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上海儿童工作的开创

宋庆龄曾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联系在一起的。”每逢儿童节，宋庆龄都会撰文或题词向孩子们祝贺节日、勉励少年儿童。她主张“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提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奋力推动了中国儿童教育事业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与少年儿童工作的种种创举，大家或许早已耳熟能详，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宋庆龄开创的少年儿童工作也意义非凡。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本公号特选取一书中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宋庆龄与上海少年儿童工作的记述，以为纪念！

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目睹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儿童们的悲惨境遇，在贫苦中挣扎，被无知和愚昧所蒙蔽，忧心如焚。她和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46—1947年间，先后在上海劳动人民居住比较集中的穷困地区创办了3所儿童福利站，1个儿童剧团，并建立了儿童工作组，领导上海地区的救济儿童和教育儿童的工作。1948年又组织儿童福利委员会负责筹募捐款和物资，以促进和帮助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

01

创办福利站，使“贫苦儿童得救”

宋庆龄指出：“我们展开的工作宗旨在于动员工人阶级的儿童，教育他们认识群众力量的价值和作用，并以这个力量做基础，把革命的真理灌输到整个人群中去。”

1947年4月，宋庆龄视察儿童福利站搭建工地

1946年10月，宋庆龄首先在沪西胶州路725号晋元小学创办了一间小小的阅览室。1947年4月，正式成立第一儿童福利站。1947年10月，第二儿童福利站在许昌路811号建立。同年11月，在虹口乍浦路245号昆山花园内建立第三儿童福利站。

第三儿童福利站开幕时门口场景

儿童福利站的设施是十分简陋的，条件异常艰苦。每个福利站有1到2幢铁皮活动房屋，面积100多平方米，却设有识字班、图书室和保健室等，免费为儿童服务。福利站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儿童，给穷苦儿童识字的机会，还以保健、营养、医疗等工作方式来保护儿童的健康。正如宋庆龄所说：“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穷苦儿童是没有机会入学的，由于他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教育工作是非常需要的。同时，由于穷苦的人民几乎没有听到过医药治疗是怎样一回事，因而医药工作也是急需的。”

宋庆龄在胶州路第一儿童福利站内指导孩子们读书

儿童福利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扫盲识字工作。宋庆龄十分赞赏在识字教育方面，采用陶行知先生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她非常重视开展“小先生”活动，热情关怀“小先生”的成长，多次到儿童福利站看望孩子，并到识字班指导孩子读书。“小先生”队伍的组建，使儿童形成了自己的集体，依靠他们逐步把成千的失学儿童组织到识字班里。识字班就像滚雪球一样越办越多，不但在福利站内办，而且借了福利站附近学校的教室，利用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和晚上开班；还把识字班办到里弄，开设家庭识字班，天井、晒台、房前屋后的空地，都成了失学孩子的读书识字课堂。到1949年5月，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已有170人，开办了几百个识字班，到识字班学习的儿童近5000人。

“小先生”教孩子们唱歌

在识字班里，孩子们除学习常用字外，也学算术、自然常识和卫生常识，还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唱歌、跳舞、学扭秧歌、排演活报剧，孩子们在这里学唱了许多进步的、革命的歌曲；识字班和图书馆一起，还组织读书会、讨论会、故事会，孩子们自己办起了“小伙伴”墙报。许多孩子从中受到很大教益，不少人就在这里参加了地下少先队组织。解放初，不少大年龄的孩子还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儿童福利站还开展妇幼保健和公共卫生教育工作。每个福利站都有保健室，有1至2名护士和兼职义务医生，免费为孩子和母亲进行简单的医药治疗。虽然保健室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面积，每周却有1000多病人上门求诊求药。保健室的医务人员还经常下里弄巡回诊疗，进行家庭访视，宣传公共卫生常识、疾病预防，为儿童免费注射预防针。并且不定期召开“母亲会”，教育他们如何做好妇婴保健工作，保育、培养子女身心健康成长。

3所儿童福利站创办以后，热心为儿童服务，深受欢迎。许多儿童从这里得到从未得到过的益处，当时的报刊也载文赞誉儿童福利站“使贫苦儿童得救”。

02

支持剧团成立，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

1947年4月，儿童剧团成立。宋庆龄说：“这是一个首创的事业”，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儿童剧团的任务是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通过歌咏、舞蹈与戏剧来教育千千万万的儿童和成人”。

儿童剧《表》的排练照和海报

一开始，儿童剧团没有自己的演员，只有2名工作人员。第一个上演的戏是董林肯根据鲁迅先生翻译的苏联小说改编的儿童剧《表》，内容是描写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教育帮助流浪儿的故事。演员全部由上海市戏剧实验学校学生担任。这次演出宣告了儿童剧团正式成立，在当时的兰心大戏院(现在的上海艺术剧场)连续演出了4场。

