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当得知《论持久战》被翻译成英文,毛泽东专门为此作序《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其中提到:“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彼时,上海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重镇。大量国际进步人士跨越山海而来。他们肤色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与中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
1932年新年前夕,在上海潜伏的苏联特工佐尔格从《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尾崎秀实获得情报:日本将于近期加强对中国其它地区的扩张与渗透,很可能将进攻上海。
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海军突袭上海闸北,之后是夜以继日的轰炸。2月6日,日军旗舰“出云”号抵达黄浦江后横行多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损坏。中国军民对其恨之入骨。在中方派敢死队员潜水偷袭“出云”号行动中,韩国志士王雄提供了重要情报和协助。遗憾的是,“出云”号虽被炸伤,但未造成致命损失。
日本巡洋舰“出云”号(来源:上海兆芳照相馆)
1932年2月22日下午,苏州葑门机场被日机炸毁,周边百姓和民房遭了殃。紧接着,民众看到南郊上空出现一架美军战机,单枪匹马扑向六架日机。它猛烈开火,击毙一名日机长官。3架敌机随即反扑,美军战机坠落失事。飞行员罗伯特·肖特成为第一位为中国抗日牺牲的外籍飞行员。4月24日,上海各界在虹桥机场为他举办隆重的军葬典礼,十万民众自发为其送行。
1932年4月25日《申报》头版上刊发《萧德昨日安葬》一文,写道:全市下半旗,中西各界人士前往执绋者(牵引灵柩的大绳的人)达数千人。沿途观者拥塞,仪式庄严悲肃,盛况空前未有。
美国飞行员罗伯特·肖特(中)在苏州市名人馆内的展示。车佳楠/摄
4天后,韩国义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用炸弹袭击了日军庆祝侵占上海的会场,炸死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12月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被秘密枪决。
尹奉吉的壮举传遍世界,上海成为反战人士患难与共的重要阵地。出于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愤慨,《密勒氏评论报》9月4日刊文谴责:“日本对学校、车辆等进行无差别的轰炸,还对插着红十字会旗帜的车辆进行轰炸,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但日本人却诡称这是因为有人想把红十字会的旗子当作幌子,进行反日活动。”
二
1933年9月30日,虹口区霍山路85号内召开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大会,史称上海远东反战大会。
会议由共产党筹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召集,宋庆龄主持。毛泽东、朱德等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英、法、比利时等国家的代表以及英国工党议员马莱爵士,法国《人道报》主编、共产党人古久列,《大美晚报》记者伊罗生和国内代表等65人出席。
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围剿”苏区红军等抗议书。并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
远东反战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筹备、组织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对于动员和组织各阶层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中国抗战国际宣传、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反侵略斗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刻,中国反战力量与国际反战力量紧紧握手。
聚集在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来源:上海兆芳照相馆)
距离会场数百米外,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陆续抵达上海虹口提篮桥的庇护所。他们挤在小房间中,逐渐融入上海弄堂生活。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批无家可归的难民纷纷涌入租界。租界当局怕人满为患,设置围栏和铁丝网,阻止难民涌入。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负责人,法国神父饶家驹在各方间斡旋,终在南市划出1平方公里难民区,并在周边竖起红十字标志旗。这个难民区先后收容30万难民。国际友人也在上海南市等地设立难民区,收容大批被日本侵略军迫害而无家可归的中国难民。
华德路难民中心。(来源: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有国外媒体提到:“我们应该向上海的全体居民,包括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在这种比卷入世界大战的城市更为恶劣、恐怖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致敬。”
三
1937年8月28日下午,两个飞行中队的日军轰炸机向上海南站月台上正在等车的大批难民投弹,当场炸死二百多人,其中包括15名婴儿。时任美国米高梅公司《今日新闻》电影摄影师的王小亭赶到现场,拍摄了现场的惨状。截取的镜头被刊登在10月4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在美国各界激起了巨大反响。
不久前,美国人陈纳德受到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邀请,来华训练中国空军。此时,中国真正能飞起来的总共只有91架飞机。为了帮助中国增强对日空战力量、建立空中通道,他在中美之间来回斡旋,动用自己在美国的政商界关系,招募了一批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到中国。
志愿队战机的机头被绘制成怒目圆睁、张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牙齿的鲨鱼头。军帽和机身上有着中国标识。甫一出现,就被一些军事专家们嘲笑“存在不了3个星期”。
但他们错了。
在无数次空中鏖战中,他们与中国军民一起,像闪电般撕开阴霾的上空,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美国飞虎队战机。(受访者供图)
飞虎队翱翔蓝天的背后,是多达200万中国军民用铁锹、镐、手推车,甚至徒手作业,造出了28座机场的起降跑道。陈纳德曾说:“要想炸毁它们是不可能的。不管日本轰炸机在跑道上炸多少个坑,大群的中国劳工也能在不到两个小时内把它们全填平。”
1943年,中国空军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反攻。中美空军协同作战,袭击日本海军航空重要基地。短短两年间,在多省市取得对日空战的主动权。1945年1月17日中午,飞虎队女兵张凤岐亲耳听到了陈纳德将军下达作战命令。飞虎勇士韦恩·约翰逊和战友驾驶16架PF-1战斗机,突袭日军在沪空军基地,在10分钟内取得击毁敌机74架、0战损的傲人战绩。
四
2022年,导演因里诺弗的纪录片《动荡的历史:美国、中国和杜立特东京行动》在美国上映。他说:“八十名美国飞行员义无反顾冒死前往执行任务,他们是英雄;浙江、江西等地的民众舍身救助美国飞行员,他们也是英雄。这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也是一曲中美合作的英雄史诗。”
1942年4月18日,美国詹姆斯·H·杜立特率领16架B-25“米切尔”轰炸机成功空袭日本多个重要军事工业目标。因油料不足,在中国沿海地区迫降。64名队员被中国军民安全转移到大后方。然而,日军恼羞成怒,屠杀25万中国军民,甚至在浙江衢州播撒致命细菌。
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上海。1945年1月21日下午,飞虎队员托勒特在执行空袭任务时,不幸被日军炮火击落。托勒特弃机跳伞后,降落在浦东三林的临浦村附近,被当地军民及时救助转移。搜索无果下,日军带走临浦村保长薛和尚将其活活打死。
4月2日,飞虎队员斯洛克姆在飞机坠毁前降落到浦东高桥地区,先被村民黄兴良发现,后被游击队成员黄明初护送。日寇为此展开40多天大规模搜索,见有怀疑处即开枪扫射。黄明初却说:“我们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誓与美飞行员同生共死。”
这样跨国界的并肩作战早已形成了默契。资料显示,在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美国飞行员坠机或跳伞后生还率只有20%左右,而在中国战区,生还率超过了90%。
五
1938年春,延安窑洞的烛光下,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以“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理论,拨开“亡国论”“速胜论”的迷雾。
中国抗战最终的胜利也告诉了世界:一个民族,即使在至暗时刻,若能看清历史大势,团结一心,便能绝处逢生、以弱胜强。
202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时指出: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情谊。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不管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关税战、新冷战,都不是历史大势,都是不得人心的逆流。过去,中美两国人民曾用鲜血和生命共同捍卫了和平。今天,更应以史为鉴,将历史赋予的友谊基因转化为新时代的合作动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