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仲云佚文新发现：《哈尔滨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与那些不朽的名字

“松水长流，烈士已去，但烈士们的精神依然萦绕在哈尔滨的空间，烈士们的鲜血，灌溉出来解放之花，我们一定使之开遍全中国……”1948年9月，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在《哈尔滨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一文结尾写下了这段话。

九一八事变95周年纪念日前夕，因查证和追寻抗日英雄赵尚志生前照片的机缘，我意外发现了1948年9月15日出刊的东北解放区红色刊物《知识》杂志（第8卷第5期，总第47期）刊发的冯仲云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7周年撰写的《哈尔滨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以下简称《战争》）一文。70多年来，它不似冯仲云其他著述那样为人所知，一直尘封于浩繁文献之中。

《知识》杂志（总第47期）及刊发的冯仲云文章

文以稀为贵，史以实为珍。读罢这篇难得一见的文章，透过那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记述，我蓦地生出一种急切的写作冲动：要把文中记载的英烈事迹和背后的传奇故事讲给今天的读者，以告慰那些曾在哈尔滨这座英雄之城领导抗日斗争，在这片土地上战斗、生活和从这里走出去的抗日英烈们的在天之灵。

怒吼：吹响抗日的“号角”

“哈尔滨市，在抗日斗争时期曾是斗争领导的中心，哈尔滨的党，哈尔滨人民，曾经有过光荣的过去，光荣传统……”

这是冯仲云的感言，也是他自己的写照。20世纪30年代，一批优秀中华儿女被党从祖国各地派往日军铁蹄下的哈尔滨。在夜幕笼罩的这座城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挺身而出，带领3000万东北同胞发出愤怒的吼声。冯仲云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抗战胜利后，他在致妻子薛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在东北苦斗了14年，我曾经身经百战，血染战袍；我曾经弹尽粮绝，挨过长期的饥饿，用草根、树皮、马皮等充饥；我曾经在塞外零下四十度的朔风中露天度过漫长的冬夜……”

1926年，冯仲云在清华大学时的留影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算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经他的老师、清华算学系教授郑之藩推荐，22岁的冯仲云从北平来到哈尔滨，任东北商船学校教授，同时开展革命活动。以哈尔滨为起点，他经历过敌人盘踞的城市里艰险的地下斗争，也经历过冰天雪地中持枪搏杀的岁月，历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南满巡视员、省委秘书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等职，是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东北抗战重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传遍大街小巷；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在中共满洲省委、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市委领导下，哈尔滨从城镇到乡村，燃起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

“在九一八当时，哈尔滨是在汉奸张景惠统治之下，以一切的高压来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但是哈尔滨的党，在道外许公路基督教堂附近及道外靖宇街（前正阳街）五道街，发动了盛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

1931年9月20日，哈尔滨多所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纷纷集会，由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和反帝同盟会员带头声讨日军罪行。当夜，一些工人和爱国群众激于义愤，怒砸了日本人经营的哈尔滨日日新闻报社、朝鲜银行和日本驻哈总领事馆。9月26日，铁路、船厂、电业、码头、印刷、烟厂、皮鞋业工人和店员，哈工大、法政大学、医专、扶轮学校、一中、二中、三中等校学生及市民，涌向道外正阳街举行大示威。传单如雪片飞舞，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商店罢市，大示威过后连续三天群情依然振奋。此后，党团组织把“哈尔滨反帝大同盟”更名为“哈尔滨反日总会”，杨靖宇、赵尚志、金伯阳都曾分别参与领导其工作。1932年2月1日，全满反日总会在哈尔滨成立，冯仲云任总会党团书记，很短时间即在哈尔滨和北满各地发展大批会员。

《战争》记述：“江桥战起，哈尔滨的党动员了大批的革命知识青年、工人和自己的党员去参加江桥抗战……更动员大批爱国志士、自己的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去，曾经组织张景惠的武装部队——哈市警备队反正抗日。虽因事机不密而未能成功，但共产党永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精神是深印在哈市人民心中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召开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开展兵运、发动士兵就地武装抗日。一部分富有爱国之心的东北军官兵冲破“不抵抗”政策的禁锢，与民众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红枪会、大刀会等抗日武装。以1931年11月马占山江桥抗战发轫，继之以苏炳文的省防军第二旅官兵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点燃了黑龙江抗日义勇军斗争之火。江桥抗战开始后，中共满洲省委、北满特委、哈尔滨市委动员工农青年学生以“抗日援马代表团”名义赴战地慰问宣传，并派志愿兵参战。1932年初，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等受派到宁安一带，打入吉林自卫军开展工作。

