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邓小平这样做宣传工作

近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不仅自己能做、善做宣传工作，而且领导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1926年6月，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这样介绍自己的专长：“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于1926到1927年初在此就读

邓小平做宣传工作才能的初步显现还是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1923年底，邓小平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的编辑工作。不久，《少年》改为《赤光》。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克服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因刻字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他勤于思考，思维敏捷，用本名和化名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短小精悍、思想犀利、言辞泼辣的文章。

1925年1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邓小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邓小平曾担任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按照规定，小组会上每个人都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有人不发言，指导员就会点名让他发言。这无疑对“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的邓小平进一步锻炼宣传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邓小平被编到政治上最强、斗争最激烈、人才最集中的号称“理论家班”的第七班，班里聚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党员中有影响的党员。按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这个班经常组织讨论有关中国的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进行激烈的辩论，他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也因此而出名，并获得“小钢炮”的绰号。1926年6月，在《党员批评计划案》所填写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成为邓小平能做宣传工作的自我评价。

这些经历为邓小平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事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1931年10月，作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1933年春至5月，他又担任了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8月，邓小平受命主编《红星》报。《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3年5月因战事紧张而停刊。重操旧业的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后，充分考虑报纸读者——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实际情况，不但对报纸版面进行了改版，而且要求缩短文字，为政策性、理论性文章配发插图，帮助理解文章的内容。图文并茂的版面设计，通俗易懂的内容，使这份报纸显得相当活泼。

《红星》报

作为一份党的军报，邓小平把“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红星》报的重大任务。他经常组织在报上刊登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约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中去。同时，开设“红星号召”“响应红星号召”栏目，报道和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使《红星》报发挥了红军的“政治指导员”的作用。邓小平还开设了“列宁室”“军事常识”“卫生常识”以及“猜谜语”“红军歌曲”等栏目，既帮助战士们学习理论、专业知识，发挥“工作指导员”的作用，又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了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路。在战斗和行军途中，他坚持编辑出版报纸，发挥起《红星》报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的重要作用。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题，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呼吁要把解决战士们的草鞋问题提高到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位置上认识，并提出了解决草鞋问题的具体方法。当红军面对敌机轰炸因缺少防空知识而伤亡严重时，立即组织编发了《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使红军指战员迅速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并采取对空射击措施减少人员伤亡。邓小平还组织《红星》报对红军战士进行防病教育，让每人做一个竹筒装上开水不喝生水；宣传红军指战员中的优秀事迹，通过榜样的力量，鼓舞士气。

《红星》报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红一军团一名干部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一封信中说：“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红星》报成为闪耀红军艰苦长征途中的一颗“红星”。

“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

毛泽东曾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邓小平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时，始终高度重视做好宣传工作。

1929年12月，邓小平等在广西百色领导起义，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功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百色起义的筹划阶段，邓小平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10月，他在百色主持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做出要“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等决定，使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起义筹划进入新阶段。1930年2月，邓小平等又领导了广西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为使红八军能向右江靠拢，打通左江与右江地区的通道，邓小平率红八军第一纵队1000余人从龙州向靖西进发。途中，邓小平作动员讲话，指出：“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使用两杆枪，除了手中的武器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是战斗员，同时又是宣传员。”

百色起义（油画）

这些宣传工作为起义的发动准备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邓小平事后总结时指出：“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

1935年6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他领导红一军团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并编出很多顺口溜和诗歌传唱为战士们鼓气，对胜利完成艰苦的长征起了重要作用。他十分注意宣传队的管理指导，对宣传队的同志们说，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理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他要求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邓小平非常关心宣传部直管的宣传队“战士剧社”的战士，他们几乎都是未成年的孩子，邓小平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关心这些“红小鬼”，鼓励他们要成为有理想、有觉悟的红军战士。他经常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徐向前担负起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任。邓小平详细规划了129师的宣传文化建设。1941年5月，他在129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报告，阐述了129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努力方向，指出“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工作”，“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要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以及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等。

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这是129师领导人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合影。左起：李达、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129师在某些地方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指出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要加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他们创造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发挥才干，真正担负起部队文化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同时，他对文化工作者和宣传队也提出要求，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要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将自己的作品求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宣传队要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间断地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等。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29师的文化工作者及宣传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创办《冀南日报》《战场画报》等报纸，在广大军民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演出小话剧、快板剧等，成为凝聚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武器。

“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

邓小平强调宣传工作必须围绕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开展，并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1951年1月，他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军队开辟了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于如何领导游击战争，邓小平强调提出的方法之一是成立武装宣传队，宣传与组织群众。包括党的代表、行政长官、游击队长、八路军各级干部，均应经常接近群众，向群众宣传、谈话，来影响群众。他指出，要向群众普遍地宣传，我们的作战方法是运动游击战；要以事实来宣传敌人残暴，要使群众明白不抗日活不成；要说明必须军政民一致合作，才能打败敌人；要告诉群众做些什么工作；要不断宣传我们的胜利，使群众知道。

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和接管城市过程中，纪律教育和政策宣传尤为重要。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都进行了提高纪律性的教育和政策的学习。但是由于战局发展太快，在渡江战役后还是出现了一些不足。邓小平深感“中央指示的一般原则，对于下级干部和战士说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要求的是具体的规定”。因此，在解放南京后，他一方面严格实行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另一方面着重发布了一系列成文的通令、通告（布告），对军管会工作人员，入城部队的纪律，包括着装、乘车、出入公私娱乐场所、租用场地、使用电话、住房、家具等等方面均作出具体规定。1949年5月，解放上海之前，邓小平、陈毅等带领参加接管上海的5000多名干部集中在江苏丹阳集训，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工作纪律，开展思想和纪律整训，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做好准备工作。解放军严格执行各项入城纪律尤其是宁愿睡在马路上也不进户扰民，赢得了上海市民的赞扬，为解放军进入上海取得军政全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主政西南时期批阅文件的邓小平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与刘伯承接受中央的重托，挥师大西南，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坐镇重庆，担负起主政大西南的重任。

在接管西南城市工作中，邓小平、刘伯承吸纳了南京、上海的成功经验。1949年11月初就召开接管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精神，介绍接管南京、上海等城市的经验，对首先接管重庆的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对接管工作的政策、纪律和步骤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到达重庆不到10天的时间内，邓小平和刘伯承就布置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工人、青年、妇女、文教、工商等各界代表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重庆解放不到一个月，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后相继召开了各地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全市工商界座谈会等，宣传党的政策，增进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界群众的团结。

主政大西南后，邓小平更加重视宣传工作。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他要求领导干部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在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的同时，邓小平也指出，在众多的宣传形式中，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

邓小平要求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当时西南区的中心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报纸就必须抓住各地的特点，运用评论、社论和报道来宣传贯彻、实现领导。比如，在剿匪方面，四川有很多好的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对于征粮工作，邓小平要求宣传工作要围绕征粮工作调整报道重点，密切配合，造好声势，要求“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1978年12月，邓小平（右）和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思想领域中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这就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共同担负起维护、保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责任。邓小平认为，在促进形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过程中，党的报刊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任务。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他希望党的报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阐释，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983年10月，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他要求思想战线上的同志，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邓小平领导开展的宣传工作，为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及推动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