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共产主义运动枢纽在上海的形成 （1918—1921年）

杨阳：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中共创建史和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近年主要从事中共创建史、早期党史研究。

摘要：十月革命胜利后，以苏俄为主要基地推动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成为俄共（布）的重要政策。1918至1921年间，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及苏俄的共产主义者在推动世界革命的浪潮中，以上海为枢纽逐步形成了一个跨国革命网络。世界革命的重心东移，为这一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而远东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帝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向东发展的关注不足以及上海的区位优势，则为各国革命者的集聚提供了现实空间。最终，上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逐步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枢纽。

关键词：共产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上海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孕育而生。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起根发苗，固然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思想文化环境密切联系，亦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在这场国际性的运动中，经列宁发展的“世界革命”战略构成了一条实践主线。

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强调“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当世界革命从理论进入实践层面，其在东方国家的革命联络与组织工作逐渐形成一个交集。

对此，有学者提出上海是“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也有学者考察了上海的国际性特点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不过，既有研究侧重于剖析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心的条件与功能，对上海如何在世界革命的整体框架下嵌入跨国层面的共产主义运动网络、并最终成为东方枢纽的过程，尚缺少专门考察。因而，本文试对俄国十月革命至中共诞生这一时段内世界革命重心东移与东方共产主义运动枢纽在上海的形成作系统论述，并辨析其内外联动关系。而这一点，恰是以往中共创建史研究较少着墨之处。

一、世界革命重心东移与东亚国际格局转变

二十世纪初，随着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苏俄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俄革命领袖普遍持有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世界性的主张，认为其社会主义政权的存亡绝续与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进程紧密相关。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大会决定，将巩固俄国革命成果与推动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相结合，动员全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1919年12月，列宁更形象地指出“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是完全正确的”。为反抗帝国主义，俄共（布）中央提出以苏俄为主要基地“燃起世界社会主义大火”，将革命的火种传递到全世界。

1919年，俄共（布）党内开始强调“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主张。6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负责人之一加蓬提议，在西伯利亚委员会之下设立有东方国家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以便联络东方各国革命力量并协助他们建立共产党组织。8月，托洛茨基致信俄共（布）中央，建议调整世界革命的发展方向。他提出，“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酝酿期将会相当长”，“如果我们面向东方，情况则完全不同……亚洲可能会成为近期起义的舞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适时地将我们的国际方针的重心进行必要的转移”。同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威廉斯基提交的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于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廉斯基秘密来华，谋求与东方国家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络。

列宁

世界革命战略方向的转变，有其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基础。首先，在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围剿下，欧洲革命运动相继受挫。列宁分析指出：“革命的发展在较先进的国家里要缓慢得多、困难得多，复杂得多”。与此不同的是，1919年苏俄东线战局发生转折，红军在夏季反攻中击溃了高尔察克的白卫军，并进兵西伯利亚，迫使敌方残余势力逃向远东。红军的军事胜利有利于革命工作向东发展。为进一步从侧翼瓦解北洋政府对高尔察克政权在物质与外交上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开始释放积极的外交信号，“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发表，意味着联络东方国家尤其是寻求中国的支持已成为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工作之一。

其次，从理论角度看，由于帝国主义将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所得的利益“分润于其无产阶级”，导致其本国“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因此，在“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法美”，反而不易发生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他们先后三次探索从经济落后国家入手推动革命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新的战略构想：通过斩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经济纽带，在受压迫国家掀起革命运动，进而以迂回包围的方式完成世界革命。列宁指出，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同时也是亚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必须将其共同摧毁。因此，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要主动承担起一项“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即“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在西方列强眼中，世界的中心区域是欧洲，其重点防范的是在西方爆发革命；至于在地缘上距离较远的远东地区，被认为远离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尤其中国政治，长期被视作一个局部的、孤立的问题。一战后，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对比发生若干变化。其一，英国迅速回归中国市场并维持其利益，但相较于后来居上的美、日两国，其对华贸易总额有所下降，影响力开始衰减。1917年后，英国对苏俄革命者向东方活动的防控及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对其本国及殖民地。英国外交部门在评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趋向时存在误判，其不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远东地区凭借自身的优点获得了广泛的吸引力”，尽管有情报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在东方国家形成一股合力，但这一观察被认为是英国方面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英国政府的判断，客观上有利于苏俄革命力量向东发展。

