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初期的思想启蒙到土地革命的阶级唤醒，从七七事变爆发后的民族大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总动员，红色标语犹如一颗子弹、一粒火种、一声号角，发挥着传播政策、动员群众、鼓舞士气以及瓦解敌军等作用。
「吹响号角」
红色标语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印记，见证从学生运动、工人斗争、武装起义到全国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到处张贴“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标语。上海的青年和学生很快响应，自发地到街头广泛悬挂“宁为救国死，毋作亡国奴”等大幅标语。
1919年5月，上海棉纱场工人开始罢工运动。接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和码头工人也开始罢工，到处张贴标语。求新机器厂工人发现旗帜上的标语容易损坏，就在机器厂门口建起一座高六丈、宽五丈的铁木牌楼，写下“毋忘国耻”的四字标语，每个字有三尺宽。6月，上海商户大面积罢市，很多商铺贴上“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等标语。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时间向全国人民发布《关于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口号》。其中，“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立即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及一切日寇侦探”等口号、标语，有力地鼓舞全民族抗战士气。
同时，上海漫画界积极响应成立救亡协会，创刊《救亡漫画》，推出一大批具有感染力的、以抗日为主题的标语画，并在每一期的版边上刊登标语：“漫画是教育文盲的工具，请送到前方和后方，以加强救亡工作。”
1939年之后，《每日译报》《文汇报》等先后被迫停刊，党的宣传工作更加艰巨。通过印发传单、标语等形式宣传抗战成为一个重要手段。最为典型的是，上海党组织秘密开展“天亮运动”，将传统《三字经》改编为抗日标语，并印制贺年片；印发“配合新四军，反攻大上海”“迎接新四军进驻上海”等标语、口号，巧妙地以贺年信的方式避开检查，邮递给各界人士，积极传递抗战必胜信念。
解放战争时期，各大城市涌现出大量红色标语、口号，如“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等。1945年10月，新四军途经青浦时，在万安桥边的土地庙墙上写下“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我们要和平，反对内战”的标语。
1949年5月，上海中行大厦悬挂出“庆祝大上海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条长达30米的标语，吹响了迎接大上海解放的城市号角，承载着上海市民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
「唤醒工农」
1921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对标语等宣传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明确提出9个红色标语口号，包括“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和平、自由、独立万岁”“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这些标语犹如星火燎原的火种，进一步唤起阶级觉醒。
1927年，毛泽东展开实地调研，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了以标语为代表的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这一阶段，一些红色标语的影响很大，如“打土豪、分田地”“工农专政”等。
在土地革命中，通过红色标语的宣传，醴陵苏区打破封建礼教和宗族观念，不少农民家中原本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变成“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次，革命伉俪陈觉和赵云霄投宿当地农民家里，一眼就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陈觉问道：“老乡，你们不怕没有祖先神灵保佑，日子过不了？”农户坚定而有力地回复：“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不信神了，过好日子要靠共产党的领导，命运要靠农民团结起来斗争才会改变。”
1928年6月，毛泽东提出，在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的过程中，红军指导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写宣传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白军兄弟投降过来当红军”等标语最早以纸写好张贴到墙上。倘若纸张短缺，就直接写在墙上。
受到当时广大民众识字水平较低等诸多因素影响，图文并茂的标语类型往往更容易让人接受、得到传播。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也涌现出不少生动的、经典的标语画。比如，一列火车在铁轨上快速行驶，党旗随风飘扬，车厢上写有“创造铁的红军，扩大江西红军”的标语，寓意扩大红军的速度要快、数量要多、质量要高。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1935年3月，蒋介石坐镇贵阳，试图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红军则充分运用红色标语的影响力，派一支小部队东进湖南，一路张贴标语“打到湖南去，和贺龙二方面军会合”；主力部队则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等标语，以掩护西进云南的计划。蒋介石方面果然中计，被红军的标语牵着鼻子走；红军主力则从贵阳附近直接转向，迅速开进云南，完成了战略部署。
「全民共赴」
1941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12月17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进一步明确发布对敌军士兵的标语口号，主要包括“反对日本战争政府，反对战争扩大”“同中国人民讲和退伍回国”“向长官请愿要求休战，要求集结休息，放弃据点守备”“秘密地逃过来是躲避战争、避免死亡的最好办法”等。
为打破日军“以华制华”毒计，中共还积极对伪军进行政治宣传，通过发传单、写标语，如“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与抗日军一道消灭日本军队”“中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等标语，启发民族觉悟，达到了孤立日寇、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一阶段，有关生产运动类的红色标语在支撑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纪录片《南泥湾》，毛泽东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随着影片公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电影为流动载体，传遍了整个边区。很多窑洞上用红漆写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标语；还有农民主动将其创作成对联，上联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下联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口号。同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口号67条，并要求在解放军所到之处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在淮海战役中，“死守突围都是死路，投降才是生路”“投降，生路一条，顽抗，死路一条，投诚，光明大道”等巨幅标语随处可见。对于红色标语发挥的重要劝降功能，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
“一条标语抵一个军。”近代中国的红色标语是具有鲜活生命的叙事主体，可归纳出四个方面的特性。
一是鲜明的政治性。红色标语不仅争取到民众的广泛共鸣与大力支持，还营造出革命的强大舆论与昂扬的氛围，实现了政治动员的功能。
二是显著的人民性。红色标语与近代中国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与人民的革命诉求高度契合。
三是特定的时代性。红色标语根据不同的革命发展进程相应提出有不同侧重点的政治口号，是镌刻时代印记的精神符号，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共振。
四是明确的号召性。红色标语广泛且精准地传递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将初心使命转化为行动指令，凝聚了民族意志，统一了前进步伐。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立政、首都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孙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