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中共党建策略的演变及其长远影响——一项历史政治学的考察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贺东航，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摘要

中共从成立初期的“上海岁月”至延安时期党建策略的演变对党的建设及中国革命的长远发展影响深远。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上海时期的党建工作确立了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完成了从研究团体向初生政党的转变。这一时期党的基本框架、路径和规则得到确立，包括党的组织原则、内部治理结构、党员标准以及党的日常运作，等等。在延安时期，中共通过“整风运动”等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党建策略，实现了思想统一和组织整合，为应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战争挑战提供了坚实保障。特别是延安时期党建的特点和成就，包括思想建设、组织结构优化、领导层的示范作用、军队党建实践等方面，表明中共党建策略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当时面对的政治环境变化以及中国革命的进程密切相关。

关键词

党建策略；“上海岁月”；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政党治理

在中共的历史发展中，政党治理即党的建设一直是历任领导核心高度重视的关键领域。自1921年中共成立伊始，党的建设就成为中共在中华大地崛起和壮大的基石。通过剖析中共从成立到延安时期的党建演变及其对中共长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可以看出这些策略的变化是如何塑造了党的组织结构、思想理念等。从早期的地下斗争到延安时期的全面党建实践，中共的党建策略不断演进。党建工作成为中共巩固组织结构、提升战斗力并最终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法宝。

一、中共党建研究的梳理及再审视

党建工作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共的发展壮大史。1921年7月至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曾经长期进驻上海。笔者在这里提出了中共中央“上海岁月”的概念，意指作为当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因其战略地位和在全国革命中的作用，成为决策和指挥全国革命活动的中枢［1］。12年的“上海岁月”对中共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中包括建党过程、确立党的基本框架路径和规则、工农红军的组织建设和开辟了地下活动以及隐蔽战线的工作，等等［1］。

目前，关于中共“上海岁月”党建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一书中提出，那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面对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如何巩固和扩大党的影响力的关键时期。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政治路线的形成及其实践、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各种斗争、党的理论创新以及领导和指挥红军和根据地工作，等等。就党的建设和组织发展史的地位而言，该书提出，1921年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共的正式成立；在随后的12年里，上海党中央作为党的早期核心领导机构，在党的建设方面承担起了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的重要任务，特别是1928年中共“六大”后，“新一届党中央贯彻六大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强调深入群众，领导日常斗争，加强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2］（P5）。通过不断扩大党的规模与影响力，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学界关于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涵盖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干部教育和培训、军队和其他诸如根据地的党建等多个维度，笔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并梳理有关延安时期党内治理的全面图景。这些研究成果有对围绕民主集中制治理模式的适应与演变的分析，也有讨论政党吸纳、组织架构、政党干部、政党纪律等方面的研究，还有研究党的组织结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等方面的成果［3］［4］［5］［6］［7］［8］。既有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建工作提供了宝贵视角。这些研究揭示了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干部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努力，勾勒出中共早期政党治理的图景，并探讨了其对当代党建工作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

不过，这些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首先，关于“上海岁月”的党建研究，学界过去对这一时期的党建研究重视不足，往往聚焦于人们熟知的根据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党中央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因而需要学界对“上海岁月”中共中央的努力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价。其次，部分党建类研究论文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不足，未能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等重要史料，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可信度。再者，既有研究较少从微观视角透视中共早期的党建，部分研究侧重探讨领导人的党建思想，对政党治理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和实施细节关注不足，限制了对中共党建机制和运作模式的全面理解。同时，党史与党建研究密不可分，应充分肯定党史研究对党建研究的贡献。

