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袖教导下投身上海建设

刘振元，1934年出生。1955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特种冶金专业。1956年9月，赴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60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技处处长、副所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改学半导体专业

1955年，我从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毕业，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被选到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中国科学院与苏联有合作，由苏方帮助中方培养人才。1956年，我经过了业务考核和政治考核，被组织派到苏联留学。

出发之前，当时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组织找我们谈话。他对我说：这次你需要改行，你原来是学有色金属冶炼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半导体，需要你改行学半导体，这是开创性学科，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把这个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张劲夫嘱咐我们全体出国人员：“你们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可靠，在业务上优秀，希望你们能为祖国争光！”

我听从党组织的安排，1956年9月，到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攻读半导体专业的研究生。因为专业的变化，我的学习压力骤然增大。当时在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研究生开四门课：哲学、外语、固体物理、半导体。四门课都是用俄语讲课，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第一年，苏联方面会派一个苏联同学帮助我们。苏联同学对我们非常友好，帮助我学习俄语，纠正发音。他知道我记笔记吃力，就垫着复写纸记笔记，把复写下来的那份送给我。

上哲学课时，我们要到马列主义研究所去上课。我们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章，还特别学习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我们还学了联共（布）党史。学了哲学课后，我写了篇文章，谈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的体会。其实，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苏联在研究，美国也在研究，美国西点军校就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为必读书目。

刘振元

在苏联，外语课是学英语，外语考试是把英语翻译成俄语，因为我在国内英语学得比较好，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固体物理和半导体这两门专业课，是我学习的重点，其中感到最难的是固体物理。这不仅是半导体的基本理论，也是现在芯片制造的基本学科。实际上，我在苏联学的就是半导体的制造工艺，苏联做这方面的有物理研究所和精密机械研究所，后来两个所合并了。

我的第一个导师叫彼得罗夫，是半导体物理方面的著名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后来，彼得罗夫调到别的所去了。我的第二个导师名叫阿布里科索夫，是固体物理专家。他们两位都是苏联在半导体物理方面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苏联的大学跟中国的大学有些不同。中国的大学是老师讲授，学生听课。在苏联，教授只是给我们一个书目，自己去图书馆查，自己读书。我的导师还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讲课，我们就到那里去听课。我们每星期一共六节课，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我主要是在化学分析仪器实验室做化学分析测试，学会实验室设备的操作技能。中科院的体制是借鉴苏联的，我回国后筹建实验室的时候，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再加上带回来的一些设备，基本上就能无缝衔接。

在莫斯科见到了毛主席

在苏联留学期间，最值得自豪、最难忘的事情是，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第二次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

那天，我们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到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我去得比较早，坐在第四排。开始是陆定一给我们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傍晚，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安排将前三排座位让给军事学员坐。当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在礼堂出现时，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走到讲台的前沿和两端，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随后，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话语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风趣幽默。台上台下，有问有答，其乐融融，大礼堂内充满了欢声笑语。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毛主席对我们说话时亲切的样子。毛主席的讲话一直鼓舞着我。

在我学习的苏联研究所里，中国研究生只有我一个，后来有一些中国人来实习。在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有党支部，从中国科学院去的学生专门有一个支部，钱其琛是总支书记。我们每星期都要过组织生活，每个人在会上都要发言，讲自己的学习情况以及遇到的问题。开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支部书记经常向大家重申规定，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要和外国人谈恋爱等。我们都遵守规定，做到尊重导师、友爱同学，关系很融洽。

我们在苏联学习很努力、很拼命。国家派我们来留学，每人一年的学费相当于国内20多户农民一年的收入，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把国家发的津贴节省着用，把剩下的钱存下来，一年之后，我们把节省的钱凑到一起，捐给国家，支持国家建设。在苏联留学期间，我们每个月要去中国大使馆参加学习，并在那里吃饭。

我在莫斯科待了四年，苏联人对中国学生也非常关照，专门给我们建造了留学生宿舍，开始是两个人住，后来一个人住。苏联老师教我们学俄语，寒暑假和星期天，我们必须每天要用俄语写日记并交给老师，保证休息的时间也要抓紧学习俄语。我实习的时候，所里也派一个苏联人帮助我。沙什科夫是我实习时的苏联小导师，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穿西装，戴领带上课。每个星期六晚上开舞会，请苏联人跳舞，女生负责炒花生，苏联人很喜欢吃。我们和苏联人有一个合唱团。我们教他们唱中国的山歌，我们也唱俄罗斯歌曲。冬天，我们和苏联人一起滑雪、滑冰。我们还参加打靶，用小口径步枪打移动靶。这是苏联青年人的军事训练，一年两次，教育青年随时准备保卫祖国。

1960年，我以优秀的成绩从苏联科学院巴依科夫冶金研究所毕业。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保存在莫斯科的国立图书馆，另有四篇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至此，我完成了我的研究生学业。

