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刚印,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

田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思想形成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习近平同志从基层党支部书记做起,先后在不同层级领导岗位工作上长期历练,始终坚持把党的建设融入改革发展稳定全过程,统筹推进党的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落实,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持续思考管党治党的一系列重大命题,先后出版了包括《知之深爱之切》《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等在内的蕴含丰富党建内容的重要著作。这一系列跨地域、多层级的地方实践探索,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孕育发展筑牢了深厚价值根基,积累沉淀下很多丰富鲜活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准备。
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创造性探索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党的建设首先必须回答的根本性命题。习近平同志从县域治理起步,历经地市、省级多个岗位的实践淬炼,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一方面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强调坚决贯彻中央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另一方面持续探索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的体制机制,在领导地方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规律性认识。
(一)对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高度自觉。政治方向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无论党的建设具体抓什么、以何种方式推进,都必须首先保证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正确。在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在维护党中央权威上,强调执行党中央大政方针必须坚决贯彻不折不扣、防止南辕北辙。针对领导干部能力建设,要求广大干部“切实做到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明确,政治观点鲜明,政治纪律严格”。强调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指出“‘走在前列’就必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忧患意识,始终坚持从全局的高度判断形势,善于从政治上认识问题,切实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些论述明确了地方党员干部观察问题、谋划工作的根本方法论,即凡事首先从政治上看、从大局上想。
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具体路径,但这种探索必须始终建立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中央权威和服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基础之上。2007年,在上海筹备市第九次党代会期间,面对特殊的治理环境,习近平同志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谋划上海全局工作的首要位置,他亲自指导党代会报告的框架重构与内容修改,明确要求将党的政治建设部分予以单列,并大幅扩充党的建设板块的篇幅分量。参与报告起草的同志回忆,习近平同志所作的两项重要修改,贯穿着一个鲜明思想,即,讲政治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核心。把政治建设单列出来,就是要向全市明确:党的领导是统领上海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必须置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下推进落实。
在处理中央统一部署和上海地方实际的关系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坚定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和行动。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上海的发展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在指导党代会报告起草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谋划上海发展必须坚持“四个放在”的根本原则: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上海这个超大城市的政治定位: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完全可以立足自身禀赋探索改革发展的具体路径,但在根本原则、政治方向、战略定位上必须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地方探索不能脱离国家大局。

2007年6月14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黄浦区调研
从浙江工作时期反复强调领导班子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到上海党代会报告中单列政治建设、确立“四个放在”、树立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局观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习近平同志地方工作实践的全过程中。
(二)对完善党委领导体制机制认识的深化。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委包揽一切具体事务,核心是在重大原则、发展方向、总体部署上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早在河北正定县委书记岗位上,面对改革初期的复杂局面,习近平同志即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坚决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旗帜鲜明,敢于领导,善于领导,不管谁制造什么障碍,工作有多大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他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置于县委工作的首要位置,要求县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在纷繁复杂矛盾当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正定一些地方和单位“党不管党的问题仍然存在”。习近平同志明确了地方党委领导的科学内涵:“党委对生产、业务和行政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大政方针的领导。党委应以主要精力抓党的建设,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还注意处理党委统一领导与政府部门履行职能之间的关系。他主持制定的《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即“六项规定”),将“总揽全局,抓大事”置于首位,提出县委既要加强统一领导,又要大力支持县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积极大胆地行使职权,保障他们根据党的政策和县委安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县委的领导重心放在把握政治方向、谋划全局工作、协调各方关系、推动重大决策落地落实上面,把具体执行交给职能部门,构建权责清晰、分工协同的治理格局。
