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亲历者朱辉口述：我的长征

朱辉（1909—1996），江西上饶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监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纪委第三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本文为他1995年的回忆，近日由其子女整理，编辑时略有改动，并加小标题。

从事民运工作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6千多人撤离苏区，踏上了长征路。我随中央红军出发。当时党中央委派秘书长王首道、秘书处长左角度负责，为长征组织配备到各军团去的地方工作团。为此，在中央集中了一批地方县委书记（个别是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地方工作团，包括军团的民运工作科，主要任务是沿路宣传发动群众筹备粮草、扩大红军、组织地下党，以及建立根据地。我被指派为瑞金师地方工作团主任（团长）。出发时中央红军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两个直属中央军委的兴国师（师长肖华）、瑞金师（师长何长工）。当时还有个八军团，湘江之战后，因损失很大而撤编了。

10月21日，我们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在博古、李德等人领导下，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随即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数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苦战5昼夜，终于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连续苦战，我军人数锐减。

部队抵达广西后，我被调到第九军团政治部担任民运科科长。当我们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已觉察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这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生出怀疑不满和要求更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部队进入贵州后，于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7年，朱辉（前左一）与战友们在一起

为军委总部打前站

到了遵义，我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民运工作部任干事。总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民运工作部部长是李维汉。蔡畅、康克清也在民运工作部工作。遵义会议后，我又被调到中央军委的先遣工作团，团长是陈赓。先遣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在路经的地方搞调查研究，建立党组织，扩大红军，准备给养。我被分配到没收科担任科长，张元培、龙标桂、李华楷都是没收科的同事。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后，我们就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建立党组织。一路上，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开展群众工作，所到之处，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拥护。对此，敌人非常害怕，用各种手段破坏我们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记得当我们进入某些地区时，常常是部队还未到，老百姓就跑进了深山老林。等我们进了村寨，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了。经过调查，才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作反宣传造成的。在挫折面前，我们毫不气馁，经过周密侦察，一下子抓到几个冒充红军的特务，当众戳穿了他们的阴谋。尽管这样，一些群众仍然将信将疑，不敢接近我们。先遣团到遵义地区时，城里的不少商人、居民躲进了山。要进山宣传，群众又不懂我们的话，怎么办呢？这时，我们了解到遵义中学有个我党的外围组织叫红军之友社，立即就前往接洽。他们派了两个青年学生和我们一道进山做工作，再加上我们在市郊做通了两位老大娘的工作，她们帮我们做宣传，才把群众一批批地动员回来。后来，毛泽东同志、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的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红军的影响更扩大了，群众基础也更好了，满城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兴高采烈，奔走相告。

我们在遵义住了十几天，成立了贵州北部高原第一个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之后挥戈北上，越过“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娄山关，攻占了桐梓县。这里是黔北的门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一些中、小军阀的老窝。由于我们在遵义认真地做了群众工作，所以一到桐梓，就有从遵义来的老乡同当地老乡一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还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敌师长的小金库，一次就查获大量银元、首饰、手表和烟土。我们开库济贫，开仓发粮，群众欢呼雀跃，非常高兴。

队伍到了四川会理后，开始准备过少数民族地区。先遣工作团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我们到这之前，国民党企图置红军于绝境，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并与当地反动势力勾结，强迫当地群众烧粮烧房，胁迫群众上山躲藏，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为此，我们一到少数民族地区，就积极向当地民众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宁愿自己吃苦，不碰群众一针一线。当地群众逐步了解了我们，由回避变成了热情相助。在一些群众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通司，采买花布、花线、茶叶等，备作与少数民族头领交往的礼物。少数民族工作很有成效，在会理到大渡河之间的一个地方，部队经过时，好几百少数民族群众迎接我们，还杀公鸡，饮鸡血酒，以表永久为盟，就是歃血为盟。

大是大非前站稳立场

在毛泽东等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处处主动。在四川、贵州边界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突破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进入四川境内，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到达安顺场准备过大渡河时下了一场大雨，一军团过河后，由于雨大水急，其他部队无法在此过河，而是从泸定桥过的。长征时，一方面军行军序列是一军团打头阵，走在队伍最前面，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其后，三军团在中央和中革军委后面，最后是五、八、九军团。这时八军团已经改编掉了。所以，中央、中革军委、三、五、九军团是从泸定桥过大渡河的。我是随中革军委过的泸定桥。

接着我们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中旬越过夹金山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一起开进毛儿盖。两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而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两河口、沙窝、毛儿盖会议同他多次斗争和耐心说服，张国焘被迫表面上同意北上。1935年8月上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为主，还有一方面军的两个军（五军团和九军团），张国焘是总政委，朱德和刘伯承同志随左路军走。右路军以一方面军为主（一、三军团），还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同志带领下前进，徐向前、陈昌浩同志随右路军走，我也是随右路军走的。经过艰苦行军，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于8月下旬分别到达四川的巴西和阿坝地区时，张国焘又寻找借口反对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继续北上。他甚至给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去电，令其要挟中央再次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在一个叫哑坝的地方，时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发现张国焘电令陈昌浩要挟中央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的阴谋后，及时报告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当即，中央经巴西会议讨论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当时，我还在总政治部带着几个通司，周恩来同志拍拍我的肩膀，轻轻地叫我跟着部队走。1935年的9月10日凌晨2时，我们悄悄出发了。但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团听从张国焘、陈昌浩的命令，前来阻止我们北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带着一个警卫连出面做工作，一边跟他们谈，我们一边走。四方面军这个团，经过做工作，不仅没有向我们开枪，还让开了大路让我们走。我们终于在11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脱离了险区。

长征的一路上，我们历经千辛万苦，不仅要抗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打仗流血牺牲，最艰苦的是爬雪山、过草地，要应付恶劣的天气和环境，缺衣少食，粮食和牲口吃完了，只能吃野草、皮带充饥。我们把皮带用刀割下一块块，煮一煮，放在嘴里慢慢嚼。在过草地时，因为饥饿我误食了毒草，腹痛难忍，呼吸困难，气息奄奄，是我的马夫将仅剩的一点马灯油，喂给我喝，我才及时将毒物排除，保住了生命，但留下终身不愈的肠胃病。最让人难忘和悲痛的是我们许多同志在草地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爬雪山时，看到有同志坐下休息，我们都叫他起来不能睡着了，可是许多同志就是这样在饥寒交迫之中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这些战友，心里就无比沉痛。

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我们最终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的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甘肃隆德（今宁夏西吉）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长征结束后，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