策动伪警备队起义，即冯仲云笔下的“警备队反正抗日”，是当时兵运工作的典型一例。九一八事变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表面同情反日运动，实则早已与关东军要员勾连，通过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向日方索要3000支枪，于1931年10月7日成立东省特别区警备总队，由亲信于镜涛任总队长。他欲借警备队迎接日军进犯哈尔滨的图谋激起官兵义愤，奔赴抗日的情绪在队中酝酿。警官周维斌与负责北满兵运工作的杨佐青接上关系，杨佐青代表中共北满特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安排党员打入警备队中做下层士兵工作。为加强领导，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武胡景在南岗河沟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家中研究制定起义方案、起草印刷文件。罗登贤写好宣传品，由军委书记赵尚志和冯仲云爱人薛雯用石印机印刷，冯仲云在窗前放哨；石印机声音大，罗登贤便用脚踏地板，借冯仲云女儿的哭声作掩护，机智完成了印刷。不料，就在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起义一触即发时事机泄露，购买起义红旗用的红布也引起怀疑，于镜涛以请客为名将警备队大、中队长软禁于道外十六道街一家饭店，并在餐厅外设岗架枪。傍晚党组织得到情报，鉴于群龙无首，决定暂停此次起义。起义虽未成功，却在官兵中留下兵变抗日的火种，此后哈尔滨一带“兵变成为潮流”。

冯仲云在《战争》中记述：“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当1932年初，日寇进攻哈市，李杜、邢占清部队在双城抵抗日伪军进攻，未几兵败溃散，当时一位共产党人接受了党的指示，在香坊号召团结了70多名散兵重赴郊外战场誓死抗战，终于全部为国捐躯。”

李杜率部星夜赶赴哈尔滨，联合兄弟部队成立吉林自卫军，通电抗日

1932年2月哈尔滨保卫战后期，日军多门师团进攻哈尔滨，吉林自卫军防线溃退，大批散兵退至香坊一带。此时，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共产党人遵照党组织指示，在香坊集结散兵就地阻击日军，成为哈尔滨保卫战中的无名烈士群体。作家关沫南在《哈尔滨郊外的红花——哈尔滨保卫战及其余波》中记下了这一幕：

“（从双城撤退的士兵）走到上号（香坊），一个人身旁放着几箱子弹，他拿枪张开两臂拦在路口，大声喊道：‘不能让敌人进街，不怕死的跟我来……’日后才知道，这是个共产党人。当时他身边聚集了70多人，大家在空枪膛里重新装上子弹，分散在道路两侧，开始了一场新的阻击战。向来到的敌人射击，向敌人的坦克射击，哒哒哒……人们陆续阵亡，但没有一个人后退，更没有一个人投降，也没有一个人生存下来……在那白皑皑的雪地上，每个人都喷洒了自己的一腔热血，是这些人身上的热血，浇灌了哈尔滨郊外的草原。志士无名，浩气长存！”

脊梁：隐秘的指挥“中枢”

《战争》记载：“日寇占领了哈尔滨，这个城市就成了黑暗城市，市民遭受着强横的压迫，哈市共产党就更加潜入地下，活动是更加积极，中共的满洲省委，因北满的抗日游击运动开展，也迁移到哈埠，以哈尔滨为中心，指挥和领导东北抗日游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沈阳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中。1931年11月，省委书记张应龙、宣传部长赵毅敏（刘昆）相继被捕，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12月，中共中央派正在东北巡视的罗登贤重建省委。1932年1月，省委机关由沈阳迁至哈尔滨，成为暗夜中东北抗战的红色“中枢”。

《战争》记述：“我们的主要领导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驻满的代表，亦即是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当时也亲在哈埠领导工作，发动和指挥游击战争。”

罗登贤（1905—1933），原名罗举，化名达平、光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也是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者。1931年他被委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九一八事变后的12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人称其为“抗战书记”。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当时正在哈尔滨巡视工作的罗登贤，在松花江北牛甸子岛冯仲云家中召开的北满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铿锵有力地说：“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

罗登贤与杨靖宇、冯仲云、赵尚志、周保中等在秘密开会（油画）

省委迁哈后，罗登贤带领省委成员认真学习周恩来以“伍豪”为笔名在《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并据此与杨林等起草《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要求各地大力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许多共产党员前往各地之前，罗登贤都亲自和他们谈话。