(三)对提高地方党委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深入探索。党的建设始终同党的事业紧密相连,必须将党的建设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中加以谋划,使党的领导由政治方向和组织保证进一步转化为执政能力,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在目标上相互统一、在实践中相互促进。
到浙江工作之后,习近平同志把加强党的建设深度融入全省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提出党的建设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004年10月,浙江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从浙江实际出发提出“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的总体部署。这一部署跳出单纯党务工作的视野,把党的建设贯穿全省经济社会各领域。习近平同志点明其中的内在逻辑:“党的建设贯穿于浙江各项建设之中,并为之提供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从抽象的政治原则转化为省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实现管党治党和推动发展双向赋能。
从河北正定时期强调县委必须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总揽全局、抓大事,到浙江工作时期把党的建设同提高地方党委执政能力紧密结合、推动党的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再到上海工作时期强调地方发展必须自觉置于国家战略和全国大局之中,可以发现,习近平同志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认识,随着岗位层级提升、治理场景的拓展不断走向系统化、体系化,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983年10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城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
对坚守人民立场的深刻体悟
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立场的认知始于扎根基层与群众休戚与共的生存经验,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践中持续淬炼,清晰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
(一)对深入群众、为民办事的切身体验。真正扎根群众,不是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要躬身走入群众的生产生活,切身感知群众的生存状态、现实诉求与急难愁盼。在梁家河插队7年,习近平同志不是以“知青”自居,而是常常自称“普通农民”,还时常脱口说起“我们老陕”,发自内心把自己当作黄土地的一分子。他曾将适应陕北农村生活概括为过“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这几重关口,不只是对身体意志的艰苦磨砺,更是他读懂乡村社会、拉近与群众心理距离的思想淬炼过程。梁家河群众面临的困难大多是口粮、饮水、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直接关系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这些诉求具体、细碎却关乎生存发展,使习近平同志真切体会到群众生活的不易,并把对群众的朴素感情转化为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认识与行动。习近平同志后来深情总结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不变的信念”体现出他的群众情怀由生活上的亲近、情感上的认同,进一步升华为责任上的担当和行动上的自觉。
7年农村生活,习近平同志不仅与陕北农民结下深厚情谊,也让他对农村、农民和脚下的土地有了切身了解。在走上地方领导岗位之后,这份源自黄土高原的为民初心进一步转化为改进领导工作方法、强化党性锤炼的实践遵循,贯穿于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各个阶段的治理实践。2007年3月至10月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在短短7个月时间里,习近平同志走遍全市19个区县,虽然每次调研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两个话题从不缺席,一是党建,一是民生。他告诫干部:“解决民生问题是为政的根本,改善民生状况是最大的政绩。”
(二)对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群众路线的践行,不是停留在理论认知层面,而是经历了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从个体作风倡导再到制度机制稳固的完整演进,把群众路线由价值理念转化为系统完备的制度范式。
在福建工作期间,闽东地区底子薄、发展条件受限,摆脱贫困任务十分艰巨。习近平同志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还强调,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联的关系,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他特别警示,密切联系群众绝不能沦为口号式表态,必须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破除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等群众上门上访的惯性思维,倡导干部主动向下扎根,真正做到既“身入”基层,更“心到”基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把握群众期盼。

1988年8月10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霞浦县调研工业
针对当时部分机关干部浮在上面、下基层走马观花、群众诉求向上传导渠道不够通畅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领导干部工作重心下移,把群众路线转化为制度化的工作方式,提出地县领导到基层去现场办公、各级领导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领导干部同基层单位挂钩联系等具体举措。在大量实地探索、躬身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各级领导必须“把信访工作做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济助送进普通群众的家庭”,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被动接访,而应主动走进基层、了解群众疾苦,将矛盾解决在源头。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90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总结指出,“‘四下基层’已经形成风气”,并强调“要继续坚持下去,并注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还要不断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途径、新方法”。“四下基层”这一制度设计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宣传下基层,重在打通政策传递的“最后一公里”,让党的主张走进群众;调研下基层,重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决策建立在真实民情之上;信访接待下基层,重在直面矛盾诉求,疏导化解群众怨气;现场办公下基层,重在就地回应难题,把为民办事落到实处。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整闭环。
