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花季少女、花信年华的女孩们，为何去延安寻梦

16岁的女生经常被称为“花季少女”，女孩24岁被称为“花信年华”，这个年龄段的女生的共同特点是青春年少、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一群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在学校、社会、同龄人的影响下，来到了她们心目中的圣地延安......

结伴前往延安，一波带动一波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进入抗大学习，其中不乏女性的身影。

抗大从第二期开始招收女性学员，第三期（1938年）、第四期（1938年）、第五期（1939年）及之后迁往晋冀豫边区办学的总校和在各根据地开办的抗大分校都有不少女学员。这些女学员并不是普通的劳动妇女，而是有较好家庭背景和较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女性，她们长途跋涉来到延安、进入抗大。

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成长在村镇大家庭或城市富裕人家，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抗日救国热情，参加过革命运动与学生运动，是女学员们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前的群体写照。在女性还未普遍获得受教育权的年代，她们已然是一批幸运儿。

在当时少男少女的心目中，延安是旗帜，是方向，是圣地，她们带着朝圣的心态来到延安。在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作品的影响下，延安的神圣形象并不只存在于个体心中，而是广泛存续于群体之中。女学员们通常是多位同学相约结伴前往延安，并且一波带动一波。

1936年，在开封省立中学读书的郑织文（左）和同学邹桂娥合影

抗大第五期女学员郑织文回忆说，她在开封读高中时，“接到好朋友从延安的来信，谈到延安极为浓厚的抗日救国气氛，比较起我正在上学的学校简直是两个世界，我更加不安心读书了”，“我和于廉、普云湘两个女同学就买汽车票到了南阳。”第四期女学员章文也回忆道：“三七（1937）年的冬季，西安学生到延安去的很多。抗大招生的广告贴得到处都是。我这时跟着人家闹了半天学生运动，深感抗战知识的缺乏。又加王允翕、赵铭锦在延安常和我们通信，更有岳文兰的鼓励，我们就决定要到抗大去学习。”第四期女学员维克在1937年秋获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后，便立刻邀约同学彭金梅、沈祖华、秦北辰等，找到中共重庆地方组织负责人漆鲁鱼，要求赴延安学习。这年冬，她们持党组织的介绍信，四人抵达圣地延安。第一分校女学员易辉和她在牺盟会最好的朋友刘抗及另一个女孩共3人一起申请去延安，她们去了区党委，去了八路军总部，正式参加了八路军。第四期女学员张露萍在1937年11月和同学周玉斌、李隆蔚、刘革非、彭为工等10人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北上宝鸡，再乘火车到西安，闯过国民党军警的盘问与纠缠最后到达延安。

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有追求、有理想

受过教育、有较多文化知识，使她们上进心强，有追求、有理想，但在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下，特别是在日本全面侵华这样的动荡环境中，她们很难找到理想的职业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促使她们起来抗争，改变命运。去延安寻梦，就是她们面对苦闷不堪的现实作出的积极应对。

“抗大是红色将帅的摇篮，是铸造铁军的熔炉，祝贺抗大总校成立85周年，我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一大队女生队学员郑织文”（郑织文手书）

受当时抗日救亡潮流的影响，这些女学员在进入抗大以前，普遍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救亡宣传和教育。第四期女学员肖里的同学王展回忆，她和肖里在1935年同时考入开封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河南省仅有3所师范学校，开封女师是河南唯一的女校，直属省教育厅管辖，曾在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开创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1935年报考女师的有2000多人，但只招了80多人。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在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开封女师专门成立了抗训班，河南大学进步教授稽文甫、范文澜任副主任，学员主要是开封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授课内容紧密结合当时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主要有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等，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第五期女学员郑织文回忆，她在开封省立女子中学就读时的英语老师是王实味，那时“西安事变”刚发生，“王实味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给我们讲了事实经过，大家义愤填膺，这才知道为什么日本步步入侵却未受到任何抵抗”。此时，学生们在课外已不满足于巴金的《家》《春》《秋》，而是暗中传阅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等一类进步的“毛边书”（即未经裁剪的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唱着《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各种应时的救亡歌曲。郑织文回忆说，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不知不觉地逐渐成了很单纯的爱国青年”。除河南省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外，国立中山大学、齐鲁大学、山西抗日民族革命大学、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等都是当时影响力较大、知名度较高的进步学校，为抗大提供了不少优质生源。

可见，在进入抗大以前，女生们本身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对抗战局势多有了解。她们接受过一定的无产阶级学说，并相信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认可自身应该承担更多社会改造的使命。而大批女性知识青年涌入延安，也使延安变得更加充满活力。