本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一是加强对中共在1921年至1933年“上海岁月”期间党建工作的研究，注重微观分析和细节呈现，特别是党员训练、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作为对中共早期发展史的补充；通过揭示这一时期的党建工作细节，更好地理解中共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二是研究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变化，捕捉中共的党建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的发展；通过比较和分析两个时期的党建实践，揭示中共在不同时期的策略调整和创新举措。三是注重研究上海和延安这些特定区域的党建，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展示中共在不同区域所采取的党建具体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四是进一步分析中共在革命年代政党治理（党建）的实践逻辑、独特治理模式和机制，总结其对现代党建工作的启示意义。五是加强多学科的融合，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挖掘各类史料，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参考；通过政治学的理论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权力分配，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理解中共党建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笔者采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来分析革命年代中共党建。采用这一研究路径能够综合历史与政治分析，突出源自联共（布）的党建在中国革命具体场景中的治理特征，包括内部教育与民主生活会等［9］。通过文献分析和档案研究，既关注历史事件本身，也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动因和意图，这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空间（如上海、瑞金、长征、延安）背景下的党建策略至关重要。

二、“从初生到壮大”：中共“上海岁月”党建实践的探索、策略与成效

这一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确立了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完成了从一个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向初生政党的转变、再从初生政党向青年政党的转变，突出了源自联共（布）的党建基因在革命实践中经历关键的组织建设和理论框架的确立过程。从1921年至1933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关键文件和政策，确立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框架、路径和规则。这些文件和政策涵盖了党的组织原则、内部治理结构、党员标准、党纪、党内教育以及党的日常运作等多个方面，并通过这些措施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领导能力。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章程具体规定了党员申请条件和入党手续，以及党的组织机构、组织制度、运作方式等，大会选举了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组织工作。党章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体现了党的高度集中性和统一性。“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和“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这两条规定，强调了党内的等级秩序和执行力度，确保了决策能够迅速、有效地被执行。同时，“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10］（P20）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1922年7月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了“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10］（P20）。严密的集权体系意味着决策和指令能够迅速、有效地从上至下地传达，确保组织的统一性和行动的协调性。为了保持党组织的稳定和成员间的忠诚，中共开始建立了一套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引入了民主集中制，强化党内纪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0］（P20）。

在共产国际的协助，这一时期的中共也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理解、吸收和本土化，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运用，在党建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风格，例如，入党宣誓仪式就是中共在党建方面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程序和形式［11］。根据政党理论，政党的组织建设是政党发展壮大的基础。中共通过制度化的入党宣誓仪式，增强了新党员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并通过这一形式化的程序，使党的组织结构更加规范和有序。这种制度化的过程，有利于中共的纪律性和组织凝聚力［12］（P450-452）。宣誓仪式使用的党旗（镰刀锤头旗）象征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这是一种象征政治的体现。象征政治是指通过使用象征物（如旗帜、标志、仪式等）传递政治信息，凝聚政治共识，增强政治认同。中共宣誓仪式中的党旗象征着党的核心价值和目标，通过这种象征物的使用，强化了新党员对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同时，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有利于提升党的政治合法性，它以一种共同的仪式和承诺，加强了党员间的团结和互助，增强了党的内部凝聚力［13］。入党宣誓仪式的启动和展开，反映了“上海岁月”时期中共的组织朝着结构化和纪律化的组织方向发展。

在“上海岁月”期间，中共采用多种策略和措施，广泛吸纳工人和农民，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如1928年10月的党中央第七号文件《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4］（P228-237），标志着中共成为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决心。该文件强调党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要紧密结合无产阶级的特点和需求，要求提高党员政治教育水平，明确党的各级组织的职责和运作方式。“上海岁月”期间，党中央制定了不少这样的文件和政策。通过它们的实施，中共逐步建立起符合自身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党的建设基本框架，增强了党的自身力量，为中共的长期发展和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对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说，白区的党建工作具有特殊性，更加需要注重党员的选拔、培训和管理，确保每个党员都能够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持高度的组织性。中共在白区隐蔽战线有两支关键的队伍，一支是特科队伍，一支是红色交通员。“特科”是“中共中央特别任务行动科”的简称，主要负责情报收集、秘密行动和保卫党中央安全。“红色交通员”是负责在上海党的中央与红区之间传递重要文件、情报的人员。为了培养这两支党员队伍，党中央对他们进行了特殊的党建训练。特科人员除了常规的党建理论学习外，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提高了特科人员的战斗力，加深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认同感。红色交通员是连接上海的党中央与各红色割据区域的重要桥梁，他们的任务同样艰巨。在对红色交通员的训练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亲自拟定了选拔红色交通员的原则，要求他们党龄长、政治坚定、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等等。这些要求确保了交通员的可靠性，保证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和应变能力［15］。只有那些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并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上都过关过硬的党员，才能胜任特科干员和交通员这样的重要职务。