邓小平同志鼓励我科研攻关

1960年，我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回到中国科学院冶金研究所。我利用在苏联所学的知识，做了发光二极管等。我们还参与了航天系统遥测遥控系统的电路研究，获得了中科院、国防科工委、航天部门的一些科技成果奖。此外，我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大学讲授“精密合金”等课程。

回国后的第二年，我又去了一次苏联，参加国际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留学苏联和第二次去苏联，我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受拘禁。工宣队逼我交代两次到苏联期间是如何“出卖情报”的。我说，我的所有论文都是经组织审查后发表的，而且我的论文都是通过中科院寄回来的。在关了我两个星期后，工宣队一度想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去劳改。这时，正好主管军工生产的一位国防科委领导正好到上海视察，了解到工宣队在所里搞阶级斗争，不抓科研，冲击了军工生产，便说：“那怎么行？”于是，派军宣队进驻研究所，让工宣队撤走，并派士兵站岗，确保我们能安心搞科研。后来，国防科委设法把上海冶金研究所等有军工任务的研究所改成军队编制。当时，包括我们冶金所在内的几个研究信号检测电路重要部件的研究所被改成军队编制。1970—1976年，我穿了六年军装，家里门上贴了“军属光荣”的红纸头。

1979年，我担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兼大规模集成电路规划小组组长。那一年，邓小平同志要求国家科委制定十年发展规划，根据这一部署，大规模集成电路专家组规划确定了三年完成科研任务的目标。不久，我去北京参加科研工作规划会议。

会议闭幕那天，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会场，勉励科技工作者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随后，邓小平同志与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合影时，我正好站在邓小平同志的身后。邓小平同志转过头来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是干什么的？”我回答：“我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邓小平同志又问：“大规模集成电路非常重要，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完成？”我回答：“计划争取用三年时间做出来。”邓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下，问我：“想想办法加快点速度，一年把它干出来行不行？”我思考后，使劲点了点头。邓小平同志对我说：“我们的原子弹、导弹都需要大规模集成电路，我们的时间太紧了，三年不行，给你一年的时间，你把它做出来。”当晚，我通过长途电话，迅速把邓小平同志同我谈话的内容告诉同事们。大家纷纷表示，决不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一年之内拼了命也要把集成电路做出来。

回到单位后，我们立即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调整工作计划，制定加快科研进度的具体措施。大家表示，三年计划一年完成，我们要苦干加巧干，一天当作三天用。从此，许多人吃住在所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趟。为了完成任务，全所上下齐心合力，又得到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克服了无数困难，只用一年时间把集成电路给做出来了。

我们一方面借助上海在国内领先的设备、试剂、原料、生产等科研力量，形成全市协作；另一方面引入了日本日立公司的逆向工程技术。当时我去日本日立公司考察，看到英特尔8080集成电路板，买了一块回来，把盖子打开，把电路板一层一层剥下来，做成电路图。我们又买了一块美国的集成电路板，也是采用逆向工程技术，层层解剖，做成电路图。我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把仿制电路图做出来了，再做些修改，利用这个办法，做出了自己的集成电路。

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视察工作。当时我已经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当他在随行人员中看到我时，指着我高兴地说：“我认识你，你叫刘振元，大规模集成电路你一年就做出来了。”我深知，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党和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对科研工作、对干部和人才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从业务工作转到行政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提出干部要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我那时刚40岁出头，已获得博士学位，既懂集成电路技术，又有20多年的党龄，因此在1982年被党组织选为干部培养候选人，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

1983年4月，我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从业务干部转行到行政干部，基本是从头学起。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找我谈话，对我说：“要学习当领导。第一，要从微观决策转到宏观决策。第二，要用你的知识来做决定，用知识结构解决问题。你必须运用上海的职能机构上海科委、经委等，必须利用委办跟你共同决策。”

1983年至1993年，我在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期间，先后和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黄菊四位市长一起工作，其中，我与朱镕基市长共事时间最长，与江泽民同志也共事近五年时间。我得到了他们不少教导和帮助，参与并见证了上海的改革发展和振兴。

1984年2月，我们陪同小平同志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他在观看儿童计算机表演时，语重心长地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这句话，对上海乃至全国的计算机应用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1985年底，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阮崇武调走了，我外语好，就分管科技、外事，后来分管公检法。我分管四大口十多条线，第一个是外事，下面是外事办、侨办、旅游局；第二个是科技，下面是专利局、航天局、航空局、计算机总公司、科委；第三个是文化系统，下面是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电影局、出版局、文物管理委员会；第四个就是公检法，联系部队和工青妇。

我担任副市长后，汪道涵市长给了我一本英文版《大趋势》，让我读后谈谈体会，还要求把书翻译成中文。看完书，我向汪道涵市长汇报：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搞一个经济开发区，二是搞风险创业投资。前者现在就可以做，后者在与银行等金融部门讨论后，觉得条件不够成熟。汪道涵说，那就先着手筹建上海的经济开发区。我马上组织市里相关部门进行论证，确定漕河泾为开发区，集中开发高新技术。