1932年2月的一天，罗登贤在南岗河沟街冯仲云家中同杨佐青谈了一整夜，派他代理省委军委书记赴磐石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杨佐青欣然受命，次日动身，化名杨君武协助磐石中心县委筹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6月4日，以磐石赤色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同年9月他在伏击战中腿部负伤回哈尔滨治疗，建议省委速派懂军事、有才干的同志前往领导。不久，省委派杨靖宇赴磐石，以“杨佐青大哥”的身份出现，这支队伍由此迅速壮大。1932年10月，罗登贤又派冯仲云去汤原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临行前两人彻夜长谈。罗登贤激动地说：“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冯仲云到下江后领导秋收抗租斗争，三次整顿游击队，使王永江任大队长的游击队终于站稳脚跟。后来的东北抗联第六军，就是在这支弱小游击队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他还介绍夏云杰、李升入党，后来夏云杰成长为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长，李升成为我党优秀的地下交通员。

罗登贤在哈尔滨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恐惧，他几次险遭逮捕，仍不顾安危、忘我工作。1933年8月29日凌晨，年仅28岁的他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前他怒视敌人，大义凛然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冯仲云、薛雯夫妇得知噩耗，怀着悲痛把心爱的女儿的名字起为冯忆罗，以永远纪念这位领导和战友。

“1932年夏……建立了哈尔滨市委，第一任的市委书记，就是我们东北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同志，当时他的化名叫张贯一。他整理了哈尔滨的组织，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和扩大了呼海铁路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

杨靖宇以草根、棉絮充饥、孤身血战到最后壮烈牺牲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而他在哈尔滨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却鲜为人知。《战争》记述的，正是这段风雨如晦的岁月。

《知识》杂志为冯仲云文章配发的杨靖宇画像和赵尚志、李兆麟照片

杨靖宇（1905—1940），又名马尚德、张贯一，九一八事变后曾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中共道外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委员和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5月，根据省委决定，取消道里、道外两个区委，正式成立中共哈尔滨市委，他任第一任市委书记。他指示金剑啸（金承栽、巴来、健硕）、罗烽（洛虹、傅乃琦）要“团结左翼文化人，扩大抗日宣传阵地，把报纸抓到手，抨击汉奸文艺”，两人据此依托《哈尔滨新报》的《新潮》副刊、《大同报》的《夜哨》副刊、《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和《大北新报画刊》等，以文艺为武器同日伪斗争。同年，日伪当局在哈尔滨松浦镇与马占山举行诱降谈判，杨靖宇闻讯赶赴松浦呼海路，在反日会和工人中演讲，提醒马占山不要受骗。日方诱降不成，准备经呼海路大举进攻，他又让呼海路党组织送信使马占山预作准备，同时发动铁路司机、司炉连夜将松浦总站的机车车辆全部拉往绥化，并在列车过呼兰后拆毁呼兰桥。日军出兵时找不到机车车辆，桥又被毁，进攻遂告破产。

日军在哈尔滨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地下斗争异常艰险。杨靖宇经常深入工厂、铁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之中，靠机智、沉着、勇敢多次化险为夷：上电车他总是事先备好零钱，买票不说话，以防特务从口音上察觉他的身份；一次去省委机关汇报工作遇宪兵设岗盘查，他到岗哨跟前大模大样解开大衫，乘机将秘密文件藏进衣袖从容受检，安然无事。1932年4月的一天，他与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姜椿芳在松花江边接头，正值开江，两人一面装作看冰排一面谈工作。突然杨靖宇哈哈大笑，拾起一块石头投向江中。姜椿芳感到诧异，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方才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向我们这边张望，我哈哈一笑，他以为我们是闲聊就走了。以后应该注意，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留心周围的情况，以便应付。”

杨靖宇在哈尔滨穿过的大褂和用过的褥子

1932年11月，杨靖宇受省委派遣赴南满巡视，从此在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先后任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兼政委。1933年5月上旬，他回到哈尔滨参加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6月初临行前换上一身短裤褂，把一件灰大褂和一床花布褥子送进当铺，请姜椿芳母亲代为保存当票。姜老太太一直盼他再来，眼看一年过去仍无音讯，便把两件东西赎出来替他保存。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濛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日伪军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解放后，姜老太太把这两件遗物送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供后人瞻仰。

《战争》记述：“1932年后他（指杨靖宇）去抗联一军了。继任的市委书记就是魏明胜同志（山东李），1934年后，他又被调到抗联一路军担任了政治委员。”冯仲云笔下的魏明胜（山东李），就是后来担任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治委员的魏拯民。