“四下基层”这一实践探索,为在超大城市治理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丰厚思想滋养。在上海工作期间,2007年9月,习近平同志到长宁区华阳街道实地调研凝聚力工程。“凝聚力工程”发端于1993年长宁华阳街道,起源于“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入户走访,从最初访贫问苦送温暖,逐步发展为“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形成上海特有的基层群众工作实践载体。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这一社区党建探索,指出:“凝聚力工程是上海坚持时间最长、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先进典型,我在浙江的时候浙江省还组织开展了学习,这个典型一定要坚持,要继续发扬。”要求持续探索发挥党员作用、调动党员积极性的途径方法,不断创新完善工作机制。
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身体力行深入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推动建立常态化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机制。从一件件具体现实困难入手回应群众诉求,逐步构建起贯通政策宣讲、民情调研、矛盾调处、现场解难的完整工作链条,把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脚为工作目标与工作方法的高度统一。这一实践演进,也成为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实践渊源的一条重要主线。
对从严治党的持续探索与认识深化
从严管党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长期的地方从政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直面不同时期党内作风、纪律、廉政建设的现实问题,把从严要求贯穿干部履职、机关运行、廉政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把管党治党要求压实到党委班子与领导干部岗位职责之中,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实践样本。
(一)对严明党风党纪和从严管理干部的持续探索。党风关系人心向背,党内作风问题的产生往往交织着思想认识偏差、纪律意识松弛、责任落实缺位等多重因素。习近平同志深刻剖析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突出问题,鲜明提出:“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实现四化建设、顺利进行改革的根本保证。”强调改进党风必须固本培元,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抓起,通过针对性思想教育,引导党员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自觉克服和纠正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不正之风”,推动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贯通协同、一体发力。
随着地方履职实践的不断推进,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严明纪律规矩、改进工作作风,同从严管理干部、提升机关运行效能紧密结合。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廉政建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深刻阐明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赢得民心的根基。针对部分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等问题,宁德地委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顶住压力完成7392名违规干部的清查工作。廉政建设不仅关系干部个人操守,而且关系党群关系、党的凝聚力以及改革发展事业能否顺利推进。
为破解机关庸懒散拖、落实不力的作风顽疾,1991年2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首次向全市干部倡导“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马上就办”不只是办事效率层面的要求,更是从严治吏的作风标尺,引导广大干部站稳群众立场,围绕群众诉求、发展任务强化责任意识、执行意识、服务意识,推动党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习近平同志指出,提高机关效能就是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并将机关效能建设同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政建设和完善监督机制结合起来。把从严管党治党的边界由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延伸到机关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建设。

1999年1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在上杭慰问“五老”人员
纵观习近平同志这一阶段的从政实践,可以发现:从查办具体违纪违法案件,到将严的标准嵌入干部履职全流程、机关运行全链条;从严守廉洁底线,到强化担当履职责任,干部管理实现从管住行为底线,向规范完整履职过程的拓展,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打下实践基础。
(二)对惩治腐败和强化监督约束的深入探索。反腐倡廉不能单纯依靠事后惩处,必须坚持惩防并举,统筹发挥惩戒警示、制度约束、思想教化多重作用,实现惩治、预防、教育有机统一。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反腐败体系建设,强调要“不断强化‘不能为’的制度建设、‘不敢为’的惩戒警示和‘不想为’的素质教育,努力把反腐倡廉的工作抓实做细”,“走出一条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新路子”。在推进“不敢为”上,强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在推进“不能为”上,强调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有效途径。2005年,推动浙江在全国率先制定《浙江省反腐倡廉防范体系实施意见》,扎紧制度笼子。在推进“不想为”上,强调党员干部要仔细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这“三笔账”,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在惩治腐败的同时,习近平同志越来越注重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把教育引导、制度规范和监督制约结合起来。2005年,在部署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时,他明确指出:“教育侧重于教化,制度侧重于规范,监督侧重于制约。”
