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与王光祈的携手同行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极富理想和朝气的青年社团之一，被蔡元培誉为“最有希望之团体”。自1918年6月发起，至1925年7月因会员分化而停止活动，共存在7年多。会员最多时达100余人，其人生轨迹成为“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不同道路的时代缩影。会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高君宇、黄日葵、侯绍裘、杨贤江等；还有实业家卢作孚，音乐家王光祈，戏剧家田汉，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家朱自清、宗白华、康白情、李劼人、李初梨等，还包括许德珩、张申府、周炳琳、郑伯奇、舒新城、邰爽秋等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

历史人物的命运有时颇为相似。李大钊和王光祈，人生经历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因少年中国学会而相识相知，犹如夜空中闪亮的星星。两人均为遗腹子，无兄弟姐妹，早年生活艰辛，阅尽人生百态，后皆遇人相助，学有所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信念矢志不渝。

一

同为遗腹子，无兄弟姐妹，受封建教育，成旧式婚姻

李大钊，字守常，笔名孤松，1889年生于河北乐亭，1927年在北京就义。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父亲李任荣（字华亭）是个读书人。1888年乐亭县发生地震，因背老母出屋外避，口吐鲜血，从此得肺病不愈，在大钊出生前几个月病故，年仅23岁。其妻因感伤过度，在生下李大钊后不到一年半去世。李大钊后由祖父抚养成人。祖父年近七十，开过杂货铺，有近百亩地。他眼看儿子、儿媳相继亡故，十分悲痛，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祖父对李大钊管教严厉，常把他关在家里，亲自教他认字。在祖父的教育下，李大钊认识了不少汉字，家门口的对联、街头的告示都能念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生于四川温江，1936年病故于德国波恩。他是“五四”时期社会活动家。王光祈父亲王展松，是本县秀才，曾赴北京任职，后回家乡经营锅厂。王光祈出生前两个月，他客死四川隆昌。此时家道中落，连同住宅在内家产不过300两银子。母亲罗氏出身书香门第，知文能诗，是一位具有文化素养的女性。她带着儿子靠锅厂的租金兼替人浆洗缝补，勉强度日。光祈5岁时，母亲教他识字念诗。他天生聪慧，一经教读，便能朗朗上口，还学会了对楹联。一次，母亲以“以天下为己任”为上联，王光祈脱口而出“视富贵如浮云”。母亲听了十分高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童年的王光祈还帮附近农家放过牛。

王光祈

那个年代，婚姻全凭尊长之命，媒妁之言。李大钊较为幸运，从旧式的、包办的婚姻中结出了甜蜜的果实。1899年，李大钊祖父母因家庭人手少，给他娶了本村赵姓的女儿赵纫兰为妻。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为人贤惠，辛勤操持家务，服侍长辈。在其鼎力扶持下，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校读书。他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课余还到处搜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著作。李大钊夫妻感情甚笃，共育三儿两女。

王光祈则是封建礼教下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他后来赴欧留学，客死他乡，与旧式婚姻的失败，又遭遇新式婚恋的挫折息息相关。1910年，王光祈在母亲主持下，与罗次玙结婚。1911年，罗生一子，数月后夭殇。一年过后又生一女，不料一岁半死于天花。不久，王母也因长期劳苦忧瘁而病逝。三年之中，王光祈眼见儿子、女儿、母亲相继离世，自己却无能为力，内心悲苦异常。辛亥革命后，成都发生兵变，家中财产又被抢劫一空。面对生活绝境，了无牵挂的王光祈决定冲出夔门，奔向外面的广阔天地。

二

同受人资助，忧感国势，深研政理，所学专业皆为法学

1907年夏天，李大钊与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报考学校。当时，有3所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一心期望着为国家寻找出路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认为“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遂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法政学校有个教员叫白亚雨。他学识渊博、待人热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爆发后，白亚雨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老师的革命思想和英雄气概，深深地震撼了李大钊，坚定了他献身革命的意志。