其二，一战期间，沙俄力量短期内向欧亚大陆腹地收缩，日本则借机向东亚大陆扩张。同时，日本加强对华经济影响，其对华贸易总额超过英、美两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将沙俄时代与日本达成的“合作之基础，根本推翻”，导致日、俄及中国之间的关系“发生彻底之变化”。1918至1922年间，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日俄军队在西伯利亚发生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变化。日本一面极力遏制苏俄在远东的发展，一面在国内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统治的地方，“任何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都可能受到调查、殴打、逮捕、监禁或是凌虐”。因此，部分日本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到国外活动。

其三，一战后美国也试图从东亚攫取更多利益。自1918年起，美中贸易总额持续增长，超过美日贸易。美国凭借经济优势和资本输出，试图成为“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导致日美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甚”。根据“边缘地带理论”，争夺欧亚大陆沿岸陆地幅员辽阔的中国，成为美、日等强国控制欧亚大陆进而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基于对苏维埃政权稳固后革命力量向东发展的情报研判，认为1920年代的中国将会成为全球布尔什维主义活动的中心，因此要严防中国新生的革命力量破坏其经济利益。

总体来看，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分化与对布尔什维主义发展的估计，客观上为东方革命者的跨国集聚留下了空间。与此同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在全球拓展。1918年11月，俄国共产党人召集欧美各国左派社会党人代表，决定筹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1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从莫斯科发往全球39个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党、团体和派别，其中包含11个以“共产党”命名的政党。全部受邀组织基本集中于欧洲。1919至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全世界陆续成立了4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地域范围开始溢出欧洲，涉及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其中至少有7个政党属于亚洲国家。

共产国际办公大楼

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会议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为共产国际与东方国家尤其是与处在帝国主义压迫状态中的中国建立革命联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列宁指出，中国这一类的半殖民地国家”属于世界上“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的重要组成，是与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相对立的。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会上，拉狄克也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害怕东方国家民族的觉醒”，而“共产主义能够向一切被压迫民族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兄弟的援助”。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是将“中国—朝鲜—日本”放置于同一议题框架下讨论的，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亦由共同的机构统一指导。随后，覆盖中国、朝鲜、日本的区域性组织架构逐步在上海和伊尔库茨克建立起来，为东方革命力量的联络与整合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共产国际对华联络的启动与组织化进程

在世界革命重心东移的背景下，苏俄对东方革命力量的联络工作逐步展开。早在1920年春维经斯基被派往中国以前，甚至是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前，苏俄对华联络工作就已开始。只是，这种联络如俄国学者舍维廖夫所称“是断断续续的”。也有研究指出，在1920年春以前，苏俄与共产国际对华工作属于自发性质，主要由个别旅华俄侨负责，在组织联络与人员选派上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1918至1920年间，双方的联络过程经历了从零散接触到组织化运作、从找错线索到找对人物的演进。

苏俄对华联络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18年2月下旬，标志性事件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布了一份对华外交工作文件，即“二月指示”。该文件要求，远东各城市设立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将选出边境事务特别委员，“履行同邻国当局国际交往的职能”，向中国贯彻执行苏俄的“和平法令”。随着十月革命以后红、白两军及帝国主义武装在俄国及其境外的斗争持续不断，约有五千俄国人到上海定居，使上海成为布尔什维克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对此动向，英国在华情报部门探听到“布尔什维克使者将在上海与中国其他地方出现的确切消息”，并推测1918年来往于海参崴与上海之间的俄国轮船上可能已载有布尔什维克。该信息表明，承担实际任务的苏俄使者即将开始秘密行动。当年5月，英国方面监控到为苏维埃工作的波波夫已进入上海开展情报活动。

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是苏俄对东方国家有组织联络工作的起步。在共产国际的筹建阶段，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等远东地区组织实际担任了对华工作的主要角色。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将“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负责“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此为苏俄筹划远东共产主义组织建设的重要步骤。6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负责人加蓬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对远东工作提出一个组织方案，要求在西伯利亚局之下设东方局，借此联络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并协助他们“建立和统一党组织”。这也推动了后来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成立。

