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人，何以严守“铁一般的纪律”？

编者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凭借其庞大的城市规模、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日斗争隐蔽战线的关键“桥头堡”。

在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上，中共隐蔽战线力量悄然扎根，以“铁一般的纪律”，于无声处书写着波澜壮阔的抗争史诗。

抗战初期的上海，隐蔽战线的角力场

抗战时期的上海，政治格局呈现出罕见的破碎化与多元交织的特征。

初期，在这“一市三治四界”的舞台上，日本侵略者、西方租界当局、残余国民党及帮派势力等多方力量在此角力，这种特殊的政治“缝隙”为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中共地下组织巧妙利用租界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和行政管辖权限制，将指挥中枢、电台、宣传机构等布置于租界之内，积极利用各方之间的矛盾与派系斗争，获取情报、营救同志、策反敌人，并与国际反法西斯人士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日共成员尾崎秀实凭借其特殊身份深入日军高层，与中西功参与的中共小组通力协作，成为获取日本核心战略情报的重要渠道。流亡的德共成员汉斯·希伯多方筹募、购买医疗用品秘密设法运往敌占区里的新四军交通站，并积极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凭借深厚的社会关系，取得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于1939年成功建立了从上海直达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新华社发

“铁一般的纪律”，源自超越生死的信仰

中共隐蔽战线在上海构建了组织严密、分工专业的情报体系。

上海情报科与地方党组织情报系统构成了初期的核心基干，负责城市基础情报收集与人员掩护；潘汉年系统凭借其出色的个人能力及团队成员精诚合作，隐姓埋名、披肝沥胆，巧妙穿梭于各方势力之间，成为战略情报的关键渠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南方局及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等机构亦是情报的重要来源。

这种多线并存、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的组织架构，既保障了情报来源的广泛性与专业性，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个别情报人员暴露引发的全局性风险。

中共上海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严守“铁一般的纪律”。张文秋刚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时，唐戈德便曾向其传达10条秘密工作纪律，并说这些“党决定的铁的纪律，如有违犯，轻则开除党籍，重则处以极刑”。涂作潮在婚后从未向妻子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内容及党员身份，连真名“涂作潮”都严格保密。

此外，隐蔽战线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保持单线联系，成员仅与直接上下级保持联络，不越级联系，并形成隔绝横向联系的层级结构，有效限制了泄密范围。同时联络地点也会经常变换，法租界咖啡馆、爱多亚路纱布交易所、上海新新公司干洗部等公共场所都曾成为情报交接的地方。

隐蔽战线的卓绝斗争，最终植根于成员超越生死的坚定信仰。彼时我们党的情报人员处在极其凶险的工作环境中，每天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敌人各种诱惑的考验，甚至是同胞误解的考验，支撑他们继续工作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就连叛徒顾顺章也曾承认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当然，坚定的信仰有一个型塑的过程，刘进中最初曾“把革命情报工作也看成是剥削阶级的特务工作，是为人所不齿的，因而看不起这工作”，在佐尔格的开导下，深刻认识到情报工作对中国革命存续的战略价值后，逐渐成为佐尔格在华的重要助手。

郑文道被中西功称为“中共党员的典范”，1942年7月，郑文道因“共产国际情报集团案”牵连被捕后，面对日本宪兵的利诱酷刑，他为保护同志倪之璞及中西功，两次自杀未果，最终趁敌不备从窗口纵身跃下，以壮烈牺牲守护了组织秘密与战友安危。晚年的中西功仍记得郑文道的眼睛，说道“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内，一些机密文件。

（作者简介：沈伟，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耿彬，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