李大钊在求学生涯中曾意外得到过汤化龙的资助。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汤是民国时期立宪派头面人物，曾任众议院议长。李大钊好友霍侣白回忆，“君（指李大钊）于民国初元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旋因孙公伯兰之介，得交蕲水汤济武先生。蕲水爱才如命，念君敏而好学，不慕荣利，然贫乏不能自存，乃解囊助君东渡，俾精研学术，以成其志。”护国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未及毕业，旋即回国。李在上海曾任汤的秘书，负责对外联络，后受汤的委托，赴北京筹办和主持《晨钟报》。

年轻的王光祈则遇到了赵尔巽，赵曾两度帮助王光祈。赵尔巽（1844—1927），字公让，山东蓬莱人，清末曾任湖南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后任清史馆总裁。王光祈与赵尔巽的关系，要从他的祖父王再成（字泽山）说起。清咸丰二年，王泽山乡试中举，不料到北京参加礼部考试却落榜，遂愤然放弃科举，终日以诗酒自娱，成为京中名士。一些八旗子弟如赵尔巽、赵尔丰兄弟等，慕名而来，受业于他门下。1907年，赵到四川出任总督，念及师恩，把王光祈召到成都读书，还给王光祈捐了个“同知”的前程，并从成都48家当铺的罚款中，专门拨出1000两银子，交成都东门、南门两家大当铺存放取息。这样，王光祈母子的生活才得保障。1908年王光祈考入成都有名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辛亥革命后分设中学因经济困难停办，将原丙、丁两班，合并到成都府中。王光祈与郭沫若、李劼人等先后同班。1914年王光祈孤身一人出夔门，过三峡，外出游学闯世界。他到北京后再次求助在清史馆任职的赵尔巽。其时北京春寒料峭，赵尔巽见他衣衫单薄，叹了一口气说：“突然来要我找事，哪有这么容易？现在是民国了，今不比昔啊。你先等着吧！”数月后，赵尔巽安排了王光祈在清史馆任书记员。他在清史馆内接触了大量清政府与外国所订的条约。这些史料加深了他对清政府政治腐败和列强侵略中国的认识，激发了他投身改造社会运动的热情。1915年秋，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攻读法律，着重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

三

赋诗明志，集结同志，悬的以趋，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

清末民初，国势衰颓，民不聊生。面临内忧外患，无数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都在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1908年，19岁的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曾用“筑声剑影楼”作为斋名。筑是一种形似筝的古代乐器。战国末年，燕人高渐离善击筑，在易水和歌送荆轲入秦。筑声剑影楼这一名称表现了李大钊忧国忧民，立志要推翻反动腐朽的统治者的愿望。

其一：

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

其二：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

这两首诗以《筑声剑影楼剩稿登楼杂感（戊申）》发表在1913年的《言治》上。这也是至今发现的李大钊最早的诗作。

1914年春末，22岁的王光祈乘船东下，飞渡夔门。他触景生情，激情满怀地写下《夔州杂诗》六首，其中第三首颇能展现他当时的思想：

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中原还逐鹿，竖子竟成名。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

诗中反映了王光祈感民生之艰难，忧民族之前途，义无反顾，大胆闯关的勇气和决心。其好友回忆此时的他“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这是一个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青年模样。

1917年七夕王光祈游陶然亭赋诗手迹

王光祈与李大钊的相识，始于1917年夏天。此时，李大钊刚从日本回国，担任《晨钟报》主编，后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他俩的相识一方面有赖陈愚生的介绍，另一方面由于新闻界的联系。陈愚生(?—1923)，又名陈淯，四川泸州人。1911年他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后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李大钊同校，因志趣相同，遂成好友。陈愚生从日本归国后，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这三位四川青年，胸怀天下，年龄相仿，很快聚到了一起。经陈愚生引荐，李大钊与王光祈、周太玄相识，彼此一见如故，甚为默契。1917年七夕之夜，王光祈曾邀彭云生、周太玄夜游北京陶然亭。他仰视天河，思绪起伏，吟咏成诗二首。