魏拯民（1909—1941），原名关有维，又名魏民生、魏明胜。1932年春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哈尔滨，被派到伪军第八旅做兵变工作，此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道外区委书记，1934年4月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当时称哈尔滨区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哈尔滨，他扮作工人住进铁路工人刘寿山、董秀珍夫妇家中，白天到工厂、学校发动群众，夜里写报告、印传单，常常工作到深夜。省委遭破坏后，为躲过特务盘查，刘寿山夫妇不顾安危拉着他去照相馆，让他和董秀珍及女儿小秋拍了一张“合家欢”，用这种朴素方式护住他的安全。

魏拯民和掩护人董秀珍及女儿小秋的“合家欢”照片

1934年冬，魏拯民被派往东满（今吉林延边地区），先后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后，他带病出征，挑起领导南满党和军队的全部重任。1941年1月20日，魏拯民因长期艰苦斗争积劳成疾，病逝于长白山区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二道河子密营中，年仅32岁。在魏拯民牺牲的那个早晨，他把护理他的女战士金哲镐叫到身边，拿出一枚金戒指交给她说：“这枚戒指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作为路费送给我的。那是6年前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它做路费，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金哲镐问：“她是谁？”“她的名字叫董秀珍。”魏拯民说。“她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曾经用她全家人的性命掩护一个素昧平生的抗日救国的战士。她的义举和她的勇敢令人敬佩。”

“1932年成高子炸车，使日寇受到严重损失……这就是赵同志、范廷桂同志所亲自组织的。”冯仲云笔下的“赵同志”，即赵尚志；范廷桂，是冯仲云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发展的一名学生党员。

修复后的赵尚志照片

在哈尔滨，赵尚志的名字家喻户晓。赵尚志（1908—1942），曾用名赵子和、李育才等，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他和冯仲云等到哈工大、法大、医专、一中及电车厂、烟厂等单位进行反日宣传，发动工人、学生参加义勇军，许多人由此走上武装抗日道路。哈尔滨沦陷后，他深入工厂、学校，依靠各级党团组织发展大批反日会员，率领群众开展反满抗日斗争，并参与领导了哈尔滨左翼文化运动。据《哈尔滨新报》编辑何耿先回忆：“还有一位使人永久怀念的赵尚志同志……一天夜里，他和一位叫小金的同志到报社，是来开会商议成立由党领导的新闻通讯社拟名‘警钟社’的。”“在会议上，赵尚志同志报告了国内外形势，分析周密，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不愧是一位宣传鼓动家……原计划赵尚志再来报社一次，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这项工作。不意数日后，他被派赴游击区参加组织抗日武装工作，此后再没见着面。”

1932年4月12日，赵尚志、范廷桂在哈尔滨成高子车颠覆日军军用列车

1932年4月12日夜，一列满载日军多门师团官兵的军用列车经过哈尔滨成高子车站。当夜，按照党组织安排，担任满洲反日总会负责人的赵尚志与东北商船学校党员、反日会员范廷桂悄悄来到铁道线上，起下固定铁轨的道钉、拆掉一节铁轨，然后飞快跑到远处的草丛中观察动静。当晚10时50分，敌人的军用列车由东向西吼叫着开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机车次位的5节客车从6米高的路基上坠落，车内弹药、汽油燃烧爆炸，烈焰冲天，5节客车瞬间化为灰烬，日军死伤甚众，第6至16节装载军用物资的货车被撞坏颠覆，也发生爆炸。4月14日，《盛京时报》以《日军由方正向哈凯旋中，列车颠覆死伤者多》为题报道：“多门中将麾下日军兵车由方正凯旋哈尔滨途中，12日午后10时50分钟，驶至离哈东方17公里之地点，被人设计颠覆，致使死者11名（据日方战史资料，实际应是死亡54人），受伤者93人”。消息传出，哈尔滨市民无不拍手称快，争相传告。这起发生在日伪北满统治心脏地区的军车颠覆案，令侵略者异常震惊恐慌。

《战争》记述：“哈尔滨的党大批不断的动员革命知识青年、工人和自己的党员、干部到抗联去，抗联的领导人物，大都是经过哈尔滨党派出去或来哈尔滨受过训练的……”

