强调批评最终是为了爱护干部、指导干部和教育干部，使其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对于犯了小错误的干部，只需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其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才要运用斗争的方法。宗派主义者不理解批评的最终目的是再次“团结”，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党内存在的矛盾，把对待敌人的斗争方法轻易地移植到党内以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团结——批评——团结”的党内矛盾解决方法，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强调全党整风“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不是像宗派主义那样“为了把人整死”，而是落脚在“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式的“乱斗法”，认为“乱斗法”会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相反，“惩前毖后”是通过对干部进行批评来防止出现更大错误，归根到底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为了使干部变成“好同志”，进而让党“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就是毛泽东与宗派主义者在处理党内矛盾时的根本区别。

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生动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从历史意义看，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的历史活动从思想和组织上削弱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流弊，增强了党中央的政治权威，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供了坚实根基，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奠定了根本队伍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反对宗派主义，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散性对维护党组织团结的消极影响，成功探索了在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全域分散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既有集中统一、又结合地方实际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这一重大课题。

毛泽东在王家坪军委大院给部队科技干部作整风报告

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人。”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推进的今天，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其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将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人民至上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要求，更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与宗旨。毛泽东深刻批判了宗派主义排斥群众的现象，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认清革命的根本目的，踏踏实实地回到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的当今，中国发展既有广阔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更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好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二，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时刻向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学懂悟透。在反对宗派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有向领导核心和党中央的看齐意识，明确了建立领导核心对党干事创业的重要作用。当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同样要求增强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持用凝心铸魂。其三，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掌握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曾指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党内存在的部分小山头和小圈子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思想上的问题，都需要用改造思想的方式加以解决。延安整风运动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开展了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成为党的历史上开展自我革命的典范。面对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执政的党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要勇于自我革命，推动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以沉疴下猛药的态度探索解决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大党独有难题。

（作者徐诺舟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曹洋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