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人口已超过300万，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远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工业、金融、贸易、文化中心。1935年以后，上海超过芝加哥，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以其庞大的城市规模、复杂交织的政治势力以及辐射内外的交通网络，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日斗争隐蔽战线的“桥头堡”。
李白奉命潜入上海后，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深夜11点后打开机器开始收发报。出于隐蔽考虑，他不断调试，把电台的功率从75瓦降至15瓦。为了能清晰地把信号发到延安，他常常要工作到凌晨4点。
当李白在贝勒路发送电波时，地下无线电网络在全上海已如神经网络般延展。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沈伟介绍，中共隐蔽战线在上海构建了组织严密、分工专业的情报体系——
上海情报科与地方党组织情报系统构成了初期的核心基干，负责城市基础情报收集与人员掩护；潘汉年系统凭借其出色的个人能力及团队成员精诚合作，隐姓埋名、巧妙穿梭于各方势力之间，成为战略情报的关键渠道。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南方局及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等外部机构亦是各种情报的重要来源。这种多线并存、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的组织架构，既保障了情报来源的广泛性与专业性，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个别暴露引发的全局性风险。
抗日战争时期，李白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他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日军的军事部署、计划和行动信息，使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能够及时掌握敌情并进行部署。
对于日寇来说，这一秘密电台的存在无疑是心腹大患。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1942年9月23日，李白在上海被捕。在被关押了8个月后，他被党组织营救。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情报局在静安寺与李白接上关系，为了纪念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李白化名李静安。
李白1925年入党，在红军中就已是一个军团的无线电队政委，但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后，直到1949年牺牲前，他依然是一名普通的报务员，却被后人称为“一人就是千军万马”。“这是一种经受得住岁月的磨砺，极其坚韧的英雄行为。”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张家禾说。
中共上海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严守“铁一般的纪律”。
传奇“木匠”涂作潮，苦心钻研改进我党早期电台设备，极大提高了秘密通讯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他手把手地教李白机务和修理的技术，使得李白进步飞快，成为一名全能报务员。他从未向妻子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内容及党员身份，连真名“涂作潮”都严格保密。
红色特工郑文道，因“共产国际情报集团案”牵连被捕后，面对日本宪兵利诱酷刑，两次自杀未果，最终趁敌不备，毅然从窗口纵身跃下，以壮烈牺牲守护了组织秘密与战友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