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缘起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百年奋斗十大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制定正确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开拓创新，在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勇于自我革命，果断拨乱反正，为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更加一致、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巩固，能够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勇于自我革命

思想建党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解决的是党的思想路线自我革命的问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阶段，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实践都彰显出思想建党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列宁认为，一个政党“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但从不畏惧承认自身错误，总是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活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每次复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一个好党必须具有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的革命品格。“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邓小平复出后，在党和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抓起，首先在党的思想路线上深入自我革命，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彻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引导全党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支持并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邓小平复出之前，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正处于复出过程中的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977年4月，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强调“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成为全党走出“两个凡是”禁区、开辟思想解放道路的先导。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着重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就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引导全党自我革命，推动深入开展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通过这次讨论，重申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为从根本上纠正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认识，以及推动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是邓小平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党内外和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稿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阐述毛泽东思想，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邓小平对此作了多次讲话，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严肃要求“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根据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决议》把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高度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在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十二大党章规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突出了“实事求是”，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长期过程，真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统一了全党思想，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确立，对于国家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历史和实践证明，毛泽东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伟大转折的重大关头，邓小平针对二十多年“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影响，以及人们思想僵化，“两个凡是”盛行的情况，强调“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且创造性地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统一起来，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指出，解放思想问题，实际上就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并对全党提出严格要求，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这是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运用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以及其他一连串重大问题，为党和国家事业开辟了光明前途。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深圳眺望蛇口工业区

在党的政治路线上勇于自我革命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79年7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这就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指引全党勇于自我革命，彻底拨乱反正，敢于开拓进取。1980年2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构成解决中国存在的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不然“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如果从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国革命历史演进、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逻辑的意义和视角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因应中国革命需求而生，而中国革命则是缘由中国现代化诉求而起。“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这条注定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令中华民族魂牵梦绕的道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他们去披荆斩棘、前赴后继、铺就开辟。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丢掉了1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走好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要答好这一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党就必须精细认清中国基本国情，精准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精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而精心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性质、目标、任务、动力和前途问题。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临黄山，与香港演员鲍起静、方平合影

邓小平一再论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实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认为，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指出，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就彻底否定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这一创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国家贫穷，科技落后，“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口九亿多，农民大多数。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低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邓小平深刻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强调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认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充分阐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性、必要性，推动全党对这件事情一定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另一方面，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确定了政治路线，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深刻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充分阐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紧迫性，科学论证了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原则的指引下，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获得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共同认识，更加坚定了走好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心。

邓小平及时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虽然在实践上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在理论上也伴随出现了一些质疑改革开放道路和质疑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深受极左思潮的毒害，困于“两个凡是”的错误窠臼中不能自拔，怀疑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甚至有极少数人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一些人被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繁荣所迷惑，向往资本主义，散播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些“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都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腐蚀性。“左”的迷恋老路，谈经论道，帽子唬人；右的打着解放思想的招牌，搞民主异化，主张全盘西化，企图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对此，邓小平立场鲜明、绝不退让，严厉指出那些散布错误思潮的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共产党要有纪律。世界上不管什么党都有自己的纪律”，推动全党从根本上充分认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号召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这些妄想分裂党和人民的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1990年4月邓小平指出的，“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使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在党的组织路线上勇于自我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逐步确立，邓小平和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为了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邓小平着重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这就是在引领全党在组织路线上要勇于自我革命，在组织原则上进行拨乱反正，健全民主集中制，使得新时期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干部路线、干部政策，都要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81岁高龄的叶剑英发出感慨：“我们要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这番话饱含着对邓小平的期望。这次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了确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为领导新时期改革开放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

政治路线确定后，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其中干部是决定因素。由什么样的人来接班，培养造就一支什么样的执政骨干队伍，直接关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能否得到持续贯彻执行，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推动确立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推进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他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鲜明提出要什么样的人来接班这一战略性问题。邓小平突出强调：“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新时期党的使命任务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邓小平总结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于1980年首次就干部队伍建设方针作出要求。他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组织上“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干部“四化”的思想已显雏形。此后，他又吸收陈云的意见，明确提出把“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引下，一大批专业人才和干部得到了培养、提拔，干部队伍面貌为之一新，有力促进和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

1992年2月12日，邓小平视察闵行开发区后来到马桥镇旗忠村，亲吻农家孩子

把制度建设贯穿于组织建设之中，及时把组织建设的理论、实践创新的经验和成果凝练升华为制度机制安排，为推进党的组织路线自我革命奠定制度基础。邓小平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样，邓小平就由对个人功过的分析，引申出“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强调要在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党内各项规章制度上下功夫，使之做到于法周延、于事有效。邓小平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强调“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党员干部搞特权、不与群众同甘共苦等问题，特别是滋生了一些引发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腐败现象，邓小平强调，在搞好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搞好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突出强调要遵守党的纪律。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邓小平的这些新观点新要求，鲜明地提出了在党的建设上要走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鲜明地指出了制度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建设，这为逐渐形成包括党的思想路线、根本任务、历史使命、制度建设、反腐倡廉等在内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巨大贡献。

1992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

以革命的态度和方法有效解决党内制度方面的问题。1980年1月党中央决定开启党章修改工作，在领导十二大党章修改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党章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必须有明确的规定，要用党章规定的条件来衡量党员合格不合格，党员要按党章办事，不能谋取私利，不能有超越党章之外的权利。根据这一精神，“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部分，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八项义务和八项权利。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历次党章中好的内容要写进去，十二大党章恢复二大党章到六大党章设纪律专章的做法，专辟第七章“党的纪律”就是继承过去党章的正确内容。恢复五大党章专章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做法，专辟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邓小平称赞“写得很好，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邓小平突出强调制度的作用，制度治党成为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显著特点，在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作用突显。

结语

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能创造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辉煌，先后进行的六次最具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功不可没，其中第五次就是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紧要关头挽狂澜于既倒，邓小平的名字始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紧紧相连；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邓小平“三落三起”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时刻同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两个重大问题没有搞清楚，一个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另一个是“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两个没有搞清楚”深刻揭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同时也是邓小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之认识论的出发点、实践论的落脚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在拨乱反正中进行的，也是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展开的。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过程中，邓小平“代表着他们那整整一代可歌可泣的风云人物”，“人们会从过去的思索中获取教益，而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勇敢地去开拓未来”。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先进的、成熟的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实施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没有这种自我革命精神就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党以自我革命创造性地开拓出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而改革开放这场不断深化发展的伟大社会革命，又推动了党必须适应新要求、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使命驰而不息勇于自我革命，从而开创了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良性互动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深刻启示我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如影随形，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新辉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