李兆麟（1910—1946），曾用名李超兰、李烈生、张寿篯等，1931年7月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7月他从辽阳来到哈尔滨从事士兵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11月省委决定在哈尔滨开办干部培训班，由李兆麟主持。在日军统治下开展党的教育训练极其困难，为隐蔽精干，他承担了培训班全部工作，并时常变换讲课地点，有时在省委交通员张宗伟家里，有时以逛公园、散步为掩护向学员传授党的知识。磐石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领导人之一张瑞麟负伤后在游击区难以得到医治，被省委调来哈尔滨送入训练班，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李兆麟，并留下详尽回忆：“在李兆麟同志那里听了十多次党课，他讲党课内容非常全面，从国际到国内，从理论到实践……他还向我讲了做地下工作的方法、和敌特斗争的经验，训练我密写方法，秘密联络手段,保密纪律等等。”

1934年初，李兆麟被派往珠河游击队工作，此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45年10月滨江省政府在哈尔滨成立后，李兆麟被任命为滨江省副省长兼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始终站在争取民主和平第一线，以公开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地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多次策划谋杀方案，均未得逞。李兆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说：“如果我的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悟，我的死也是值得的。”1946年3月9日，伪装进步的国民党军统女特务孙格龄将李兆麟骗至道里水道街9号，潜伏在里屋的几名军统特务一拥而上挥刀猛刺。身中七刀（八孔）的李兆麟，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牺牲时年仅36岁。

《战争》记述：“日寇侵占哈尔滨以后，电车工人曾经发动过一次反日罢工，罢工了两天……这个罢工的领导者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赵一曼和她的丈夫老曹同志”。

哈尔滨电车厂旧影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淑宁、李一超，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秋被党派到哈尔滨，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1933年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为掩护身份，她与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假扮夫妻，租住在南岗一处白俄人的房子里，这里也是满洲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老曹本名黄维新（化名“其青”），1932年受全国总工会委派到东北领导工人运动，1934年4月被捕后遭秘密杀害。1934年，赵一曼赴珠河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后兼任中共铁北区委书记；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部主任。1933年4月2日晚，伪满宪兵王文昌无理殴打电车车掌、地下共青团员张鸿渔，激起工人义愤。按照省委指示，赵一曼连夜赶到电车厂，指导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罢工委员会，当晚10时组织200多名工人在厂内食堂集会，宣布罢工，并连夜刻印《电车工人告哈尔滨市民书》等宣传品。第二天整个哈尔滨电车停驶，交通堵塞，秩序混乱，敌人非常恐慌。罢工坚持两天，迫使敌人答应了条件。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牺牲于珠河小北门外，年仅31岁。

英雄：碧血丹心铸“忠魂”

哈尔滨，一座红色基因浸染的英雄之城。

20世纪30年代初哈尔滨街景

在哈尔滨这片热土上战斗、生活过的革命先烈和抗日英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冯仲云在抗战胜利后所讲：“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他们都能整个地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勇敢的精神”。

《战争》记述：“杨靖宇、魏明胜、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李秋岳、周百学、白杨、傅天飞、李志超、许亨植、杨主任、魏天魁等等许多烈士，都是在哈尔滨做过地下工作而后到抗联去的……”

这些名字中，有些人的事迹或许并不为今人熟知，但我们没有理由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赴国难、抛颅洒血、舍生取义的抗日英雄们。

李秋岳（1901—1936），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柳玉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随丈夫杨林（毕士悌）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在中共满洲省委、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工作。1932年杨林调往中央苏区后，她继续在珠河坚持斗争。在珠河游击区，群众亲切地称李秋岳为“黑李”，称赵一曼为“瘦李”。1935年李秋岳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1936年2月调任中共通河特支书记，在通河西北河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在西北河南屯、北屯等九处建立反日区委，反日会会员发展到370多名。同年8月27日，她在祥顺北六方屯为部队赶制军鞋时被捕。敌人用皮鞭蘸凉水毒打、灌辣椒水、逼舔火苗子折磨她，她几次昏死，醒来仍义正词严痛斥侵略者。1936年9月3日，李秋岳在通河县城西门外英勇就义，年仅35岁，是东北抗日斗争中牺牲后被敌寇枭首示众的第一位女性。