就在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召开前后，北洋政府获得法国驻华使馆的报告，获悉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3月下旬“在沪开会”，会议议题之一是“在中国、日本及欧美为种种运动”。同时，沙俄驻华使馆也向北洋政府报告了该消息。北洋政府外交部从上海获得的报告称，发现确有布尔什维克“分批来沪消息”。不过，在该报告发出时，上海方面并不清楚布尔什维克在沪开会之事，因此只报告说：“闻每批四人，已出发者二批，尚未到沪”。尽管北洋政府大概知道有布尔什维克来华，但不清楚这些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行动方向，甚至认为是“华工回国运动”、“闯入京津等处”。北洋政府将南北各铁路线作为拦截重点，通令中东铁路及各铁路的管理当局：“遇有俄人购票时，预先查验护照并详细询其来历事由。如无护照或形迹可疑，即不予售票以阻其行。”北洋政府断定，“中东铁路为该党乘车入内地必经之道”，同时要求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沪宁各路严加防查。

但实际上，苏俄革命者主要是经海路奔赴上海。其时，从海参崴赴沪主要有陆、海两条交通线。就在北洋政府将注意力集中于陆上交通之际，一艘名为“本萨”号的船只于1919年5月初经海路抵达上海，船上一行四人，与上海方面探知的“每批四人”的情报吻合。这四人中包括了负有政治使命的谢麦施科，其任务是具体观察执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会议决议。谢麦施科等人经海路而非陆路来沪，印证了英国情报人员的猜测：“海参崴与上海的密切联系足以确保布尔什维克今年一定访问过上海”。谢麦施科等人抵沪后，创办了《上海俄文生活报》。该报社在1920至1921年间先后作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在中国联络点、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掩护机关。

原《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今长治路177号）

除谢麦施科等人外，来自不同渠道的苏俄人员如伊万诺夫、霍·多洛夫、波波夫和布尔特曼等人在1919年赴华活动。有学者考证，王若飞在延安报告中提到1919年来华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是罗斯塔—达尔塔分社负责人霍·多洛夫。接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或阿穆尔军区派遣的波波夫，于1919年再次抵沪开展情报工作。尽管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波波夫当时的身份仍是“非党人士”。同年，接受俄共（布）哈尔滨秘密支部派遣的布尔特曼“赴华北进行革命活动”，此行他结识了李大钊，有力促成了后者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有研究认为，布尔特曼是与李大钊“最早进行接触的俄国使者”，但此次接触未必是“布尔什维克有组织的活动的一环”，更像是私人交谊范畴。一年后布尔特曼出任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此次来华探访经历显然有利于其指导中国革命。

1919年9月，威廉斯基秘密来华，他在联络东方革命者的同时，重视通过成立各类机构为国际共产主义向东方发展开辟组织条件。12月，接受威廉斯基领导的旧俄将领波达波夫从日本来到上海，暂居于法租界。波达波夫自称是列宁旧交并向苏俄提供东亚军事情报。尽管波达波夫与威廉斯基、维经斯基有情报或资金往来，但他并非俄共（布）或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波达波夫的工作对后来维经斯基的工作有奠基作用，前者提供的情报信息也影响了苏俄政府的判断与决策。日本档案显示，“被勒令撤离日本并来沪”的波达波夫从俄国“购销联盟”等商业团体获取资金并作为掩护，试图构建一个覆盖东亚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宣传网”。在波达波夫的奔走联络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国民党人被嵌入该宣传网络，如许德珩、姚作宾、戴季陶、孙洪伊等。波达波夫在华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警觉。当时有舆论认为，“俄国共产党日来急欲扩充党势，分党羽潜赴各国运动工商劳农各界加入该党派”，波达波夫等人曾“潜赴长江一带传播此种思潮”。

