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危机四伏的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不速之客夜闯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再次秘密来到上海望志路106号（时为李汉俊之兄李书城寓所），预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数天前的那个夜晚，他俩曾在这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并受邀作了即席发言。在此之后，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一直没有参加分别于24、27、28、29日举行的第二、三、四、五次会议，只是在会后由马林听取这次大会临时推举出的主持人张国焘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30日，按原定计划应该由共产国际代表对几天来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全体代表讨论通过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于25、26日休会期间所起草的党纲和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但会议刚开始不久，约8点多钟的时候，一个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人突然揭开会场门帘，他东张西望，目光扫视在场代表。李汉俊当即上前询问他的来意，他闪烁其词回答说：来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当他一眼看到有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位外国人在场时，连忙又说：对不起，找错了地方。紧接着就匆忙退了出去。马林立刻问代表们是否认识这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大家都说不认识。马林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代表们闻言赶紧起身从李宅前后门迅速撤离，李汉俊声言他是主人不应离开，陈公博表示愿留下与他做伴。

巡捕搜查凶险异常

果不其然，约莫过了15分钟，法租界巡捕房一个法国总巡带着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士兵、3个翻译共9个人冲进了李汉俊的家。他们来者不善，气势汹汹，进屋后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前后查了1个多小时，除了找到一些公开出版的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获。当时会场桌子抽屉里放着1份党纲草案，因涂改得很乱，加之字迹潦草，他们以为是张无关紧要的废纸，连看也不看，最终也未查出什么证据。

看见搜查徒劳无功，法国总巡先盘问起李汉俊，“谁是这家的主人？”李汉俊应道：“我是。”“为什么家中藏有这么多书？”李汉俊随机应变回答：“我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法国总巡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敷衍解释道：“我兼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法国总巡进一步逼问：“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李汉俊冷静答道：“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闲谈。”

接着，法国总巡又用法语盘问起陈公博，问他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不通法语，沉默以对。边上的翻译对他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心中诧异，便用英语问其能否交谈。法国总巡转用英语再次问他：“你是不是日本人？”陈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你懂不懂中国话？”“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的？”“我是由广东来的。”“你来上海什么事？”“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就住在这里。”陈公博不想说出自己住在大东旅馆，他担心自己携带放置在旅馆的社会主义书籍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报告被发现，于是就避实回答说住在李汉俊家里。

会议场景照

此时，法国总巡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一些，但关于陈公博是否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是反复研问。那时巡捕们可能得到日本方面的情报，怀疑中日俄党人会隐匿起来开一次重要的会。尤其是陈公博那浓重的广东口音，让法国人听了觉得和日语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小时，一无所获的法国总巡用法语警告李汉俊说：知道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的企图，但中国的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希望你们以后专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就这样，巡捕们悻悻然离开了李汉俊的家。

不料，巡捕们前脚刚走，包惠僧便受李达、张国焘之托返回会场打探消息，李汉俊、陈公博急忙劝他马上离开。约10点多钟的光景，陈公博也离开了李宅。但出门后不久，陈公博就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原来巡捕房在李宅附近布下了密探，期望通过监视有所“收获”。陈公博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大世界游乐场，后来借着在人群中兜圈子的法子甩掉了跟踪的密探。他回到大东旅馆后，立即烧毁了携带来沪的重要文件。次日凌晨，隔壁发生了枪击凶杀案，陈公博忙带新婚的妻子避遁到杭州去了。

老渔阳里2号深夜密商

中共一大会议在遭敌探搜查被迫中途休会后，从会场撤离出来的部分代表陆续聚集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这里原是陈独秀的寓所，陈离开上海后，李达及其爱人王会悟一直住在那座房子的一个亭子间里。

众人在那里会聚后，纷纷表示，巡捕房的侵扰，虽然有惊无险没有造成直接损失，但代表们的住处和开会的会址已受到监视，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进行了，应该及早谋划选择新的开会地点。后来，李达爱人王会悟在旁建议道，她的故乡浙江嘉兴游人较少，环境僻静，容易隐蔽，距离上海也比较近，可以考虑在南湖租一条游船继续开会。在场的代表们一致认为会议不应拖延过久，应该赶快去南湖继续开会，并应将此决定尽快通知与会的其他人。

因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出行易引起注意，故他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汉俊的住所受到密探严密监视，他此时也不便出门使后续会议再度暴露。陈公博此时早已偕妻子赴杭州游玩，没有参加最后一次会议。但这次南湖会议的具体日期，因代表们和当事人回忆众说不一，至今不能确定。

突遭搜查原因为何？

对于参加中共一大的这些代表来说，7月30日晚间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搜查显得令人费解。按说李汉俊、李达等人在开会前已作了较为周密的布置，尤其在选择会场问题上肯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会议的安全理应没有问题。但为什么最终还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呢？经过后人多年的考证，原来这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

当晚，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人叫程子卿，时任法租界巡捕，江苏镇江人。他1885年出生，曾读过3年私塾，后因与青帮黄金荣结拜兄弟，兼因其臂力过人，故虽不会法语，也被引进法租界巡捕房任职。多年后还由巡捕升为探长。在巡捕房就职期间，他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1949年后，经宋庆龄出面证明，程没有被关进监狱。1956年病逝于上海。

1921年7月30日晚，正是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无意中误闯了“一大”会场。因为那段时间，租界当局正在密切监视一个政治上支持孙中山南方政权，反对北洋政府的活跃社团——全国各界联合会，它的总部恰巧就设在“一大”会场的隔壁——望志路104号。程子卿当晚在附近寻找联合会地址时，听到106号客厅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于是便闯了进去。当他发现十余人围坐在一起开会，还有两个外国人身处其间时，一时没了主张，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往返之间的十几分钟，便成为“一大”众代表们脱险的天赐良机。

嘉兴南湖红船

历史的偶然性常和必然性交织在一起。程子卿误闯中共一大会场，让“一大”随之溢出了一幕南湖泛舟的夏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