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征夫：陈毅说“我们要漂漂亮亮进上海”

今年8月26日，是陈毅元帅诞辰125周年。

1949年春夏之交，数万大军云集丹阳，为进入上海做最后的整训。在那段紧张而有序的日子里，陈毅以铁腕魄力，果断定下“不入民宅”的严明纪律，又一场场部署接管上海的每一处细节。

今天重温这些瞬间，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一位将帅的果敢，更是一份对城市、对人民深沉的敬意——这份遗产，至今仍有回响。

陈毅力主“不入民宅”

上海一家报纸曾刊登大标题为《他建议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的文章，另有一篇文章小标题是“解放军睡马路背后的故事”，两篇文章叙述一个内容，即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是源于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盛丕华提出的建议。

事实真是如此吗？

根据盛丕华传记材料，他确实向中央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时间是1949年4月15日。而三野早在大军渡江前，4月1日已经公布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其中就有一条明文规定，进上海后“不住民房”。提出并坚持一定要写这一条的不是别人，正是三野司令员陈毅同志。

《陈毅年谱》记述，陈毅认为历来军队进城，住入民宅于好事的不多，所以在1949年2月，三野司令部驻贾汪时，他亲自找城市政策组的曹漫之，要他起草三野的入城公约及守则的文件，特别再三嘱咐要写入“不入民宅”这一条，即在没有找到营房前，军队一律睡马路。许多干部战士对此有争议。但陈毅说这一条“天王老子也不能改”。这个文件经总前委讨论同意后报中央批准，于1949年4月1日公布执行。

由此可见，解放军进上海不住民宅睡马路，发明人是陈毅而不是盛丕华。当然盛丕华的建议是正确的，1949年5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城市纪律的批示》，可能吸收了他的建议，但在时间上是在三野颁布不入民宅有关文件的一个半月之后，前后次序是不能颠倒的。

在大王庙的报告会

1949年5月10日，陈毅在丹阳作报告。

对于听报告者的人数，有几种说法，有的没有说明数字：“5月10日在丹阳城南大王庙开了一次大会，屋内坐满了集训的县团级干部，陈毅身穿军装，打着绑腿在做报告。”这和笔者记忆吻合。

但也有学者说听报告有几千人，还有的文章说听报告者为排以上干部。

事实上，参加丹阳集训的许多营连级干部那天都没有接到通知，而且大王庙屋内地方不大，怎么能容纳下几千人呢？

根据当天做记录的沈北乐同志的回忆录第31页的记述“5月10日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大王庙，听报告者都是高级的部队和接管干部出席”。由此可见，几千人和排以上干部听报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丹阳总前委旧址前的邓小平和陈毅像

陈毅在丹阳的最后一次会议

许多权威书籍及大事记对此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个“空白”。

但夏衍同志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线索，他说：“我和潘汉年等人于1949年5月23日傍晚从北平赶到丹阳，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舒同，他是三野的政治部主任，内定华东局宣传部长……谈了约一小时，潘汉年派人来通知，要我立刻到陈毅同志处。我赶到，已有几个人拿着笔记本在听陈毅、潘汉年的讲话，这几个人我不认识，大家的神情很严肃。我迟疑了一下，陈毅指着旁边的座位，要我坐下，对我说，我们谈的和你没有关系，可是听听也可以。我很拘束地坐在旁边，听他讲的是入城纪律的问题，如一定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动之类，最后一句话是这方面的事，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这次陈毅和一些干部谈话，在《潘汉年传奇》第315、316页上明确记载，这天参加会议时有各条战线的负责人，应是一次正式的比较大型的会议。会议内容与夏衍回忆基本一致。

笔者回忆，1949年5月24日晚上，在陈毅住的丹阳戴家花园内，笔者作为当时市区接管大队的秘书，曾出席过一次接管干部会议。除军管会各系统主要干部100多人出席外，各区接管会的主任也出席。

会议先由周林说明要求，接着请陈毅市长（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讲话。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任命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名单，接着又宣布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命的军管会及市政府各系统、各单位负责人名单。这时他向到会同志介绍潘汉年副市长，并嘱咐大家，重要事情要请示报告，接管工作的问题，要向潘副市长请示。

他再一次要求所有接管人员要严格遵守政策纪律，这时，他用手摸了一下新理过发的光头说，“我们要漂漂亮亮进上海。”到会者对陈毅这个“双关语”心知肚明，即不仅要头发漂亮，更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都要漂漂亮亮的，给上海人民一个好的见面礼，争取军政全胜。

这次会议对接管上海非常重要，因此，尽管夏衍、潘汉年与笔者的回忆在时间上有差别，但都证明，这次会议确实开过。

陈毅何时挥师东进

曾有刊物载文说：“5月24日午饭后，丹阳空前热闹，数以千计的干部在动员会后随即自动起来有秩序的向火车站开去。”此文根据应该是夏衍《懒寻旧梦录》中的一句话：“陈毅说，今天下午要向上海进军”，夏衍说的“今天下午”就是1949年5月24日下午。

但据笔者回忆，陈毅5月24日晚上还在戴家花园召开主要干部会议，怎么可能下午就出发去上海呢？

对此，文献大事记有明确记载，陈毅是5月25日前往上海的：“5月25日傍晚，陈毅和饶漱石由丹阳乘火车至苏州、本拟在苏州宿营，后从粟裕汇报中得知敌汤恩伯、陈大庆等均已撤离吴淞，其殿后部队指挥官刘昌义正向我前线部队第27军接洽投诚，遂继续东去，拟进至南翔宿营，并面嘱粟裕，给尚在丹阳的邓小平发一电报，请他率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于次日晚，乘车开南翔，或直达上海站，至圣约翰大学或交通大学与他们会合。”这段话记录与笔者记忆完全一致，我们一大批接管干部随邓小平离开丹阳，27日到达南翔，参加各条战线的接管工作。

本文作者范征夫（1920-2016）曾亲历丹阳集训，作为南下纵队干部和接管专员参与了上海的接管工作。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秘书长等职。本文根据其《1949年丹阳集训几个问题的探讨》整理，内容仅作删减，文字未作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