“上海岁月”时期的党中央还负责领导红区（红色根据地）的党建工作。1927年之后，各地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出现了多个以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区域，中共开始经历了重大组织变革。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随着斗争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等根据地陆续建立。上海的党中央为了强化与红色割据区域各级党组织的联系，保证路线方针和决策能够向下执行，开始逐步建立起组织巡视制度和全国性秘密交通网［16］。党中央构建了对根据地进行领导的体制结构模式，如“前敌委员会”机构的设置，中央特派员和巡视员掌握着“前委”较大的权力［17］。这就需要建立红色交通线，将高级干部从上海秘密地护送到各个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在工农红军的建设过程中，中共确立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确保军事力量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这一原则特别重要，因为工农红军由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士兵组成，其中除了工人、农民、旧军人，还有不少游民无产者，这使军队中的作风建设和党建工作尤为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采取了一种将军队建设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的策略，在基层单位中普遍建立党支部，加强党在军队基层的组织和影响力［18］（P90）。1932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提高和巩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保障红军对纪律的巩固和命令的执行，是红军中党的中心任务”的命令［19］。以从鄂豫皖地区转移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为例，在川陕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红四方面军是从鄂豫皖地区转移而来的，与川陕地区的群众并无太多联系，作为初到川陕地区的“客军”，面对复杂的敌对环境、陌生的地形和有限的资源，红四方面军从实际出发，在党建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为川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治理模式提供了组织和思想保证，使川陕地区成为西北革命的重要战场［20］。

南方红色割据区多位于偏远山区，与中共中央上海总部相距甚远，战争的持续及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导致这些苏维埃区域的政权相对零散，难以统一，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及各路红军的沟通受到了严重阻碍，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为解决这个问题，1930年10月上海党中央发出指示：“依据三全扩大会组织决议案（见附件）的规定，党在苏维埃中央区设立中央局，直接指导各苏区之党的特区委员会，在有些苏区与中央区还没有打通时，则这些地方的特委，仍暂依原有关系属长江局或南方局，惟一经打通，则立即改隶苏区中央局。”［21］（P449）1931年1月，党中央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苏区中央局代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指导苏维埃区域的所有工作。作为上海党中央的派出机构，其目标是管理和指导红区的革命活动和党建工作，以确保中央政策在根据地得到忠实执行。当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第一号通告《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着重强调：“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南方局、长江局一样受中央政治局的指导），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22］（P277）1932年6月12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大纲》这份关键文件。该大纲对中央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和改造提出具体的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所有苏区的党支部必须在7月31日前进行一次工作总检查，并改选支部书记及干事会［23］（P234）。这一大纲还详细说明了支部改选的原则、方法以及支部工作的具体要求。从1932年起，中央苏区每年都会开展一次支部改造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总结检查工作，整顿和健全区委、支部的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苏区的组织建设，以实现对零散的苏维埃区域和各部红军的统一指导，增强他们之间的联系［24］。

中共“上海岁月”是在白区和苏区两个不同环境中展开活动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斗争格局。白区主要指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其中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它作为中共的秘密活动基地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上海的地理位置、经济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中共中央的理想所在地。在这里，中共组织和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活动，进行着党的建设以及与国内外革命力量的联系［1］。苏区通常是农村地带，是党进行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主要场所。苏区的存在对上海的党中央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红色割据区域，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体系和军队体系，能够展开针对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可以进行共产主义理念的实验，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通过建立地方组织，中共建立起了自己的治理体系，加强了党的组织网络，有效地处理了军事、政治和社会事务。这两个区域活动的互相补充，共同推动了中共的成长和壮大。总的来说，作为中共党建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上海岁月”期间党确立了建设工作的基本框架路径和规则［1］，并在组织建设、理论学习、实践应用、纪律建设等方面实现了初步制度化。