按照苏俄革命者在国外采取的“AB合作”模式，无政府主义者被视为重点联络对象，从威廉斯基到波达波夫这条线路即是如此，却忽视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先进分子。尽管波达波夫在沪时已注意到陈独秀等人，但未把他们看作是可以合作的共产主义者，未能重视与其建立关系。接收波达波夫情报的威廉斯基，在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者时也忽略了陈独秀及其同志。这一情况，直到维经斯基来华后才发生变化。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华，首先联系上俄共（布）党员柏烈伟，经其介绍拜访了李大钊，又在李大钊介绍下赴沪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维经斯基向中国共产主义者宣传“苏维埃建设的情况”，双方共商组织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上海是维经斯基此行早已确定的目的地，其公开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报》记者。

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在1920年的活动表明，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并非他来华的唯一工作。他同时联络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并延续了威廉斯基等人对待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态度。不过，维经斯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即会见中国革命的主要人物——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因此维经斯基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主要原因是他找对了人。维经斯基重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并试图将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的力量联合起来。相较此前的苏俄使者而言，尽管他们来华时间较早且已与中国各派革命者建立联络，但未能清晰把握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直到维经斯基抵沪后，这一情况才真正发生改变。

三、东方革命力量的汇聚与上海枢纽的形成

上海作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枢纽”，是指其在跨国革命网络中具备人员汇聚、组织协调与信息中转等多重功能。1918—1921年间，上海枢纽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多国革命者的汇聚。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日本社会主义者到上海结交中国革命者并共同“研究主义”。此后数年间，上海一直作为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海外活动基地。1920年，谢麦施科、古尔曼奉命将《上海俄文生活报》作为苏俄、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秘密联络站。同年，共产国际在上海举办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邀请大杉荣从日本赴会，并担任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大杉荣还出席了陈独秀家中的会议，并会见朝鲜共产主义者李东辉、吕运亨等人。因国民党及其前身之一同盟会的成员多有留日经历，他们与日本革命者宫崎龙介、日本共产党创建者堺利彦等人建立联系。双方互为介绍人，使得该革命网络更为扩大。1920年，协助陈独秀建党的施存统在戴季陶的支持下从上海赴日留学，经戴氏介绍结识宫崎滔天、宫崎龙介，又在宫崎龙介引荐下结识堺利彦、近藤荣藏、高津正道等日本共产主义者。他们合作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介绍给中国内地的人”。192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林委托张太雷邀请日本革命者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张太雷通过施存统的关系，顺利与堺利彦等人建立联系，面交“共产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依托上述网络，中国、苏俄、日本、朝鲜革命者的联合得以促进。对此，1921年8月在日本内务省召开的会议上，警保局外事课长指出上海已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布尔什维克“从上海直接可对日本进行宣传工作”。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自1919年起，朝鲜半岛的海外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也主要在上海开展。“三一”运动以前，上海就是朝鲜志士的海外聚集地；“三一”运动爆发后，各地革命者陆续聚集到沪。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宣布成立。9月，韩人社会党主席李东辉从海参崴抵沪，接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朴镇淳自莫斯科行抵上海，其重要使命一是巩固韩人社会党、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二是协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主义政党。韩人社会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其党部迁至上海后与中国共产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张国焘回忆，他在1919年底抵沪后，金奎植、吕运亨等人向其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张国焘返回北京后将该信息报告李大钊。根据1920年8月维经斯基向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报告，他在上海期间还领导建立了一个与中国革命委员会并行的朝鲜革命委员会。二者共享一所印刷厂。英国情报也显示，1920年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印刷了两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朝鲜文杂志，“这些文章材料由杰克·李泽洛维奇提供”。英国驻华情报处判断，由于朝鲜一直在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其必然会与中国一样非常愿意接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及指导，“以换取对抵抗日本的帮助”。