赵一曼、周伯学牺牲地珠河县小北门

人们都知道赵一曼于1936年8月2日牺牲在珠河。与她一同被捕、一同就义的还有一位抗日英雄，这就是周伯学，即冯仲云笔下的“周百学”。周伯学（1909—1936），时任中共铁北区委宣传部长，他积极组建农民反日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经常组织群众为游击队送粮送物，在铁北游击区威望很高，是公认的“群众领袖”。1935年11月14日，在铁北老五区亮珠河西左撇子沟战斗中，赵一曼大腿部受贯通枪伤，行动艰难。11月22日，赵一曼、周伯学、杨桂兰等人在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舍养伤时被伪军包围，激战后一同被俘。1936年8月2日，周伯学在珠河县公署监狱上车被押赴刑场，行至“聚源盛商号”和“信东号烧锅”时，他喝下烧锅主人送的“壮行酒”，向商号要来一块红布披在身上。在小北门刑场，赵一曼、周伯学两位共产党人大义凛然，激昂地唱起《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一同倒在血泊里。

冯仲云笔下的“白杨”，即抗日英雄金伯阳。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化名金赞文、北杨、白杨。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迁到哈尔滨，他随之来哈，任省委常委、工运书记。1932年8月松花江泛滥，十几万灾民无家可归，他奉省委指示与杨靖宇、杨德如等扮成灾民深入其中领导斗争，散发党和反日会印制的《红旗》《工人事业报》等宣传品，斗争最终取得成效。1933年初，金伯阳为取得合法身份，在哈尔滨一所私立文化补习学校任日文教师，校长年轻漂亮的女儿对他萌生爱慕之情，俩人渐渐产生感情。基于地下工作纪律，他主动向省委汇报请示；恰在此时省委派他到南满巡视，为革命需要，他毅然斩断情丝，奔赴抗日战场。同年7月，金伯阳奉命赴磐石，协助杨靖宇整编武装；11月15日，部队行至金川县旱龙湾一带遭伪军邵本良部袭击，他为掩护主力撤退主动留下阻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傅天飞（1911—1938），又名傅世昌、傅云翼，人称“老傅”。他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求学时受老师冯仲云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后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深入“三十六棚”、老巴夺烟厂、船舶修理厂等处，在工人、商人、学生中宣传和组织抗日。1933年10月，傅天飞当选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成为磐石游击队的创建人之一。同年冬他回哈尔滨开会时偶遇老同学舒群，他向舒群讲述了磐石游击队的发展历程和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舒群深受感动，引荐他同萧军、萧红见面。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都凝结着他提供的素材。1938年2月25日，因叛徒出卖，傅天飞在桓仁被捕，被押至普乐堡日伪“长岛工作班”。3月5日，敌人逼他写“自供书”，他奋笔疾书，写完后趁看守不备猛地夺过敌人的手枪，以身殉国，年仅27岁。他在“自供书”中写道：“日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你们在这个战争和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狗命！”

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大胡子”李汉超剧照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放映后，剧中的“大胡子”李汉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形象的原型，就是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李世超，即冯仲云笔下的“李志超”。李世超（1904—1936），又名李恩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初，吉林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他脱险来到哈尔滨与省委接上关系，负责反日会工作，在码头工人中发展会员。他以私塾先生身份为掩护，住进道外头道街一家小店，晚上给工人讲《三国演义》吸引听众，再相机讲抗日救国道理；后来组织安排他在道里伪警察中开展工作，又把20多名进步警察发展为反日会会员。1934年4月，省委决定由他接替冯仲云负责省委秘书处工作：安排重要领导转移、保障领导人身安全，还要负责党内交通联络和省委印刷机关。妻子石正芳为他跑交通、传递文件、站岗放哨；他还把9岁的女儿小英子培养成小“交通员”，送文件时用药布把文件缠在小英子胳膊上，再抹些红药水，谁见了也不会疑心。1936年2月，李世超不幸被捕，狱中敌人打断了他的腿，他坚贞不屈，同年8月壮烈牺牲，年仅32岁。

许亨植（1909—1942），又名李熙山、李三龙，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到宾县、珠河、汤原等地组织反日游击队，率部战斗在哈尔滨东部地区，指挥了高力营子、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后成长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师长、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1942年8月3日，许亨植在庆城（今庆安）青峰岭南坡少凌河转弯处露营时因炊烟被敌发现，遭日伪“讨伐挺进队”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包落入敌手，里面装有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的机构情况和人员名单。敌人据此展开“巴木东大检举”，给当地抗日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危急关头，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紧急派人通知哈尔滨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董丽泉，安排所有党员立即撤离，避免了地下党组织遭受进一步破坏。