宋庆龄为《表》的剧本出版题词

是年7月，剧本《表》正式出版，宋庆龄亲笔题词：“《表》是一出深刻而动人的儿童剧。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办的儿童剧团，曾在上海演出，成绩良好。它不仅对儿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时也给予从事儿童教育者一个明确的启示。”

儿童剧《小马戏班》演职人员合影

接着，儿童剧团在1947年10月上演了张石流编导的儿童剧《小马戏班》。这次的演员是请育才学校同学担任的。在当时上海的舞台上，《表》和《小马戏班》的献演，虽然仅仅是黑暗中的小小火花，却给孩子们以很大鼓舞。这年底，已为上海1.5万名热心的小观众进行了免费演出，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

1948年春季，儿童剧团开办了“儿童戏剧训练班”，在上海贫民区里招收了约20名贫苦儿童，有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孩子们在这里既是学员，又是演员，这就是中国第一代的专业儿童演员。一支新的儿童戏剧队伍从此建立起来了。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儿童剧团在1948年已不能在正式剧场公开演出。夏天，剧团迁到大场赵朴初先生主持的“少年村”，活动方式也有所改变，编排一些歌舞节目，如《兄妹开荒》《劝人识字》《反抽丁》等，直接送戏到农村和市区学校免费演出。同时又把民间流行的木偶戏加以改造，扩大舞台，配以灯光布景，除表演歌舞外，增加一些富有战斗性的童话剧。当宋庆龄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亲自到剧团观看彩排。1949年春，剧团与上海一些大中学校建立了联系，除送戏上门为1.2万余观众演出，还到那里去当“小先生”，教他们扭秧歌、排演秧歌舞，准备迎接上海的解放。

03

举办义演义展，积极募集救助资金

为筹募儿童福利基金，使儿童福利站得到活动经费，救助贫苦儿童和流浪儿童，宋庆龄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多次举办义演、义展、义卖等活动。

自1946年始，宋庆龄与中国福利基金先后在国泰公寓、逸园、大理石大厦等处举办了3届儿童福利舞会。1947年，宋庆龄发起和主持了美国优秀影片在大华电影院(现名新华电影院)的首映式进行义演。1949年1月23日至29日，还假座兰心大戏院举办了“国产名片精华舞台表演会”，得到上海电影、戏剧界义务鼎力协助，各电影公司也从人力、物力多方面给予支持，许多著名演员联袂登台献艺，使这次义演取得很大成功。宋庆龄十分重视这次演出，她以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的名义为义演撰写了祝辞。

张乐平为义卖而绘制的“三毛”水彩画

1949年春天，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基金会与画家张乐平联系，举办“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展览”，进行义卖，募集捐款以救济像“三毛”一样的苦孩子。张乐平很乐意地接受了宋庆龄的嘱托，将他所作《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300多幅画全部拿出来展览，并在短短1个月里赶画了30多幅彩色“三毛”生活画，提供展出义卖；还特地为“三毛乐园会”设计了一枚别致的纪念章。

“三毛乐园会”纪念章

宋庆龄主持了这个展览会，在汇丰银行底层（现在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的预展，邀请了不少中外人士前往参观。

“三毛原作展览会”现场

4月4日，“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展览”在大新公司4楼(现在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正式开幕。由于宋庆龄的号召和影响，展览会吸引了上海各界人士踊跃参观，30多幅画很快售完，定价最高的为800美元(相当于1600块银元)。第一天就有40余人志愿加入“三毛乐园会”为会友或会员，出资救济“三毛”。当时，“三毛乐园会”规定：(1)凡是赠送衣着、食品、玩具的，便为该会会友；(2)凡愿意每月出3块银元，救济一个“三毛”的，便为该会会员(按当时物价，一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费用大约是3块银元)；(3)凡每月出15块银元，救济5个“三毛”的，便为该会荣誉会员。这次义展办得很成功，许多人出于对“三毛”悲惨遭遇的同情，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共募得银元3206元。

儿童福利工作不限于上海一地。1946年，为了救济湖南等省发生的严重饥荒，中国福利基金会组织了一个救济饥荒的特别委员会，邀请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举行义演，将筹得的捐款救济饥荒最严重的湖南省，帮助4个县城的孤儿院收容了1200名孩子。这些孤儿院本来是国民党办的，后来他们拒绝再维持下去，院内的孩子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才使它们得以继续开办，让这些孤儿能生存下去。同时，中国福利基金会还继续同“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起，帮助湖南、广东、福建省等灾区联合举办了碾米、造纸等合作社，使那里的灾民能够生产自救，维持生命。1947年春，通过与美国一个捐款机构——战灾儿童义养会的合作，中国福利基金会成为它的中国代表。这样，基金会也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工作，全国有30多所学校和儿童团体、5000名孩子受到了战灾儿童义养会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