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语单词里的上海百年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找不到Shanghai（上海）这个词条，因为OED原则上不收录地名。但全小写的shanghai却厕身其中，底下罗列了八个义项：四个名词，四个动词。乍看之下，OED对shanghai的处理杂乱无章：浦东三黄鸡、澳洲的弹弓、美国的劣质颜料、一种飞镖玩法，以及“下药迷晕、绑架上船当水手”等。这些义项之间似乎毫无关联，但若按时间顺序排列，一条暗线便呼之欲出：英语世界对上海的认知，恰恰是通过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碎片拼凑出来的。

作为城市名的Shanghai虽无独立的词条，却并未在OED中缺席。我做了一项第一手的文献考古，从OED中萃取出120条包含Shanghai/shanghai的书证，发现这座城市以各种面貌藏在其他词条的引文里，像一枚枚被时间压平的书签，标记着上海在全球语言版图中的位置。

一只浦东三黄鸡的环球旅行

Shanghai最早的一条书证（原文略，下同）可追溯到1853年。那一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份家禽养殖杂志上出现了Shanghai，指的是腿长、个头大、脚上长毛的家鸡，据称从上海引进。在上海开埠仅仅10年之后，这只来自黄浦江边的家禽就已经漂洋过海，在英语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这些鸡后来演化成了婆罗门鸡（brahma）和科钦鸡（cochin）。在上海人眼里或许只是寻常的土鸡，到了西方却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身份升级，一个地方品种在异国获得了新名字，而它的原名Shanghai反倒凝固下来，成了一个英语单词。

如果说浦东三黄鸡代表的是上海作为农产品输出地的角色，那么shanghai作为动词的诞生，则折射出这座城市更为复杂的一面。

英语黑话里的绑架与强迫

19世纪末的插画，表现水手如何用诱骗和暴力强迫人上船

1871年3月1日，《纽约论坛报》上出现了一句平淡的叙述：“在此之前，他们会被人下药迷晕、强掳走，然后被带到无法申诉的地方。”这是OED收录的shanghai作动词的最早书证。后来，OED正式收录了这个动词的义项，并将其标注为源自美国的海事黑话——“使用药物或其他手段使他人丧失知觉，然后将其强行送上缺少水手的船只”。

这条义项背后，是一段被遗忘的美国西部史。19世纪中叶，加州淘金热席卷而来，成千上万的商船涌入旧金山湾，许多船员闻讯跳船，奔向内华达山脉寻找金矿。船舱里堆满了货物，却找不到人扬帆起航，所有的船长都一筹莫展。而1790年的一项联邦法律更是雪上加霜，水手在契约期满前离船即属犯罪。这条法律本意是保护船长、维持秩序，结果却适得其反。水手因害怕被契约绑死而不敢应聘，船长则既追不回逃兵、又招不到新人，双方都被困在僵死的契约体系里。这条旨在维持商船秩序的法律，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一旦签了字，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水手就在法律上被绑死在这艘船上，离船便面临监禁。

走投无路的船长们开始不择手段地招人。于是出现了一批专干绑架勾当的抓丁贩子：或在酒馆里把水手灌醉，或用药物迷晕，然后卖给即将出海的船长。被迷晕的水手在几英里外的海上醒来时，合同上已经出现了他的签名，而抓丁贩子则揣着预支工资的佣金溜之大吉。上海开埠后成为远东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各国商船云集，水手短缺成了常态。许多被绑架的水手最终被送上开往中国的船只，Shanghai也就无端背锅，首字母小写后便成了这类勾当的通用名称，哪怕目的地并不一定是上海。

这个义项在20世纪发生了多重引申。据OED所载，1919年，shanghai从“绑架上船”扩展为一般的“绑架；强迫”，本是美国的军事黑话。一战后，军队里用shanghai形容士兵被强行调往不受欢迎的岗位。到了1974年，《星期日泰晤士报》记录了一种监狱黑话：shanghai意为“把囚犯转移到另一座监狱作为惩罚”。从一个港口城市的黑话，到监狱里的隐喻，shanghai这个词的旅行还在继续。