冯仲云笔下的“杨主任”，常用名张玉珩，是一位化名投身抗日斗争的地下党员和东北抗联干部。张玉珩（1901—1935），又名张敬山、张进山、杨振江，绰号“张瞎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到哈尔滨任中共道外区委书记。同年5月1日清晨，人们惊喜地发现哈尔滨车站广场的伪建国纪念碑上写着鲜红的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震撼人心的标语，就是张玉珩带领三十六棚铁路车辆总工厂工人、反日会员柴好和电车工人、地下党员杨兆顺写的。经典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头描写纪念碑上出现抗日标语的情节，正是以此为原型。1935年5月，张玉珩调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化名“杨振江”，战友和群众都习惯称他“杨主任”。同年夏，日伪军对珠河根据地发动“大讨伐”，主力转移后，他同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包巨魁（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等十余人留在山里坚持斗争。8月2日，他们在娄家窝棚山脚下一户农家吃饭时突遭日军偷袭，众人只有手枪无法抵抗，只能分散突围，张玉珩在突围中中弹牺牲，时年34岁。

冯仲云笔下的“魏天魁”，即魏长魁。魏长魁（1906—1938），曾用名魏昌魁、魏连三、王文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出狱后赴哈尔滨工作，历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珠河县委组织部长、苇河县委书记、哈东特委书记等职。1936年9月当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1937年任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38年5月，魏长魁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与郭铁坚、常有钧等率首批北满部队西征。同年6月，部队行至通河县苇子沟时遭日伪军突袭，魏长魁带队组织突围，因掩护走在最后两名体弱战士，双腿被流弹击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受伤后他坚持匍匐前进数里，在敌人即将追上之时，为不泄露党的机密、不当俘虏，他将随身携带的文件全部烧毁，然后毅然自刎，壮烈殉国，时年32岁，是西征开始后北满抗联牺牲的第一位重要领导人。

悲壮：血染的英烈“风采”

“日寇统治年代越久，他的统治越加强起来，警察特务充斥，日寇是阴险毒辣诡计多端，因此使哈市内我党的地下工作十分困难。”对当年哈尔滨地下斗争的艰巨性、残酷性有过亲身体验的冯仲云，在《战争》中这样写道。

伪哈尔滨警察厅旧影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为扑灭革命火种，日伪当局警察、宪兵、特务、汉奸密布全市，采取“大检举”“大搜捕”等手段，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人士。无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日会员、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爱国人士被杀害，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抗日英烈的“风采”。

《战争》记述：“1934年4月的大破坏使哈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遭受巨大破坏，被捕遇难以百计。小破坏后，接着是大破坏，大破坏以后接着是小破坏……”

1934年4月，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书记刘明佛相继被捕叛变，致使中共满洲省委及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敌人据其供述迅速行动，从4月7日晚9时开始相继破坏了团省委秘书处、道外区委、团道里区委、双城团小组和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彭亭璋、呼海路支部负责人胡起等被捕，共44人被捕，使党、团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战争》记述：“最大的一次破坏，那是1936年度，日寇的侦探长期追踪以后，在全东北举行一次大检举，破坏了我全东北各地城市的党和团组织，如哈市、大连、沈阳、吉林、吉海路、抚顺、长春、宾县、苇河、巴彦、德惠党组织，这些案件都是送到哈尔滨来处理……”

1936年6月10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下达逮捕命令，警务部长齐藤美夫于6月13日指示各宪兵队一齐行动，对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实施逮捕（史称“六一三”事件）。日伪警宪特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同时出动，第一批即抓捕149人，其中哈尔滨52人、齐齐哈尔38人、海拉尔11人、牡丹江48人；此后继续抓捕，总数达213人，多为教育界、报界爱国人士。当年8月，王甄海（王复生）、金剑啸、麻秉钧、王柱华、阎达生5人被判死刑，8月15日在齐齐哈尔北郊就义；10月，日伪对在哈尔滨被捕的52人作出判决，其中死刑15名，10月13日下午这15人在哈尔滨郊外陆军射击场惨遭杀害。

1937年3月，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从叛徒口供中获取中共哈尔滨特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决定统一时间实行大逮捕。4月15日清晨，日伪军警宪特以哈尔滨为中心，在滨绥、滨北各铁路沿线同时进行大搜捕（史称“四一五”事件)。此后又把逮捕范围扩大到大连、柳河、磐石、奉天等地。据1938年2月12日《满洲日日新闻》报道，在“四一五”事件中，仅中共哈尔滨特委范围，就有哈东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市委、大连市委、海伦县委、下江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特委交通局计482人被逮捕。再加上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抚顺特支，被逮捕人数共计745人，其中198人被杀害。日伪还由此制造了“哈尔滨法政大学事件”和“哈尔滨口琴社事件”。