三、从白区到苏区：中共“瑞金时期”的党建实践与组织重塑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苏区瑞金县。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渗透活动极为猖獗，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频繁遭到破坏，安全形势极其严峻［25］。这种高压环境下，党中央不得不考虑转移到更加安全的革命根据地。随着各根据地苏区的建立与发展，江西苏区尤其是瑞金县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拥有自己的政府、税收和严密的组织架构。这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了一个安全且具备基本条件的根据地，从而有助于中央工作的稳定开展。

随着党的高级领导博古等陆续抵达江西苏区，其他领导人也选择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的秘密路线（“华南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江西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26］（P426）。中共领导机关靠近革命中心区域指挥中国革命，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中共领导的革命路径逐渐发生了改变，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全新斗争形式得以进一步推行；另一方面，党中央能够更直接地领导各地的根据地，并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进行日常工作与组织建设，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上海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瑞金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时又根据需要以中央的身份开展工作。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临时中央最终在会上实现了转正［25］。其它在瑞金重建的党中央机构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等等。

随着这些机关的重建，加上原有在瑞金的红军总部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机关等，机关党建工作变得重要起来。苏区的机关党建工作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它与中央苏区党建相随相伴，体现了机关党建工作的特性。为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决定设立中共中央机关党总支，由邓颖超担任书记。1933年4月，谢觉哉抵达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27］。针对政府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在党建过程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苏区中央机关党组织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出版了系列马列著作读本和党员教育资料，对党员开展普遍教育。意识形态传播是中共巩固自身地位、动员群众和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教育培训，确保了苏区党员在思想上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1933-1934年间，瑞金的中央机关党总支还开办过多次支部委员训练班和党员流动训练班，有计划地开展了党建工作。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机关刊物《党的建设》为党建工作和党员教育提供了平台，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在《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讨论了如何加强苏区党委对支部及各群众组织的领导［28］（P170）。

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1933年苏区中央局对所辖闽赣两省党的组织工作进行了调整，通过制定支部工作条例和法规，使军队、地方政府和国营工厂等单位的基层支部能够规范地开展工作［29］（P709-717）；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区委要以全力去帮助支部的经常工作，建立起中心和模范支部，务使支部成为工厂作坊乡村街道群众中和其周围一切群众政权武装组织中强有力的领导者”的要求［30］（P543），通过树立模范和标兵的方式，以优秀实例激发其他支部进行学习，影响并激励了其他个体和组织效仿及追随。这种策略在组织行为中被称为示范效应，是指通过树立榜样或模范，影响和激励其他个体或组织效仿和追随，可以有效地推动组织内部的竞争和进步，提高整体工作水平和效率。树立模范和标兵的工作方式后来成为中共推动党建工作的一条十分有效的路径。

在党中央的瑞金时期，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1933年3月，临时中央刚抵达瑞金1个多月后，中央苏区便进行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随后不到半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展开，又持续了长达1年时间。在不断的外部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撤退，开启了长达1年的长征。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过程中，中共的党建工作表现出了两个显著特征。首先，长征既是一次地理上的迁徙，也是一种独特方式的锻炼，为党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建设和发展。其次，在组织建设方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成为一个转折点，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领导核心成员之一。这一变动给党的领导层风貌带来了全新变革，到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了重大转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主导党的决策过程。面对接连的挑战和失败，中共通过自我革命、自我刷新，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危机，为延安时期党建的全面提升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延安时期党建的深入发展：从组织扩张到思想巩固的全面提升

延安时期指的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时间，具体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的这13年。中共在延安时期推行“整风运动”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背景是多方面的，特别是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中共从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转变为以农村为基础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形势的转变要求党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力量和领导能力，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在抗战期间，党需要整合来自各地以及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员和力量，延安“整风运动”为统一这些力量的思想基础和组织纪律提供了契机。由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在陕北获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为中共进行思想建设、组织整顿和战略规划争取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快速的发展，使党内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作风不正、组织松散、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等等。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需要在路线政策上形成共识，以指导复杂的抗日战争。针对这一现实，毛泽东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31］（P603）。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化”不仅仅指具有党性，而且还指的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实践来重塑和加强一个政党，包括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领导、坚持革命原则和目标、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及保持党的严密组织和纪律。“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形成一个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效行动、具有强烈阶级意识和战斗力的政党。因此，毛泽东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如何构建和维持一个强大、有组织、坚定的革命政党的全面指导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希望通过一个教育和整顿过程来提高党员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以应对抗日战争和未来更大规模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挑战。