词典缝隙里的城市

但OED里的上海，远不止于鸡和绑架。

城市名Shanghai虽无独立词条，却频繁出没于各类词条的书证之中，像一位不愿被编目的常客，反复出现在词典的缝隙里。

1880年，《斯克里布纳月刊》记录了一种叫shanghai的廉价颜料，专供廉价拍卖行的画框使用。虽然这条书证挂在shanghai的名词义项之下，但它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在上海开埠后的商业生态中，连颜料都打上了上海的标签。一个港口城市的名字，居然在半个地球之外莫名成了“劣质”的代名词。上海又背了一次黑锅。

记录当时强迫上船的著作Seven years'street preaching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1857），其中第44章标题就是“Shanghaeing the sailors”

贸易，是上海在OED书证里最持久的主题。1893年，OED的前身《新英语词典》在cover（汇票担保）词条下收录了一条书证，提到“上海分行以汇票作为对伦敦即期汇票的担保”。1896年，《威斯敏斯特公报》统计，“上海市场总消费量中，英国及其殖民地占79%”。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在黄浦江上奔波的买办、大班和洋行职员，他们把上海织进了全球贸易的网络。

1925年，《泰晤士报》报道了上海的反基督教运动。此即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关注并引导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运动。此外，也记录了“五卅惨案”，但把由此而引发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污名化表述为“把排外主义推向了全国的高潮”。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打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1927年北伐军逼近上海之际，书证称“当红色中国人威胁上海时”，这是站在维护殖民秩序的立场，将当时中国革命力量视为威胁。1955年，“战后，上海归还给了中国”。从租界到沦陷，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OED的书证像一份沉默的档案，记录着这座城市在地缘棋局中的位置变迁。

有趣的是，上海还出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词条里。

“赤脚医生”被直译为barefoot doctor，这个说法曾出现于《自然》（Nature）杂志1975年8月21日刊出的一篇论文中，文中描述的是上海郊区的江镇人民公社，后被OED收进书证。1968年，《环球邮报》援引了上海的报纸，刊出了一张被转载的大字报。2007年的《纽约客》回顾尼克松访华的外交成果时，也提到了《上海公报》。

甚至一种飞镖游戏也叫Shanghai。OED收录了从1930年到1980年的6条书证，描述了这种玩法：“玩家按顺序瞄准每个数字的一倍、双倍、三倍得分区，在某些数字或轮次未得分者被淘汰。”1980年的书证写得最清楚：“有一种特殊射法可以自动赢得任何一局：打出Shanghai，分别击中一倍、双倍和三倍区（顺序不限）。”一种英国酒吧的游戏，却以远东最大的城市命名，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新世纪的上海面孔

进入21世纪，OED书证里的上海换了面貌。2001年，《远东经济评论》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上午在吉隆坡盗取的账户信息，中午下载到菲律宾的克隆卡上，晚上就能在上海使用。”2007年，《纽约客》报道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警示，旧金山、北京、上海和纽约都面临被淹没的风险。2014年，《纽约客》上又有人回忆起一位在上海长大的吴氏亲戚：“他深情地谈起童年的那道菜——烟熏黑枣塞满红豆沙，裹上蛋液炸至金黄。”

动词shanghai的生命力同样旺盛。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知名案件中，原告辩称自己被迫向非本人所属的工会缴费，犹如“一个被shanghai（强掳）上船、踏上不情愿航程的人”。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此类缴费违宪。

同一个词，在横跨三个世纪的书证里，折射出完全不同的上海。

词典就是一座语言的博物馆。OED里关于Shanghai的这些书证，无论藏在哪个词条的引文里，何尝不是一座关于上海的博物馆？只不过，这座博物馆里没有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没有石库门里的弄堂生活，也没有南京路的霓虹闪烁。它所珍藏的，只是英语世界在上海开埠后的百余年里，用自己的方式不断重新发现、不断重新书写的那个Shanghai。

上海以单词Shanghai的身份进入英语，衍生出多元的语义，至今仍在英语世界中被反复征引、传诵。放眼全球，这样的城市未必绝无仅有，但上海肯定是能见度最高的那一个。

（作者为上海杉达学院英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