受家庭影响，或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演讲

从革命经历来看，不少女学员在进入抗大前受到家庭的影响，或直接参加过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第四期女学员白林进入抗大直接受到五哥杨尚昆的影响。1935年11月，杨尚昆到达陕北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先锋政治部主任，他所在的延安，也成为了妹妹白林向往的地方。抗大第一分校女学员齐心则是受到姐姐齐云的影响。1937年齐云在学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加入游击队。1939年在姐姐的护送下，齐心前往屯留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抗大第四期女学员郑继斯的哥哥郑俊民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与书记彭湃一起在海陆丰闹革命。受到哥哥影响，郑继斯先后加入儿童团、共青团，积极参加抗日游行、抵制日货等活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她放弃稳定的职业，申请到延安抗大学习。

抗大第四期女学员黄克则是受到堂哥黄显声的影响。黄显声是东北军著名将领，在日军进攻沈阳时进行了坚决抵抗，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克纯对堂哥黄显声十分崇拜，1935年12月她和东北流亡同学参加北平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罢课、游行、示威，1936年6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街头，动员民众抵制日货、团结抗日。第四期女学员左克也受到革命家庭的影响，其母尹维峻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杭州的战役中任女子敢死队队长，父亲裘绍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父母均在她年幼时牺牲。她12岁就跟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七分校女学员赵力平深受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影响，1937年，父亲赵鸿儒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安国县开中药铺作为八路军的地下交通站。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加入共产党和八路军。1940年，年仅14岁的赵力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延安条件艰苦，学员的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日益加深，不少女学员直接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或其他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日大游行。女学员郑织文坦言：“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从‘一二·九’开始的。这次运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奠定了无数青年学生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抗大女学员王克然

王克然在开封省立女子中学参加了驱赶反动校长的学潮和声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肖里参加了开封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声援北平爱国学生，加入万人卧轨索车行动，要求赴南京请愿，在数九寒天里坚持卧轨斗争四天四夜。第四期女学员赵磊在镇江参加了镇江读书会，七七事变后，她先后投身慰劳队、宣传队、救护队、抗敌剧社等机构，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她所在的镇江读书会全体会员被捕，被保释放后，一部分到延安抗大学习，另一部分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张家惠在中学时和同学一起参加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等抗日救亡活动。

抗大女学员张露萍

张露萍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担任天明歌咏团指挥，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动员民众奋起抗战。第四期女学员章文在自传中写道，1936年西安发生了“有名的纪念‘一二·九’周年的学生运动。这是我参加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郑织文也回忆，“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开封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卖国贼！”，“当时我刚上中学，年纪很小，也随着潮流参加了游行和卧轨”。可以说，抗大女学员是在抗日救亡和抗日战争所激发起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中进入抗大、投身中共阵营的，是在抗战环境中成长、成才的。

怀着理想主义，对日本侵略感到痛恨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

从情感倾向来看，选择前往延安时，女学员们都怀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她们大多出于对“圣地”延安的向往和对日本侵占家园的痛恨而奔赴抗大。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有意识的宣传之下，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的一大批知识青年，将延安视作“祖国的最后一块净土”，并开启了他们的“朝圣之旅”。

抗大女学员们进行军事操练

蔡若虹第一次来到延安时，就用“赤脚天堂”来形容延安。第五期女学员王克然在回忆中说：“早就听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那里是革命的圣地，那里有一批走过万里长征的革命火种，那里有真正抗日的军队，那里有知识青年向往的大学——抗大，那里条件虽然艰苦，却是中国的希望。我有强烈的追求和欲望：要革命，一定去延安！”当时还有不少进步书籍、电影在向国统区、沦陷区、根据地宣传延安。根据一分校的女学员易辉口述回忆，当时她看过一本书叫《肤施剪影》，里面谈到的红军大学，使她耳目一新，从而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在逃难的路上她看到了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在做抗日演讲，感觉很兴奋，更感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离家参加革命是被抗日的浪潮卷出来的”，“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八路军，终于见到了天日，终于出了一口气”。

抗大女学员开赴敌后抗日前线

长征以后，特别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抛弃了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左”倾错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把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看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一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的学员基本为红军干部，从第二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人数大增，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开办，5562个学员中有4655人是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占学员总数的83%，其中女知识青年654人。由于女学员人数的增多，为方便管理，女生队被单独编为第八大队。当时，抗大和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都有大批的知识女性。

（作者王韵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宏雨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4年第6期，标题为《从“文小姐”到女战士——抗大女学员的朝圣之路与身份重塑》，本文为节选，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