（一）打破发展党员的关门主义

由于抗战的爆发，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大量进步的革命青年涌向延安。党中央适时决定，打破发展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将发展党员列为当时的迫切任务，使党员数量从抗战初期的4万人快速增加到了80万人。但这种组织扩展策略也带来了降低党员标准和投机分子混入的问题。为了做到组织扩展需要与质量控制相平衡，中共制定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强调党员发展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32］（P187）1939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提出了成为共产党员需要符合的“六条标准”，包括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与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模范和不断学习以提高自我。这些标准为党建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确保了党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六条标准”的提出对当时因大量革命青年涌入延安、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等产生的各种现象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六条标准”提高了中共党员的整体质量，强调通过对共产主义终生奋斗和革命利益至上性的教育、宣传和训练，能将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内化到个体，从而增强其对组织的服从，有助于党员在思想上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新党员了解中共与其他党派的基本区别，增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组织归属感。

（二）培训体系和党员教育的规范化

相比于“上海岁月”时期的党员教育和培训体系，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进入一个深入阶段。这一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延安时期中共兴办了各类学校，主要包括：1936年创办的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创办的陕北公学、1938年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以及马列学院（前身是江西苏区兴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43年改为中央党校）。中共举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如针对高级干部进行特定培训的高级干部训练班和在陕西三原安吴堡创办的规模很大的青年训练班。1939年夏，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4校合并，在晋察冀边区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它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一起成为延安时期影响深远的三所学校，学科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党务、社会、科技、文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体现了中共在延安时期对干部教育和培训的高度重视。这些教育机构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养了大量人才［33］（P51）。

第二，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系统化的党员教育和培训。这期间，中共建立了包括党校、不同级别的学习组（班）等不同形式的教育机制，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培训方案，包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标准，确保了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效果。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34］（P522-523），明确了三种不同层级的党校和训练班，即分别训练中级干部、区级干部的党校和初级干部训练班，由不同级别的党组织负责［34］（P522-523）；同时对训练期限也作了规定，中级党校训练期为半年至1年，区级党校为3-6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为2周至2个月。在党校课程方面，分为甲、乙、丙、丁4类，涉及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等内容，显示了党对理论知识和中国实际问题的双重重视。培训工作要求文化课与专业课相结合，强调党员干部必须提升文化素质，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政治理论，同时还专门设立了时事和军事课程，体现了党对政治形势和军事知识的重视［34］（P525）。在教材方面，培训要求使用中共中央出版的教材，如条件不允许，地方也可以根据需要解决教材不足的问题［34］（P525）。这些指示显示了中共对党校教育内容的规划性，也使党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和战略。

（三）强化思想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的深化

思想建设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党的传统和历史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文化的培养。党员在思想教育过程中要对前期党的领导的错误进行反思，包括对早期城市斗争时期的战略以及个别领导人错误的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般是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每位党员须向组织袒露自己的思想状况和落后观点，使自己成为一个“透明”的个体，不能对组织隐瞒任何事情，过一种集体化的道德生活［35］。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进一步发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这一机制相较于苏联的列宁主义政党更为完善和精细，既反映了中共对列宁主义党建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也体现了中共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在党校、学习班等平台进行的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广大党员对标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37］（P109）。在延安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成为党员教育的常规组成部分，而且还作为中共党内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的一种手段。

（四）组织建设：党员考核和干部审查制度的建立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建设与中共早期相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快了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的完善。中央组织部出台了多个文件，明确了发展党员的制度和标准，规定发展党员必须通过介绍和审查讨论的方式进行。中共同时加强了对党员组织生活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定期召开的组织生活会议、民主评议党员以及党员考核制度。通过对政治表现、工作业绩、道德品质和群众关系等的考核，实现了对党员的动态评估，确保党员持续符合党的要求［34］（P520），提升了中共党组织的规范性。