其一：

细检平生事，无如此日闲。秋心疏柳外，归思远峰间。玉笛时呜咽，孤云自往还。乐忧都一瞬，饱食且看山。

其二：

相对其如百感侵，暂离无奈别愁深。千秋风月名山业，七夕诗词座上箴。此日亲朋多远隔，故园烽火正惊心。何时共步江亭路，疏柳寒蝉好再寻。

从诗中可看出，王光祈面对军阀黑暗统治，蜀中战事绵绵，亲朋关山阻隔，流露出的忧愤情绪。

1918年1月李大钊受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大量购进宣传和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许多有志青年到这里读书看报，吸取新思想、新知识，讨论国内外大事。王光祈、周太玄也是这里的常客。据周太玄回忆，李大钊对于上门求知的青年人和蔼耐心。虽然李大钊比他们更忙，但对与他们的洽谈非常重视。每次约集一定早到，且谈话时间不限，曾有两次谈至深夜二三时。李大钊对王光祈的印象很好，说他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救国团，罢学回国，先后归国者达3000余人。王光祈认为，在留日学生中，倡导罢学运动，声势虽大，但多感情用事，以此而言救国，则办法未免简单。他认为，“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好在早做基础的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于已成势力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解决”。

北京城南的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1918年6月30日，在王光祈具体运作下，王光祈、陈愚生、曾琦、张尚龄、周太玄、雷宝菁，尊李大钊为首，列为7位学会发起人，在这里召开筹备会议，共同推举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经过一年的筹备，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后王公厂回回营2号陈愚生家中召开成立会议。经李大钊等提议，将学会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提出要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

1921年9月李大钊致周太玄的信

少年中国学会从发起、筹备到成立的初期，会员们感受到了一种高尚事业的意气风发，充满了真诚、热情和振奋。正如有的会员回忆：“王光祈和‘少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关系，实在因为他要借这个学会来实现他的理想。光祈没有这个学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他几乎成为学会的中心，而他对学会的理想也通过会务的主持和办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中写道：我所说的少年中国（YoungChina），中国二字应解释为地域名称（Place），如亚细亚、直隶一样，不是指国家（Nation）而言。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到世界大同的地位，非先把中国这个地方造成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不可。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之少年运动》一文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但大家作为同志和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四

同为《每周评论》撰稿，亲历五四运动，参与发起工读互助团

“五四”前夕，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思想文化。当时《新青年》作为月刊出版周期稍长，陈独秀、李大钊等决定创办一小型时事政治评论报纸《每周评论》，专登短文，批评时政。与《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相比，《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两者相互配合补充。《每周评论》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至1919年8月被北洋政府查封，共出版37期。

《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王光祈等。创刊号上即有王光祈的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和四则“随感录”。他在《国际社会之改造》中强调平民要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每次国际战争,都是几个野心政府惹出来的，那野心政府的背后，就是那些政治家、资本家、军阀、贵族在那里怂恿……如还要想谋世界永久的和平，人类切实的幸福，就应该动起手来，胆子不要太小了!须知道我们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是我们大多数平民可以自己改造的，并不是天生就的，亦不是贵族给我们的，千万莫要信那贵族所造的命运谣言”。其间，李大钊也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系列重要文章，详细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于日本。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队伍最前列，和学生们战斗在一起。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运动和以工人为主力的群众斗争，他和陈独秀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王光祈在五四运动当天则投身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下午即将游行的情况，专电发回成都。晚上，他又满怀革命激情为《川报》写了一篇富有鼓动性的通讯。5月7日成都《川报》在简要新闻栏用大字刊出王光祈发来的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

1919年12月，王光祈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他亲自草拟简章，编制预算，召开发起人会议，租房子、制家具，接洽团员，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工读互助团遂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了”。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当然，工读互助团没有按照王光祈的主观愿望发展，几个月之后就瓦解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的矛盾，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矛盾。但一部分团员也从失败中得到深刻教训，坚定了用革命方式改造社会制度的决心。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这是鲁迅赠瞿秋白之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王光祈。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