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参与筹备他们的追悼会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谈及自己的革命经历，“1922年冬天（应为春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毛泽东这里提到的来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主要是指参与筹备并出席该年3月26日在上海召开的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

青年毛泽东

结交黄、庞引导二人追求真理

黄爱和庞人铨是早期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1920年11月他们发起创建了湖南劳工会。这个团体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为宗旨，但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将“铲除领袖的合议制”作为组织原则，在工人中具有相当基础，成立不到一年时，基层组织即发展到20多个，会员一度达到7000多人。中共一大后，发展工人运动成为党的工作重点。当时，毛泽东身兼数职，既是中共湖南支部书记、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又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年轻的毛泽东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脚穿草鞋，深入劳工会，与工人交朋友。

黄爱（左）与庞人铨（右）

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毛泽东发现，黄爱、庞人铨都是经历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进步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并在陈独秀的支持下由沪返湘创建劳工会。此时恰逢劳工会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将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遇失败，黄、庞二人迷茫无助，亟需人指点迷津。毛泽东决定从帮助两人入手，指定专人同他们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住处恳谈。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和赞扬他们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大无畏斗争精神，同时也对他们只讲经济斗争、缺乏政治目标的工人运动方针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向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种种弊端，分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积极引导两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帮助下，黄爱和庞人铨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这一史实，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这样写道：“1921年共产党湖南省党部成立之后，便着手与黄、庞携手合作，真的，黄、庞那时候曾倾向过共产党，在他们被杀之前二月，确曾介绍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黄爱、庞人铨领导的纱厂罢工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华实公司资本家和军阀赵恒惕的忌惮和恐慌。1922年1月16日深夜，赵以所谓“盛倡无政府主义，煽惑人心，收买枪支，勾结匪徒”罪名派遣军队将两人抓捕，未加审判便于次日凌晨将其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鲜血染红了雪地。湖南劳工会随后也被反动当局查封。

当年为黄爱、庞人铨举行公祭的启事

推动参与筹备黄、庞追悼大会

黄、庞遇害的噩耗传来，毛泽东极为悲愤。他立即联合长沙各界人士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并发行纪念特刊。当时，赵恒惕勒令湖南当地报纸不准刊登与此事相关的任何报道。为冲破舆论封锁，毛泽东根据之前领导驱逐张敬尧运动的经验，考虑到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也是产业工人和社会舆论力量最为强大的城市之一，如果能广泛组织宣传，势必将造成巨大声势。于是，毛泽东特地将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的李立三调来，指示他到常德劝说黄爱60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的罪行。另外，毛泽东还协调湖南劳工会的其他负责人赴上海成立“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联络旅沪湖南同乡，组织反赵运动。为亲自领导这一运动，1922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出发，踏上来沪的旅程。途经武昌时，他在中共武汉区委机关盘桓数日，与包惠僧、陈潭秋谈论了黄庞事件。

因黄、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身份，毛泽东到上海后，代表长沙团组织向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汇报了两位烈士被害的经过，并号召人们向黄、庞学习。为悼念两位烈士、抗议反动军阀的暴行、推动劳工运动的发展，青年团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决定联合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等团体，举办追悼大会。据时任团临时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回忆：青年团“在上海发起纪念被反动派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的运动，他们是团员、无政府主义者，上海还开了一个追悼大会”。大会成立筹备处，推举李启汉为筹备委员长，负责借场地、发布通告、预备传单、布置会场等具体事宜。李启汉当时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由他负责筹备并担任追悼大会主席，更说明了上海追悼大会是在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也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因为据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执行委员、大会亲历者谌小岑回忆，毛泽东参与起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宣言被印成传单，准备在追悼大会上散发。

“黄庞精神不死”纪念章

公布宣言引导工人继续斗争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3月26日下午，追悼大会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尚贤堂商科大学举行。到会人数仅按签名簿计就有1200多人，实则不止此数。除个人代表外，还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机器工会、中华海员工会、中华书局商会、平民女校、湖南劳工会等59个团体参会，规模可谓盛大。