延安“整风运动”也形成了党的干部的审查制度。这一项工作是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针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深入的审查。在革命年代，面对国民党向边区渗透的可能性，为确保党内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忠诚度，剔除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党员干部，中组部对党员和干部进行组织审查，如个人历史审查（包括家庭出身、过去的政治经历、参与革命的经历等）、党员的行为和表现评估。干部审查有助于清除党内的“不纯”成分，能充分提升党的整体纯洁性和战斗力，并通过这一过程强化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纪党规的遵守。通过干部审查，中共加强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建设，确保了领导阶层和党员队伍的忠诚和纯洁［38］。作为党建工作的组成部分，干部审查对党的组织档案制度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设立和保存干部档案。原来在“上海岁月”是没有干部档案的，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央组织部建立起干部档案管理，这是中共党建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34］（P527-529）。档案中包含了干部个人填写的各种表格、自传、各时期的组织鉴定和证明材料等，可以全面了解干部的背景和表现。中组部还通过各地的地下隐蔽战线系统搜集了用于鉴定干部的其他材料，如各地方党的历史及负责干部的情况，以及在国统区各监狱、反省院、干训团的表现情况等。这些档案材料成为管理干部的重要依据，并且被完整保存下来。调阅档案成为后来中共选提拔干部的一种组织原则和机制，在中共党建中发挥了持续的作用［38］。

（五）延安时期军队的党建实践

军队的党建工作对中共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1936年后军队的党建情势呈现出特定的特点和挑战。当时到达陕北的红军，除了作为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外，还有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作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中共领导的主力军队，拥有统一和成熟的党建规范和军事作风。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然也是同样忠于党的事业，但在历史背景、发展经历和具体作风上与中央红军有所不同。这些差异表现在军队作风及其指挥体系上。为了形成更加统一和强大的力量，对进入陕北的各支红军进行整顿和党建工作是必要的。

军队整顿需要细致的策略，主要涉及三个核心议题：肃清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的必要性，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军队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思想。精英合作理论认为，通过吸纳具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精英，政党能够提升组织的整体能力和适应性。抗战爆发后，吸纳知识分子成为军队干部是中共组织整合的一部分，对军队的这些知识分子，党采取了“容”“化”“用”的政策［39］。同时，要克服军队中的宗派主义思想以及处理好军地干部关系，必然涉及组织纪律和内部整合。党中央通过打击宗派主义，防止小团体利益破坏整体利益等做法，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和内部团结［39］。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对红军进行了重组，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一阶段的军队党建工作与红军时期相比有几个变化和特点：一是统一思想和政治教育，重点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以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目的是统一全军的思想认识。二是进一步加强了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如连队党支部，确保党的政策和决定能够在军队得到有效执行。三是纠正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四是强化军民关系，改善军民关系，增强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军队在组建背景、作战环境、领导结构以及与延安总部的关系等方面有所差异。八路军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相对而言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更为紧密，受中央指导和影响较大；新四军主要在华东地区活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面临的活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相对较为间接。由于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历史背景的不同，两支军队的党建工作在“整风运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所差异。地理上的隔离使新四军在接受和实施“整风运动”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陈修良回忆到，“华中党校比较文明，不搞逼供。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交代自己的问题，这种做法很有效果”［40］。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干部来源多样，包括前线、游击区、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这种多样化的背景要求在实施“整风运动”时必须考虑不同背景干部的实际情况，采用情境适应的策略。

尽管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整风运动”中有上述的不同之处，但两者都致力于通过“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整风运动”对两支军队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党内团结、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改进军队作风的重要时期。通过“整风运动”，两支军队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自存在的问题，提高了战斗力和凝聚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中共党建策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应、调整及其影响

从中共中央的“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中共的党建策略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在“上海岁月”，无论是白区还是红区，由于都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之下，党的组织形式往往采取小型、灵活或隐蔽的形式。在延安时期，随着中共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及根据地的扩大，中共开始建立更加公开和正规的组织结构。这些转变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策略性调整。