此外，寻求民族解放的印度革命者也汇集于上海。1917年1月，“印度革命的使者”达斯来到上海，“研究谋求革命”和寻求外援的方法。同时期，一个名叫达特的印度人在上海投入资金，“计划发行革命机关报纸”。1918年7月孙中山向旅沪印度人指出，印度的革命力量“正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活动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会大大地影响印度”。随着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施行，苏俄与印度革命者的联络渠道在上海建立。1919年春北洋政府获得情报称，苏俄将积极推动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印度广泛传播，“列宁深信其所负之职任”，将支持印度“破坏英国世界之霸权”。1920年维经斯基抵沪后，联络印度革命者、收集印度情报也成其工作之一。郑佩刚回忆，维经斯基在陈独秀家中召集会议并“传达共产国际精神”，有一名印度人与会。《上海俄文生活报》还邀请印度革命者撰写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宣传文章；维经斯基亦向其表示，任何来自印度的新闻均能通过上海传递到莫斯科。印度驻沪官员分析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发展，指出接受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是受压迫民族出于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本能反应，布尔什维克“为团结所有各种处于动荡与不满状态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号召”。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印度革命者的海外活动站，原因正如维经斯基指出的，“印度连相对独立的政府都没有”，其革命力量不像“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那样”拥有一块根据地，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据点只能形成于海外。

（二）跨国网络的组织中心。东方各国革命者在沪活动期间逐步，建立了互助合作的关系。1920年上半年，通过波达波夫等人穿针引线，“中日俄韩四国联合会”在上海组建，其宗旨是“联合四国国民以推倒军阀、同享自由平等互助之幸福”。这标志着东方革命力量在上海初步形成了跨国联合网络。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沪机构的建立为这一网络提供了组织依托。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即“上海局”），下设中国、朝鲜、日本三科，统筹三国事务。其中，中国科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并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1920年7月，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成立于苏俄伊尔库茨克，原东亚书记处改组为“上海处”。因东方民族部的设址远离东亚各国革命中心，上海处仍作为“远东工作的临时中心”。后者既统一领导“所有在中国的机关”，也负责联络和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组织。于是，东方民族部形成了伊尔库茨克和上海这“两个领导中心”。由于布尔什维克频繁出入上海，就连天津的报纸也观察说：“俄党之密使久有活动于上海之志。”192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下设中国、朝鲜、日本等支部，同时撤销东方民族部，统一领导远东组织工作。6月，远东书记处向上海派出尼克尔斯基，“从事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作”，并与马林“商定一起工作”。

（三）上海的区位优势与新格局。远东书记处因偏居伊尔库茨克，交通及信息联络不便；相对而言，上海仍是“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和“全部工作的集合点”，以上海为枢纽，向日本、朝鲜、俄国及中国各地方的共产主义组织均建立了工作联系。远东书记处设址的失误，导致其联络效率与工作效果均被削弱，越发突显了上海的区位优势。对此，马林专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上海的便捷条件：“在此，每周都可以和美国联系，5天之内可到达日本，去菲律宾需要6—7天，去新加坡10天，去爪哇14天”，到伊尔库茨克需两周时间。马林提出，远东书记处的位置“太偏远”，很难“同东方国家保持经常联系”，它“实际上对远东毫无用处”。1922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来华考察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上海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

随着1921年初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多线平行领导归于统一领导，上海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地位亦得到强化。远东书记处书记舒米亚茨基指出，共产国际曾寄予厚望的位于苏俄境内的共产华员局并无领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及能力，革命工作的重心是在中国国内，位于上海的革命委员会“三人小组”才是真正的“领导机关”。上海方面正领导着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青年团组织。中共一大以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已具有领导全局的作用，各地共产党组织“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上海党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而中共一大、二大相继在沪召开及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于此，巩固了上海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地位。

对于上述趋势，殖民当局亦有相应感知。英国在华情报部门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对亚洲受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有相当吸引力，因为印度、朝鲜、印尼等地的民众正在激烈反对殖民统治，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很愿意帮助他们摆脱欧洲的统治”。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得到印证。陈独秀就中国现状分析指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中国社会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中国的革新与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中共二大宣言更明确指出，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应投身“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应与全世界受压迫民族的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结合推进。由于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统治的“堡垒”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当地受压迫程度最深，因此反帝斗争的意愿也最强烈。罗亦农指出，革命力量若能攻破上海这座“堡垒”，则能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于中国政治前途，于全世界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上海所有工人运动、民众运动必可大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可以得到更深根基”。

综上所述，在1918至1921年间，上海之所以逐渐成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枢纽，是世界革命重心东移、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求、上海特殊的区位优势以及东方各国革命力量联结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上述条件，共同为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长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具有跨国联动性质的东方共产主义运动枢纽奠定了基础。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3期，略作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