《战争》记述：“巴木东、三肇血案的许多同志，大多也是送哈尔滨处理，上号监狱为我们同志们——共产党人和抗日救国英雄们的血所染红……”

“巴木东血案”，又称“巴木东大检举”，是1943年春夏之际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实施的一场有计划、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行动。1943年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00余人。“经严刑拷问后杀害约75人，其余约420人送伪满哈尔滨高等检查厅处理”。同年5月25日又进行第二次大逮捕，共计抓捕300余人，敌人“在刑讯中杀害约45名，送伪哈尔滨高等检查厅的约265名,经审讯判处死刑的约35名,无期徒刑的约20名”，制造了震惊全东北的“巴木东血案”。三县的抗日救国会、青年义务队、农民武装、交通站和供给组遭到严重破坏。被捕者头戴黑帽子，被日夜反绑双手，后来多被押解到哈尔滨上号（香坊）监狱和水道街特务分室的地下室，受尽严刑拷打，刑讯致死者甚众。其中，73岁的抗日老人梁景新被剁掉双手、打碎脑袋，孔庆尧被打瞎一只眼睛，伤残者不胜枚举。

伪《滨江时报》载“三肇事件”

“三肇血案”，又称“三肇事件”“三肇惨案”，是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日本侵略者在“三肇”地区（今黑龙江肇州县、肇源县、肇东市）对东北抗联及当地民众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三肇”地区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的重要活动区域，1940年十二支队在此取得夜袭丰乐镇、攻克肇源城等战斗胜利。十二支队主力撤出后，日伪调集关东军、伪满宪兵、警察及特务组成“讨伐队”和“特别搜查班”地毯式搜捕，共逮捕抗日救国会会员及群众329名，其中被处死刑72人，分别于肇源西门外杀害40名、肇州南门外杀害32名；103人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其中37人在押解哈尔滨后被迫害致死；另有19名爱国者被用铁丝捆绑，投入三站江边的冰窟中残忍杀害。

“抗联的英雄孙国栋同志直到八一五的时候，还被日寇杀死道外狱中。”《战争》如是记述。

1944年12月19日，孙国栋受抗联第三路军总部特派员于天放指派，赴绥化检查抗日救国会工作，因汉奸告密被日伪军警包围。为不连累群众，他把房东捆上，双手握枪大步走出屋子，坦言“我就是你们悬赏捉拿的孙国栋”，从容被捕。1945年4月，他被押解到伪哈尔滨监狱道里分监13号单独看管，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曾亲自审判他的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为消灭罪证，命令监狱长提前处决他。8月14日下午3时许，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敌人用绞刑杀害了孙国栋。他在去往刑场的路上高唱《救亡进行曲》，在绞刑架前奋力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仅29岁。

“日寇的刑场有时在极乐寺附近的义地和圈儿河，我们的共产党人，抗日救国志士数以千计，都是慷慨壮烈，从容就义……”《战争》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尔滨慷慨就义的悲壮场面。

圈儿河，是“老哈尔滨”们不忍提起的地名。日伪时期这里被辟为刑场，专门用来屠杀抗日志士、掩埋被害市民，被后人称为哈尔滨的“雨花台”。据守墓人回忆，日军从太平一带拉来的尸体，加上被暗杀的中国人，每天不少于10人。无数烈士和遇难者长眠于此，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浸透了鲜血。1937年“四一五”事件中被判死刑的28名抗日志士，于同年7月26日在圈儿河英勇就义。张宗伟、吕大千、侯小古、胡振铎、张正伦、全赓儒、刘道曾等革命烈士，以及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都在这里慷慨赴死。这段历史不会被忘记。哈尔滨的屈辱与抗日志士的英名，将长久地铭刻在圈儿河这片悲壮的土地上。

“现在哈尔滨市是解放、自由、光明了，在纪念九一八17周年的纪念日，追念我们在哈市地下党的抗日斗争，纪念我们的烈士，要继续发扬地下党时期的勇气，继承烈士们的精神，更加奋发激励……”冯仲云78年前在《战争》中写下的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依然是那样意味深长，那样催人奋进。

1966年春，东北抗联子弟看望冯仲云（右三）、薛雯（左二）夫妇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重读冯仲云的这篇力作，重温冯仲云深情铺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哈尔滨和东北人民悲壮抗争的历史，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鉴往开来，从那段令人血脉偾张、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中，汲取新时代勇毅前行的精神力量！

（作者：何伟志，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哈尔滨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城市历史文化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