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的他，有着怎样的家庭生活？

您一定还记得《觉醒年代》中，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就是陈独秀次子陈乔年。

他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当选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1928年他在上海不幸被捕，1928年6月，于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他留下遗言：“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

2023年9月2日是陈乔年烈士诞辰121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撷取他的人生片段，感受他与父母、妻子浓浓的赤子深情。

母子永别

陈乔年从十二岁离开故乡安庆，先是辗转北京、上海求学，后又去法国、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北京、湖北、上海多地工作，中间只有和家人的少量书信往来。1927年，在中秋节前后，陈乔年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回安庆，信中说自己得了重病。母亲收信后，和弟弟陈松年辗转乘船来到武汉，按照信中约定的方式，找到了他留下的秘密接头地点，终于和陈乔年短暂地团聚了一段时问。

对于这次难得的团聚，那一年已十七八岁的陈松年印象深刻：

那年中秋刚过，我们在安庆的家里接到乔年从武汉托人转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说他病得厉害，叫我母亲去武汉找他，信内附有他的地址。我母亲收到信后，就带我一起去武汉。我们坐船到了武昌，先在旅馆住下，然后按乔年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出去。地址我还记得，是武昌巡道岭，门牌号码现在忘记了。信寄出好几天，仍不见回音。因此，我们决定自己去找。找到巡道岭一看，才知道这是我嫂子家。原来乔年已经结婚，爱人叫史静仪。当时，乔年和我嫂子都不在。史家的人都不认识我们，也不敢认我们。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史家怕搞错了。后来经过我们反复说明，他们家才相信我们和乔年的关系，接待了我们。史静仪的弟弟告诉我们，乔年住在汉口俄租界一个德国人开的医院里，身体还未痊愈，史静仪也在那里照顾乔年。这样，我们便从旅馆迁出，先到史家暂住，然后去医院看望乔年。乔年见到母亲和我，十分高兴。过了一些日子，乔年病愈出院，在汉口租了一幢房子，我们也从武昌史家搬到汉口，同乔年夫妇住在一起。我记得乔年夫妇住在楼上，我和母亲住在楼下。后来我们知道这里也成了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当时经常有人到这里找乔年，并和乔年一起开会。

陈乔年的母亲高氏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成了陈乔年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次年，陈乔年牺牲于上海。陈乔年的姐姐陈玉莹和弟弟陈松年匆忙到上海为陈乔年料理后事，结果陈玉莹在悲痛的刺激下病逝于上海的医院。1927年到1928年，仅一年多时间，陈延年、陈乔年、陈玉莹等三兄妹先后去世，在安庆老家的母亲悲痛至极，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于1930年病逝。多年以来母亲高氏恪守本分，在长辈和子女面前一般不流露内心，默默维持着几番受冲击的家，留下的印象是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或洋布做的长长的大襟褂子，长裤管用小绳子扎紧，没穿过鲜艳的衣服。

父子情深

在青少年时期，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之间是有明显隔阂的。因为虽然陈独秀从事的是进步活动，但在孩子的眼中，陈独秀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非常不顾家且频繁牵累家中。当时陈乔年与哥哥能采取的反抗行动就是在各方面跟自己父亲对着干。这是一种与父慈子爱截然相反的成长过程。不可否认的是，在对父亲的不断对抗中，陈乔年潜移默化地受到父亲和父亲朋友们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后成长为进步青年。对父辈权威的反抗，与陈独秀的成长过程何其相似。八九岁以前，陈独秀跟着祖父读书，祖父严厉，但是无论祖父怎样打，陈独秀一声不哭，气得祖父怒目切齿，没有任何办法。成年之后的陈独秀在家庭与感情上的各种离经叛道行为，让封建官僚士大夫出身的嗣父陈衍庶不能容忍，陈独秀干脆也不承认这位嗣父，公开说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但陈独秀又是重感情的，对自己的母亲和嗣母谢氏（叔父陈衍庶妻子）十分尊敬。在性格上，陈独秀不愿意迁就他人意见，不愿意受人命令指使，对认准的事异常执着的一些特点，也深深影响到了陈乔年。虽然与哥哥陈延年沉静、不爱多说话的性格形成对比，陈乔年偏向活泼开朗。但性格深处，陈乔年流露出来的是执着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后来的一些非共产主义者曾用“死硬”回忆陈乔年，这从侧面印证了他的性格。

安庆独秀园内的陈独秀雕像

长大成人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陈乔年与身为党的领导人的父亲多了一层组织和工作上的关系。在武汉、上海，尽管生活中，陈乔年可以办理父亲交办的事项，但在党内问题上并不迁就父亲。大革命失败后，对于党内普遍对父亲陈独秀的反对和批评，陈乔年也曾对父亲进行过劝说。曾任陈独秀秘书的黄玢然就回忆说：陈乔年夫妇俩来看望父亲陈独秀。在谈话时，陈乔年对父亲陈独秀提出许多批评，但陈独秀却不以为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样，他们说着说着便争论起来。结果，父子俩搞得不欢而散。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陈乔年在这里吃饭的，但陈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陈独秀也不高兴，对人说：“你看，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

其实，陈乔年的父亲陈独秀多年来对待子女们态度看似严酷冷漠，但绝非铁石心肠。据知情者回忆，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后，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些酒，买了点菜，斟了一杯酒，呜咽地哭起来，深情地怀念已经为革命牺牲的陈延年和陈乔年。

革命伴侣

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

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是湖北人，1924年下半年，经组织推荐从国内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陈乔年是同学。回国后，两人经自由恋爱结为夫妻。1927年4月上旬，她还陪同陈乔年从上海前往武汉参加党的五大。史家的经济条件较好，当时就住在武汉。那年夏天，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为纪念红色的五月，取名“红五”。为适应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当时党的很多机关采取“机关家庭化”的做法来掩护，陈乔年夫妇和孩子曾一同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密办公地点，也曾住在党组织秘密开设的“宏源纸行”。夏秋，陈乔年生病，史静仪负责照料，党内工作的事，经常由史静仪在中间转达。年底，史静仪陪同陈乔年从武汉到上海。可惜的是，他们的儿子“红五”于1928年即夭折。在武汉期间，史静仪曾拿家里的东西去卖，帮助党组织筹集经费。

多年后，亲历者汪原放回忆：

有一晚，乔年和我说：“明天是星期日，我们早上过江，到精益（原文如此）家吃饭去罢。”

第二天，我们坐了小船到武昌。到了史家，精益同我们一道，过了一厅又一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厅，房子实在很大。

饭后，乔年问精益：“搞好了吗?”她说“差不多了，还要上去再拿。”乔年要我一道去看看。穿过几个厅，到了一处漆黑漆黑的房间，里面都是一排排的木架，古色古香的。精益用梯子爬到顶上又拖出了几捆来，递给乔年。

快要上船回来时，我禁不住问乔年道：“那么一包一包的，是什么？”他道：“田契，拿去押、卖。”

我知道组织上经济有点窘了！田契，地契，押，卖，也好，也对，是正当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