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1984年决定筹建，1986年建成。这个开发区集中发挥了上海领先的科技和生产技术、工艺，并大力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首先发展微电子，促进了“华虹”、“中芯国际”等合资企业落户上海。我们还把世界著名的半导体材料、设备、工艺博览会引入上海。正因为上海具备了上述发展高新技术微电子的各种外部条件，使大型集成电路领域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技术、产品和市场。从此，上海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占全国产量80%，销量占出口75%。

建设中的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

与文化界人士交往

上海市委领导让我分管文化系统，一开始我不敢管。我说：“我不懂文化，怎么能管好这个事？”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对我说：“我现在也管了，我也跟你一样不懂。我觉得你能管好文化系统。”

我首先拜访了巴金先生。巴金送给我一本由他签名的新书。那天，我与巴金聊了一个多小时，谈了自己对分管文化工作的顾虑。巴金鼓励我说：“其实文化很好管。你就像周总理一样，放下架子，和文化人交朋友。”巴金的话给我很大启发，我在工作中和文化人交朋友，将心比心，工作就开展起来了。

1988年，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获得了多项大奖，可是到北京演出时，有人认为这部戏政治上有问题。与此同时，《曹操与杨修》被安排在中南海演出。演出后，文化部的人问邓小平同志意见，邓小平说：“《曹操与杨修》是一部好戏。”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后，没有人敢批了。我得知后，就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商议把《曹操与杨修》拍成电影。我认为，这些演员和作家应该爱护，要为他们保驾护航。

1988年11月，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舞台照

当时，谢晋拍了几部电影，其中《牧马人》《芙蓉镇》《最后的贵族》有声音认为是为右派分子翻案。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开会，为此我找到中宣部有关领导。我说：“我们要落实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牧马人》《芙蓉镇》这两部戏，说的正是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改造成功的例子，怎么能说为右派叫好呢？”就这样，我们保护了一批文艺工作者。

我认为，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批优秀人才，是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的。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此，我们制定了几项措施。

我先向江泽民同志建议，搞一个“白玉兰奖”，颁给在沪的国内外优秀文艺工作者。设立这个奖项的目的，一是激励人才，二是建立一个最高评定标准，三是吸引国内外文艺人才留在上海。之后，我又提出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把上海文化系统的税收收入全部纳入基金会以奖励新创作，同时支持困难剧种和优秀文化作品。

我还推动制定了《上海文化事业发展建设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主要针对上海文化事业中的硬件建设、剧团建设和演员培养。比如，现在的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上海文化演艺中心、上海杂技场、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东方明珠电视塔等，都是当时这个规划内的建设项目。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们推动上海歌剧舞剧院成立舞蹈学校，资助上海戏剧学院。

我们给为上海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白玉兰奖”和上海“荣誉市民”称号的做法，也得到朱镕基的认可。他对我说：“你的这个做法给我一个启发，我们要怎么利用外国专家，为上海建设出谋划策。”后来，上海举办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聘请一些知名外国专家、企业总裁等，每年举办一次市长咨询会议，为上海发展出谋划策。

在中央政策的启发下，我要求上海市人事局下属的科技干部局做好三件事：一是要根据学科规划，做好人才规划。二是要给予各学科领域在硬件、软件上的支持。三是要搞人才培训计划。学校可派访问学者出国留学，鼓励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批学者到国外学习交流。通过这些措施，建立庞大的优秀人才库，为上海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服务。

为了吸引和激励人才，我还向江泽民同志提出给一些房子指标，以奖励所有在上海建立功勋的文体工作者。他说：“这倒是件好事，奖励房子倒是上海特色，别人奖钱，我们奖励房子。”随即，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给我120套房子指标。有兄弟省市领导对我说，你在工作中有“四把尖刀”，即奖励房子、基金会、编制规划、白玉兰奖。我觉得，做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团结人才，发挥人才的作用。上海只有建起人才高地，才能更好发展。

后来，我们举办了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那时，各方面条件差，要自己创造条件。我请上海外事处找来七位驻沪总领事，告诉他们准备搞友好城市国际电视节、友好城市国际足球赛，其中有两位总领事听了非常赞同。我马上把项目上报给国家体委，并着手组织球队，国家体委很赞成。然后，我又上报给外交部，外交部称赞上海有创意。就这样，上海取得了友好城市国际足球赛的举办权。

1986年12月，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成功举办。接着，我们又举办了上海电影节，还建造了上海影城。当时的上海旅游业长期处于萧条状态，我邀请一些外商座谈，他们建议可以效仿巴黎旅游节。于是，我们又举办了上海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上海旅游业的复苏。

回顾我的成长历程，青年时的学习阶段有幸聆听毛主席的教导，工作后在科研攻关中得到邓小平同志的鼓励，从事党政工作后得到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和帮助。这一切对我的人生具有重大影响，党的阳光始终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乘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能为祖国的建设、为上海的发展出一份力，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整理者：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会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王利亚 黄金平 刘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