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保密工作，“胡公”原来是周公！隐匿闹市，掩护有绝招

隐匿闹市区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要求对“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保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明确的保密要求。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捕房的两名探目突然闯入老渔阳里2号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抓捕了陈独秀等人。警方控告陈独秀“著作危险文字，有扰乱治安之虞”。后来，法租界会审公廨认为这条罪状不能成立，但在陈的住宅中抄出了《新青年》杂志，却是违反了禁令，故判处罚款一百元并销毁有关书籍。陈随即获释。这一事件使大家意识到了党的机关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1923年中共三大后，党中央驻地由广州回迁到上海，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在闸北公兴路香山路（今临山路）路口的三曾里。这里距上海北火车站约一公里，虽地处华界，但公路纵横交错，与外面的通讯联络较便利。

三曾里中央局机关建筑模型

1923年7月，中央局5名成员，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到三曾里办公。这里既是中央最高层领导挥斥方遒的办公场所，也是革命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毛泽东、杨开慧一家，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罗章龙一家共10口人曾居住在这里。他们对外称一家人，合吃大锅饭。出于安全考虑，还在门口挂上“关捐行”（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的招牌作为掩护。在三曾里居住期间，他们口头约定了这样的纪律公约：

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需外出，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逐渐壮大，因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共三大决定设立了秘书制度，由秘书主管共产党的机关保密工作。同年又确立了文书的签发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文书一直坚持负责人签发的制度。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必须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才发生效力，且签发人均为外文署名。例如，论述国共合作和收回海关问题的第十三号通告，文末署名“T·S·Chen”为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eoDschan-Lung”是代理秘书罗章龙的德文签名；警惕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的第十五号通告，文末署名是“T·S·Chen”和“T·T·Mao”，“T·T·Mao”是秘书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先是由秘书专职负责文书处理和保密工作，后又规定由中央组织部主管保密工作。而且规定屋内文件切勿随意散置，必须设法将文件藏在秘密处所，最好办事机关与保管文件的地方不在一处。这有效地避免了因党中央机关被破坏而导致文件泄密的现象。

三曾里的红色历史足迹陈列馆

严守秘密工作纪律

192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组字第三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下发的第一个保密工作的专门文件，对保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文件明确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保守党的组织秘密上升到是否对革命忠诚的高度，指出，“秘密对于我们的组织极为重要”，“组织上的秘密即是保护秘密，即是看重革命。不守秘密，即是变相告密，是破坏组织的反动行为”。文件规定将不保守秘密视为破坏组织的行为，还规定知密涉密者不能把秘密告诉亲人。党组织之间通信，务必用双信封：“外面信封不能直写转交某人收，而当写所托人姓名收，内信封才写转交某某，万望留意！各级组织对于其他本校（指本级党组织——笔者注）组织写信，亦当如是。”这些详细规定更加凸显了保守秘密在党纪中的特殊地位。

1927年的八七会议将秘密工作纪律称为共产党生存的基本条件，11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等文件，规定“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少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必须用密码的方法”等。192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提出九条秘密工作方法。该通告强调“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还特别指出，过去许多割据区域的党部与负责同志常常忽视秘密工作，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常把自己的“官职章帜”公开悬挂在胸前，唯恐人家不知道他的头衔。国民党当局来搜查，便全部被敌人破获，负责同志及干部不能立足或遭捕杀而受极大的损失以致全部瓦解，以后应特别注意纠正这种现象。

关于秘密工作方法，党中央作了三点要求。首先，要改变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的状况，必须“找有社会职业或下决心找有社会职业的同志，去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县、市委负责同志要由有公开职业的同志担任。

其次，党中央将各类机关重新合理排布。过去，一条里弄往往有两三个中共秘密机关，这样既容易导致误会产生，又不安全。后来，党中央统一安排各级机关：中央机关一般在上海沪中区；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少共中央机关在法租界南区，区级机关就设在本区。很多机关秘密设在公开的药店、书店乃至珠宝店等。为了保密安全，党的工作纪律规定各机关绝不能随便串门。