调任上海工作后,面对资金、资产、资源等领域的廉政风险,习近平同志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改革五个维度系统推进反腐倡廉,着力构建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管物的体制机制。针对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畏难、消沉和观望情绪,2007年4月13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引用古训,要求领导干部秉持“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自省态度,经常性叩问思考“做人”“公仆”“权力”“考验”四道命题,并提出“六个始终不忘”的明确要求,即:始终不忘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始终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忘“两个务必”的要求;始终不忘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始终不忘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始终不忘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操守。这些要求从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政治原则和品德操守等方面,为领导干部划定了思想和行为基准。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必须重视抓落实,重视发挥督查在抓落实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强督促检查、批示落实和责任传导,作风建设被纳入党的建设和市委工作运行的经常性机制之中。
从依靠思想教育唤起内在自觉,到依靠制度划定行为边界,再到强调依靠监督督查保障落地见效,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实践中逐步形成综合运用教育、制度、监督协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完整认识,更加注重管党治党工作的系统性、规范性、长效性。
(三)对加强制度建设和落实管党责任的深入认识。制度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保障,制度建设既要重视建章立制,更要狠抓贯彻执行。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制度在管党治党当中的刚性作用,提出要“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基本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和规范从政行为,完善对违纪行为的惩处制度”,并要求制定落实党内监督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的监督,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他特别警醒,制度不能沦为“稻草人”,明确提出,“各项制度制定了,就要立说立行、严格执行”。制度建设的着眼点由“有没有制度”进一步延伸到“制度能否有效执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制度落地的关键,在于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是否压紧压实。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将党的建设成效,同党委、领导干部岗位职责深度绑定,推动管党治党从制度条文,转化为清晰可执行的履职责任。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一把手”“是一个地方和部门贯彻中央大政方针、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的第一责任人。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是‘一把手’的根本职责”。领导职务首先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承担,党委主要负责人既然处于一个地方、一个部门领导工作的关键位置,就不能只对具体业务工作负责,必须扛起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主体责任。
在这一基础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将责任要求落实到党风廉政建设领域。他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廉洁自律,“还要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强化主要领导责任上,强调主要领导要抓好班子、管好队伍、把好方向、做好表率,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一把手”要管党。他亲自担任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制定全省党建工作重大政策措施。同时要求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起责任,指出不仅“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都要负起责任,强调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要主动了解情况,督促检查,对问题要敢抓敢管。要求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部门优势,知其任、明其职、出其力、尽其责”,推动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由要求领导干部个人严于律己、清廉自守,到进一步要求其对所在地区、部门和班子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责,意味着管党治党必须进入领导职责和组织运行之中。习近平同志逐渐把党的建设同领导责任紧密联系起来,使党的建设由一般性要求逐步转化为有明确领导责任、有具体工作要求的工作机制。这一转变,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对干部个体道德自律的单向约束,向组织层面权责一体、集体担责的系统性治理跃升。
对党的建设重点领域的系统谋划与探索
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涵盖政治、思想、组织、干部队伍等多重领域,各个板块既有各自明确的任务指向,又彼此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多层级多岗位的地方从政实践当中,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用系统思维推进党的建设。
(一)对把牢政治方向和加强思想建设的持续探索。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地方工作实践中,习近平同志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党的建设首要位置,反复强调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同步抓实理论武装、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
把牢政治方向,离不开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正定工作期间,根据习近平同志的意见,正定全县范围内面向党员开展了新时期建党纲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专项教育,系统性夯实基层党员思想建设基础。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求“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明确理论学习要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他借用王国维概括的治学“三种境界”,生动阐释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应当追求的精神状态:要有志存高远的追求,要舍得下苦功夫钻研,最终做到学思悟贯通、知信行统一。2004年8月,浙江省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抓住“关键少数”带动党员干部的思想淬炼。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还十分注重从党的百年历史与红色传统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浙江履职期间,他先后5次赴嘉兴南湖瞻仰红船。