会场布置相当庄重肃穆，门首遍扎松柏，上书“黄、庞追悼大会”。两位烈士的遗像悬挂正中，四周被花圈环绕，遗像上有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题写的挽词“血钟响了”。黄、庞被害惨象放大的图画挂在礼堂右侧，下面还有华实公司贿买赵恒惕杀人的讽刺画，上下互为应和，令人既觉悲伤又感痛恨。从全国各地寄来的500余幅挽联几乎摆满会场，更显氛围悲壮。

大会按既定程序进行，先奏军乐，李启汉作为大会主席致开会词，他表示黄、庞二烈士是为无产阶级而牺牲，要继承他们的精神，继续奋斗。随后，湖南劳工会代表向大会报告了黄爱和庞人铨的事迹。众人齐对遗像行三鞠躬礼。礼毕，李启汉又介绍了黄爱的老父亲，向大家表示感谢。读罢祭文，进入演说阶段。陈独秀、蔡和森先后登台发表演讲。陈独秀述及两位烈士的牺牲，联系国内外形势，在会上大声疾呼“当此中国，内困于军阀，外迫于列强，国家之危如千钧之系于一发，国民全体应共同协力，一体具反抗之精神，与军阀及外力奋斗”。刚刚留法归国的蔡和森的演讲内容则更为透彻犀利，他直接点明，赵杀黄、庞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屠杀。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有法律，有军队，所以它能够杀人。无产阶级要真能反抗，就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资产阶级政权。

毛泽东出席了追悼大会，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下简称《宣言》）在会上广为散发。《宣言》对黄、庞及湖南劳工会的贡献予以肯定，并对赵恒惕的屠杀行径表示严正抗议，指出：“黄爱、庞人铨不过两个贫苦的工业学生，拼着一腔热血，想替劳动者企图较好的生活，才组织湖南劳工会。彼虽是为劳动者谋幸福的机关……赵恒惕竟籍端将他们惨杀，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吗？”《宣言》透过两位烈士的牺牲向大众揭示一个真理：人类的“幸福”之花是种在劳动者的“血泊”里的，社会的辉煌、资本家的富庶，都是劳动者血汗流过的痕迹。进而向中国无产阶级发出号召：为了避免劳动者鲜明的“革命之花”被资本家、军阀摧毁殆尽，“一齐起来作极密切的武装的团结！”“一切劳动者、团体的利益都看作是自己的利益！”《宣言》深中肯綮，直击人心，彰显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典型色彩，体现了进步思想的磅礴力量，不仅对追悼大会的胜利召开发挥了作用，随后还被《青年周刊》等多家刊物发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2年5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特作出决议，将每年1月17日定为黄爱、庞人铨殉难纪念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称两人为“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而死的先烈”

追悼大会反响强烈影响深远

这次追悼大会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了正义的浪潮，天津、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召开了相同的追悼会，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的罪行。在毛泽东等人的动员下，上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李书城、邵力子、吴景濂、史量才等通电斥责赵恒惕“倒行逆施，一致此极”，警告他以后要保障工农，“以宏法治，而赎前愆”。李大钊在北京为《黄庞流血记》一书作序，指出：“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周恩来早年与黄爱在天津结下深厚友谊，旅欧期间的他得知战友牺牲的消息后，“一时百感交集，更念及当时同志”。他奋笔疾书，写下一首政治思想性很强的《生别死离》诗，以示沉痛悲悼。

通过追悼黄、庞引起的声讨巨浪，让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认清了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赵恒惕所谓“省宪”“自治”的假面具被揭穿，面对1922年下半年蓬勃发展的湖南工人运动，赵恒惕进退失据，不敢马上再采取屠杀政策。另一方面，通过筹备和出席上海追悼大会等活动，毛泽东积累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这为他后来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奠定了实践基础。

黄爱、庞人铨墓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