最后，每位革命者除了有公开职业，在衣着、来往等方面也要合乎自己的身份。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党的机关必须以商店、住家等合法形式出现，住家要夫妇二人。提倡女同志梳发髻，和上海家庭妇女一样，要买菜、烧饭、洗衣等。住家不可以多开会，严控进出人员数量。

1930年，中共顺直省委以《密宗要义》的伪装

组织机构用化名

当时，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主要机构都采用化名。查阅党团组织史资料，可以看到名目繁多的组织代号。例如，中国共产党化名“大学”“校”，“钟英”“保和”是中共中央的代称，“钟祖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代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化名“少校”，“入校”即是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意，“中校务会”“中委”系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称，“同学”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代称。类似的化名还有很多，如团中央曾以“钟菊”“曾延”“郑容”“洪顺”代称，地方团组织向团中央汇报工作，信件开头大多写“钟菊鉴”“曾延兄”“郑容兄”“洪顺兄”，“大考”则代指共青团员大会。地方党团组织也使用各种代称，如“苏骞”是中共江浙区委的代称，“麟威”“阮麟威”是中共安徽省临委的代称，等等，不一而足。后人如果不理解相应的背景，真的很难判断这些谜语般的代称具体何指。

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也经常采用化名。赵世炎化名“施英”，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维思”“胡公”“大美”等，邓颖超化名“伍美”等。据邓颖超回忆：“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1926年底，沈雁冰辞去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到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局势危急。7月23日，沈雁冰接到党的密令，要他去江西九江找某个人，将一张两千元的抬头支票带去交给党组织，并告知组织暗号。那时，船票非常难买，沈雁冰费了很大的劲，才买到了日本轮船“襄阳丸”当天的船票。傍晚开船，第二天清早就赶到了九江。

沈雁冰按照约定的地点去找人。接头地点是一家小店铺。走进屋里，他见有两个人坐在那里，一位是董必武，一位是谭平山。这着实让他暗暗吃惊。董必武说：“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晨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沈雁冰千辛万苦走水路去接头，没想到接头人是董必武，更没有料到完成接头任务只花了几分钟时间。

革命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深知保守党的秘密的极端重要性：“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密。”

《旌旗在望——浦江红色记忆》，李忆庐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

掩护有绝招

当时，上海的各个机关都有不同的掩护绝招。浙江中路清和坊是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楼下就是烟纸店。南京西路青海路附近的古董店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机关，这里是商业街，各种肤色人等往来频繁，共产国际人员到此联系工作不会引起怀疑。即使是人员往来较为频繁的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工作纪律也是极其严格的。1926年，黄玠然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导》周报工作。他回忆说，由于环境异常复杂，大家警觉性很高，当时有一条规定：“不需要见面的就不见面，不需要认识的就不认识。”

1926年2月，中央军事部在上海正式成立，承担系统的军事工作，办公地点秘密设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的一幢二层楼房。中央军事部的人员有十余人，王一飞是负责人，颜昌颐是秘书。时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这足以说明，军委系统是不与其他部门交叉的保密的工作部门。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于1927年11月来到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直至1931年12月上旬撤往江西苏区。在上海长达四年的秘密工作中，他恢复和壮大了上海的党组织，领导革命者们想出了很多地下工作的绝招。他创立了中央特科，规定特科情报人员单线联系，即情报人员A只和情报人员B联系，情报人员B只跟情报人员C联系，而A和C之间不会发生联系，甚至彼此都不认识。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不能越级联系。一旦直线联系人出了问题，特科情报人员很有可能就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经常有中共党员被捕，更有叛徒告密出卖党内同志。为确保人身安全，革命者不得不时常变更住所，周恩来在一地居住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常常只住半个月，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同时，对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此外，周恩来外出时经常化装，最简单的化装莫过于“留”起大胡子，即使熟人也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称其为“胡公”。一般打交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位姓胡的商人呢。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回忆说，她和周恩来在上海住过很多地方，如果要设立旧居，那简直设不完。正是在周恩来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党内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初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方法，从而使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真正得到群众的掩护。

保守共产党的秘密，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求，而且是保生存、保胜利的必然准则。因其极端重要性，至今，中共党员的入党誓词中仍然有“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的宣誓。

——本文节选自《旌旗在望——浦江红色记忆》，李忆庐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