2005年6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系统阐释红船精神,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强大精神滋养。针对党内集中教育,他坚持实事求是,提醒要防止和克服“教育无用论倾向”“教育速胜论倾向”,反对浅尝辄止、急于求成,强调思想武装是久久为功的长期功课,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二)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直接关系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否落地生根,关系党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能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在地方从政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各个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福建,立足闽东脱贫发展实际,他深刻指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习近平同志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不能孤立抓党建,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党风建设、制度建设,同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紧密结合起来。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实施“堡垒工程”计划,旨在以组织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经过两年的努力,福州市一类支部占比从52.8%上升到86.4%,三类支部占比从8.37%下降到2.4%。
伴随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新业态、新经济快速崛起,社会结构、就业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基层党建既要守好传统领域阵地,又必须与时俱进拓展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实地调研“支部建在楼上”等城市党建创新实践,充分肯定党员先锋模范岗、楼宇党组织、党员服务中心等创新探索,指出楼宇党建、园区党建、党员服务中心等“都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在实践中摸索创造的新鲜经验,很值得进一步提炼升华”。习近平同志既重视继承基层创造的有效经验,又善于把分散的一线实践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工作方法。针对“两新”组织党建,习近平同志提出明确要求:“‘两新’组织党建,既要继承党的建设中的一些宝贵经验,同时要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新做法,要用改革的精神做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要坚守党的组织原则、根本制度不动摇,又要顺应社会组织形态、党员流动变化,创新组织设置、活动载体、工作方式,不断增强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当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这些重要论述为上海后来持续深化“四百”走访等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三)对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深入思考。干部队伍是推进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地方从政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把干部的选拔、培养、教育、使用摆在突出位置,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第一标尺,鲜明提出,选任干部首先要看政治表现,“政治品质不好,有才也不能重用”。同时注重优化领导班子年龄、知识、专业结构,提出要“充实一批有知识、懂专业、德才兼备、能开创新局面的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干部队伍建设既要补齐结构短板,更要严把政治关口,实现政治素质与综合能力相统一。

2005年6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武义县调研基层民主法治,并到履坦镇杨岸村察看群众性文体活动
到浙江工作之后,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深化了对干部培养路径的认识,反对在“温室环境”里培养干部,提出“铺‘路子’不如压‘担子’”的重要观点,强调后备干部的成长,不能依靠人为设置成长捷径,必须放到实际工作特别是艰苦复杂环境当中经受磨砺考验,“要把基层干部队伍选拔好、培养好、建设好,让基层干部更好地做工作;促进上级的工作向基层倾斜”。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还十分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他强调,要大力选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发展上有成效的干部”。考核识别干部不能只看表面表态、一时一事的表现,要综合考量政治品格、履职本领、工作作风、实际成效,坚持以实绩论英雄。
从坚持政治标准、优化班子结构,到强调实践历练、基层压担,再到树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导向,习近平同志对干部队伍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一套选拔、培养、实践锻炼、管理使用贯通一体的完整实践思路,为新时代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积累了丰厚的地方实践经验。
结语
总体而言,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极为厚重的实践根基,其形成演进与习近平同志长期的、多层级多岗位的地方从政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从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起步,历经县、地市、省级主要领导岗位,随着工作层级提升、治理场景拓展,面对不同的党建课题,由基层组织运行、党员教育管理等具体事务,逐步拓展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党的建设全局等重大命题。
回望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的完整脉络,可以看到:他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部工作,在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党委与政府、党的建设与中心事业的关系当中,不断深化对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实现方式的规律性认识。他始终扎根基层一线,饱含为民情怀,并转化为践行群众路线、强化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思想自觉与制度实践。面对党风、政风、廉政领域各类现实问题,他一以贯之坚持严的基调,由个案问题处置逐步拓展到强化监督制约、完善制度规范、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这些在地方沃土上孕育发展的思想理论成果和制度探索,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分重要的实践渊源。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5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