第一，对中共的发展史而言，“上海岁月”是一个关键的创始阶段，其间的党建活动深刻影响了党的长期发展轨迹。中共中央在党建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这些早期的党建活动包括党员训练、组织架构的搭建以及具体的运作方式等。“上海岁月”期间，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严厉镇压，中共的党建活动主要集中在如何在隐蔽环境下保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等方面。而延安时期则标志着中共的党内治理和党建实践有了重大转向，党能够相对公开地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这一时期，“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得以公开推进，中共确立了广泛群众基础和长期革命所需要的党建原则和实践模式。

第二，党建策略的演变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进展，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党的建设的演变过程不仅是物理空间（如地点的变迁）上的变化，还包括了关键事件（如反“围剿”、红军长征等）、领导人的更替（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党的建设和发展的轨迹。在党中央的“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瑞金时期和红军长征期间的3年党建工作，它成为连接“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这两个重要时期的桥梁。

第三，在“上海岁月”期间，共产党更多地侧重于城市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组织建设。而在“延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极大提升［9］。延安时期，中共在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上有了丰富的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意义和特征的群团组织来替代传统宗族组织，实现了广义上的政治平等。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相关制度建设，涵盖党小组、支委构成、支分部、开会时间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共加强了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以及平台组织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管理。

第四，在“上海岁月”时期，中共无法做到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训，直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中的党员培训制度才完善起来，而且能在自己的根据地和控制区域建立各级党校和稳定的学习培训中心。“上海岁月”时期的党员培训具有秘密性和临时性。由于上海是国民党控制的白区，中共的活动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因此，党的培训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如临时夜校），且须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在这种环境下，培训内容和规模受到了严重限制。由于常常面临被迫害和搜捕的风险，培训活动需要经常变动地点，且参与人员也经常变换，培训内容只能简单地集中于基本的政治理论和临时性革命任务，难以对党员进行长期系统的教育。在延安时期，中共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能够建立起稳定的、层级分明的党校系统，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党校，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培训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基本政治理论，而是扩展到党的政策、历史、军事和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建立了系统的党校教育课程体系和培训体系。这种系统性培训更有利于党员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与上海相比，延安能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环境，可以对党员进行长期、连续的教育和系统的培训。

第五，与中共早期的“上海岁月”相比，延安时期的党员教育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入。既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也有涉及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特点、军事战略等内容的学习。建立正确的党史观是延安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活动要求党员了解共产党转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及其发展过程，把井冈山道路作为党的正确道路来叙事。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员要理解这一重要的革命战略转变。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共革命斗争开始从城市斗争转向以农村为中心的游击战争，并最终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战略。通过对井冈山道路的学习，让党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深的理解，并理解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41］（P255）；通过这种全面的历史学习和反思，使全体党员认识到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性，重塑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认识，确保党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能够采取正确的路线和策略［41］（P255）。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强调，“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36］（P88）。中共在经过各种成功和挫折后终于在各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巩固和统一。

第六，与中共早期的党建工作相比，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建文化。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党员在党内交流和进行自我完善的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升党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改进能力。这种党建文化在中共的“上海岁月”期间是不太明显的。

第七，领导层的示范作用。1942年，中共开始了“整风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参与党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为党员授课，这与中共早期的党建活动相比是较少见的。这种做法提高了教育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亲自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政策和革命策略。党的各级领导层积极参与党内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以周恩来为例，他在1943年7月底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写下4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从1943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天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42］。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参与对党建工作产生了示范作用，这是一个创新做法，提高了党建工作的质量，增强了党的团结，同时也塑造了中共的政治文化。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相忍为党”和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成为中共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来党的领导集体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些长远影响就是，通过党建工作，中共能够有效地提升党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一，中共在“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的党建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党性锤炼机制，其核心要素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一机制如同一个精炼的党性培育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党的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在这一时期，党的革命斗争实践成为每位党员党性磨砺的试金石，使他们经受住了严格的考验与锻炼。

