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诞生“海上保险十三太保”

“海上保险十三太保”合影

上海保险业中共地下党员程恩树履历书

中央信托局兵险（兼水险）保单

包玉刚夫妇合影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炮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黄浦江畔迅速组建起一支金融纵队，坊间称之为“保险界十三太保”，于枪林弹雨的危局中开展战时保险业务，以特殊的职业奉献而效命疆场。

“十三太保”中的保险精英，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爱国民主人士，有的是初出茅庐的有志青年。他们临危不惧，众志成城，用满腔热血谱写出荡气回肠的金融史诗。

乾坤挪移“绝壁悬崖”

1939年，“孤岛”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党组织从坚持长期抗战的策略出发，开始有计划地安排转移在群众团体抗日救亡活动中较为知名的党员。恰在此时，为保存大后方的经济实力，充实抗战资源，组织动员沿海厂矿企业大迁徙迫在眉睫，诸如天厨味精厂、章华毛纺织厂、中国标准铅笔厂、亚浦尔灯泡厂、大中华火柴公司、久大盐业公司等诞生于上海的著名华商企业，纷纷加入内迁建厂之行列。

“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爱国实业家、民生实业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如是描述。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热水瓶（指炸弹）倒下”，市井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日寇为摧垮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变本加厉开展经济封锁，空袭破坏频率愈增，一些大后方的重要街区、厂房机器设备等成为固定轰炸目标，直接威胁到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外资保险公司迫于局势大多挂起了“免战牌”。工商企业主心有余悸，徘徊观望，不敢继续内迁和开工生产，一时间人心惶惶。

为此，适应特殊需要而开办的“战时运输兵险”“战时陆地兵险”被摆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流动的运输标的可以分散规避，固定的厂房仓库则被动挨炸无处躲藏，防不胜防。其时鏖战正急，大后方区域辽阔，情况复杂，变数很多，其风险概率超乎想象，外资保险公司均不愿接受分保，唯有政府当局为其“兜底”。经过一番筹划，这个打破国际保险规则的创新险种呱呱坠地，以转运期间的水陆运输兵险为限，分水路、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四种，专门承保与抗战及民生性命攸关的大后方工厂设备及战略物资。

招兵买马“绝地反击”

“保护神”既定，谁当“急先锋”？

开拔前线的精英团队的选聘工作，得到上海保险同业公会和“保联”的鼎力支持。“保联”的全称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集聚保险业革命力量的群众团体。抗战时期，“保联”利用合法公开的身份坚守阵地，以联谊求进步，以斗争求团结，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自立自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保联”的创建，有一位业内“大咖”不容忽视，他就是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也是保险圈高层人士中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胡詠骐。

其实，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际，他就开始召集指挥保险业内的进步人士，组建“保险界战时服务团”，动员职工投身支援前线的各项活动，开展义卖劝募、战地慰劳、赈济难胞以及救亡宣传等，得到各家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很快，《保联会报》刊发了一则招聘信息：“某大保险公司，扩充业务，拟招聘保险从业人员若干名，派往内地工作，有志者可向本会关可贵先生面洽。”文中提到的关可贵，担任“保联”秘书长兼出版委员会主席，参与投资了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大安保险公司，与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招聘消息借助《保联会报》传播面广的优势，不到半个月即吸引了一百数十人前来报名。经过两星期面试，13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择优录用。其中，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允准，在胡詠骐的举荐下，已是地下党员的程恩树、林震峰入选，暂别繁华申城转移到大后方工作。

让我们记住这13位保险业壮士的名字：程恩树、林震峰、张仲良、包玉刚、唐雄俊、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胡肇忠、沈尔元、徐曾渭、赵镇圭、童肇麟。

救亡图存“绝后光前”

“十三太保”放弃大都市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告别妻儿家眷，毅然决然，整装待发。“保联”同仁相聚新雅大酒店为他们饯行，胡詠骐主席临行前嘱咐：“事业方面应有事业心胜过图利心的态度，学术上应有研究的态度，同业方面应抱合作互助的态度。”谆谆告诫，殷殷勉励。

1939年10月，沪上保险精锐之师抱着“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搭乘当时唯一通航海外的怡和轮船公司之“裕生轮”，绕过日寇占领区，辗转越南等地，跋山涉水，历经艰辛，由滇越铁路抵昆明。经实地勘察认真研究，审慎核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即分派至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宝鸡等城市，充当“金牌培训师”，负责为当地保险业务人员“传道授业解惑”。同年12月，“战时陆地兵险”在重庆开先河，随之在大后方全面铺开。

申新四厂、申新五厂属著名的荣氏家族企业，由汉口内迁宝鸡，主要生产军用被服。1940年8月，工厂遭36架敌机轮番轰炸，1000多包棉花、70多台织布机等全被炸毁，车间、机房已成断瓦残垣，损失惨重。经保险部门实地勘察严格审验，立即理赔30多万元。由于赔付及时，工厂只停工了一星期，便快速恢复生产。

“战时运输兵险”“战时陆地兵险”的推出，颇具开创意义，其经营规模之大，开办时间之长，在世界保险史抑或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两个特殊险种与其他财经措施配套出炉，营造出超越“保险”以外的社会稳定效应，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

壮志雄心“绝渡逢舟”

两个险种争相落地开花，与13位保险业“战士”同仇敌忾、为国分忧的职业操守密不可分。他们的传奇故事感染了民众，当时活跃在文艺界的著名演员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陶金等，也纷纷登上舞台为战时兵险“代言”作宣传。

“十三太保”中打头阵的地下党员程恩树，在1942年，出于工作需要加入党的重要经济实体广大华行，在第三条秘密战线上屡建奇功。起初，广大华行主要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后来逐步发展为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广大华行骨干分子经介绍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解放战争的乘胜推进，党中央做出广大华行南移香港的部署。适逢国民政府在全国各主要关口设卡严查货币，程恩树秘密潜返，将从上海经浙赣铁路运到长沙的一皮箱巨额金圆券带到汉口，然后经人南下广州，费尽周折，实现了广大华行的全部流动资金转移香港的计划，为党的经济实体存续了后劲。

其他数位保险精英当中，包玉刚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航运巨子”，张仲良、林震峰、沈雍康、徐曾渭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初创时期的领导骨干，唐雄俊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财经学院的首批教授之一，童肇麟到了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十三太保”的过命情谊，也在做生意时派上了用场。五六年后，程恩树还与包玉刚、张仲良一起投资了大信保险公司，并聘请茅子嘉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曾渭任监察，强强联手，宏图大展。

在全民浴血抗战的长卷里，“海上保险十三太保”或许算不得惊天地泣鬼神，但他们义无反顾、救亡图存的爱国壮举，让黑暗中的民众看到了希望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