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光华大学校园瞬间沸腾，悲愤、仇恨、救国之心在师生胸中激荡，一场以青春和热血书就的抗日救国运动拉开序幕。
集结青春力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光华大学紧急召开全体学生会议，商量抗日对策。学校以“光华”为名，取“光大华夏”之意。国难当头，黑云压城。这所以“振刷爱国精神”为办学宗旨的学府成为救亡图存的前哨，点燃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把熊熊烈火。
会议迅即作出决议：组织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下设常务、宣传、交际、调查、庶务、会计、文书及纠察八部，“当务之急便是联合各大学共同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国民反抗暴日之侵略”。一个目标明确、分工清晰的学生抗日战斗堡垒迅速组建，这也是上海最早的抗日救亡学生组织之一。
9月23日，全体教职工再次开会，决定派代表赴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同时，校内学生停课，组织军事训练，邀请名人针对时事发表演讲。比如，先后请来东北大学教授张恪惟、冯庸大学教授洪殷朴等到校演讲，《日本占领东北之经过及其感想》《日本在东北之文化侵略》等演讲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和触目惊心的细节，将东北同胞的深重苦难清晰地呈现在国人面前。
9月24日，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再度开会。会后，学生杨人伟、杨人倜兄弟痛于“暴日占我国土，戮我国民”，痛感“种类之凌夷，山河之破碎”，遂留书诀别，“请缨从军，誓以赤血保我疆土”。光华兄弟共赴国难的壮举，在上海大学生中广为传扬。有学生赋诗一首：“国亡家破复何之，正是从戎投笔时。誓扫倭奴消愤懑，弟兄快走莫迟迟。”
表示爱国热忱
光华大学于1931年10月出版校园刊物《抗日旬刊》，主要转载校内外学者的抗日演讲、报道日本在东三省的暴行、分析东北的政治经济状况、呼吁国民政府出兵抵抗侵略。该刊现存1931年出版的第一期至第五期，共计39篇文章和诗歌，撰稿人有王造时、罗隆基、何炳松、吕思勉等。
激扬文字，揭露事件真相，是《抗日旬刊》的一大特色。吕思勉疾著《所谓铁路附属地者》一文，以史学家精神的考辨功夫，以翔实的合同、条约等实证，深入揭示日本侵华的长期预谋。罗隆基《国人今后应走的路》、何炳松《看看国际：求人乎，求已乎？》等文章，深刻剖析日本侵华的根源与野心，研判复杂的国际局势，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痛斥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软弱妥协。
在迷雾笼罩之际指明青年愤然前行的方向，是《抗日旬刊》的重要编刊目的。李石岑《如何抗日》、王造时《青年应有的态度》等文章，积极探讨青年学生在救亡运动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可采取的有效行动，呼吁“勿以消极方式表示爱国之热忱”“要镇静、要团结”，要求加紧军事训练、保养精神毅力以及“多多翻看对日的书籍，搜集一切的材料”、有步骤有系统地开展宣传，为热血青年提供了救国行动路径。
除了校内刊物，英文系学生将老师罗隆基所著《沈阳事件》与两篇附录合并编辑而成“一角丛书”之《沈阳事件》，十天内销量近万册；政治学系学生编辑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收录胡愈之、陈独秀等20余位学者关于中日问题的文章，引发知识界和广大市民的共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十字街头》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由鲁迅亲自指导、冯雪峰编辑。鲁迅在上面发表杂文、诗歌、书信十余篇，犀利揭露并痛斥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这一刊物的报头标明——“通讯处：上海光华大学周武弢转。”这本刊物的通讯处为何设在光华大学？周武弢是谁？或许随着史料发掘与研究深入，光华大学在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活跃身影将更加清晰。
唤醒依靠民众
光华大学师生的抗日救亡，不只停留在纸面上、校园内。为援助马占山孤军抗日，校方决定停课三天，鼓励学生走上街头开展募捐活动。据统计，至1932年1月，在上海各大学的募集资金中，光华学生捐款总额居第二位。
募捐过程宛如一面镜子，照出世态炎凉：在富商云集的高级住宅区，学生时常遭遇闭门羹或敷衍；但在途中，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却往往倾其所有。云飞车行的车夫说：“如政府命我前去开炮车，万死不辞！”强烈的反差，给大学生上了深刻的一课：真正的抗日力量蕴藏在最广大朴素的万亿同胞中，救国的根基在于唤醒和依靠民众。
与募捐相伴的，是声势浩大的宣讲活动。“历年运动之失败，莫不由于运动不普及，不普及之运动，安得有雄厚之力量……故扩大宣传乃事实所必须者。”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和颠倒黑白的宣传，光华师生强烈意识到：掌握舆论阵地，传播真相，唤醒民众，凝聚共识，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至关重要。
为此，抗日救国会组织多支宣讲队，深入工厂、商店、里弄以及中小学校，讲述东北的惨状，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以期唤醒民众，毋受倭奴威胁而软化”。演讲效果如何？学生许正直撰文记录了1931年10月24日一行十五人赴嘉善的一次宣传活动，“听众颇多，态度亦愤慨”，仅一上下午而已，“然演讲之处凡六，而皆能引起听众之同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