第二，“上海岁月”和延安时期的党的建设为中共培养了一支坚强的优秀的革命队伍，为后续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核心力量。“上海岁月”时期严格的党建工作对隐蔽战线人员进行训练，这种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安和公安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使新中国能够迅速建立起一支忠诚、高效、专业的国安和公安队伍。在延安时期，通过系统的培训和教育，中共培养了一批忠诚、有能力的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和人才基础，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支政治经验丰富、组织能力强的干部队伍。这两个时期培养的干部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展示了中共具有优秀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纠错能力。这种党建策略意味着我们党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查，党的思想建设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通过深入研究中共从“上海岁月”到延安时期的党建演变，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年代严酷的环境考验着每一位党员的忠诚和意志。党建如同熔炉，锻造出党员对中共的坚定认同和钢铁般的纪律，凝聚起党组织的强大战斗力，使其在惊涛骇浪中屹立。党建如一座灯塔，指引着党员的思想航向。通过系统教育和引导，党员能深刻领悟中共的意识形态，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在革命斗争中有了坚定的方向。党建也是一方人才的摇篮，能培养出大批兼具政治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干部，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提供坚实的队伍保障。此外，党建更是一场道德洗礼，通过集体生活和相互批评，可以塑造出具有高道德水准要求的党员个体［35］。上海、瑞金、延安这几个特定区域是中共党建和革命理论实践的重要实验场，特定环境中的党建工作最终塑造了中共的政党治理体系和文化，其中包括价值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通过思想、理论、信仰等价值性因素进行的政党治理，而一元化政治势能强调党的领导核心，这一机理在延安时期确立。延安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强调，是通过党建所形成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9］，对中共党建工作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整顿及纪律加强的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推送已省略文章脚注，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参考文献

[1]忻平，张仰亮.合力与消解：中共中央长期驻于上海及最终迁离的动因.史学集刊，2018，（1）.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应星.政党治理传统的实践逻辑.学海，2020，（4）.

[4]齐卫平.陈云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李琪，王建国.闪烁真理光辉的思想宝藏——上海市党校系统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王卫.延安时期党中央组织制度建设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党史文苑，2017，（11）.

[7]江世平.试述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制度.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3）.

[8]贺东航.制度构建、组织建设、培训学习、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党的乡村治理经验.北京日报，2020-10-19.

[9]贺东航.“政治势能”：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内在图式.行政论坛，2021，（3）.

[10]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1]卢媛熠，高福进.入党宣誓仪式的“炼成”——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党史与党建，2024，（3）.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3]朱庆跃.民主革命时期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特征及其功能价值.现代哲学，2019，（3）.

[14]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5]蓝松英，吴锡超.周恩来与中央红色交通线.福建党史月刊，2016，（3）.

[16]李飞龙，吴兴维.信息流动与自主性：四川地区中共通讯问题研究（1922-1935）.苏区研究，2023，（5）.

[17]应星.从“地方军事化”到“军事地方化”——以红四军“伴着发展”战略的渊源流变为中心.开放时代，2018，（5）.

[18]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9]肖甡.略述中央苏区的红军建设.党的文献，2001，（6）.

[20]朱晓舟.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宣传试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2）.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2]全国人大图书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9.

[23]瞿秋白等.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实话党的建设.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

[24]张永.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苏区研究，2017，（6）.

[25]王龙腾.中共临时中央组织演变考述.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5）.

[26]舒龙，凌步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27]刘良.中央苏区时期机关党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机关党建研究，2021，（6）.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29]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30]张明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3]王春明.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干部培养工作研究——从创办以抗大为代表的各类干部学校的角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1年（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3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2000.

[35]董焱尧，应星.“精神气质”与中共早期党员的“训练”技术——以罗亦农及中共旅莫支部为中心.学海，2022，（2）.

[36]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8]罗燕明.再谈陈云与延安时期干部审查制度.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1）.

[39]刁玉峰，吴晓宇，崔东杰.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整党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军事交通学院学报，2015，（4）.

[40]陈修良.我在华中根据地经历的整风审干运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九.世纪，2021，（5）.

[41]周平生.回忆刘澜波同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42]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