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坦率而友好”

1945年1月史迪威公路通车后，一辆吉普车通过畹町桥驶向缅甸。新华社发

在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回信史迪威将军后人，称史迪威将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对中美人民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史迪威家族与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事迹是中美民间交往的重要篇章。

美国军队中的“中国通”

今年是史迪威将军诞辰140周年。史迪威曾五次来华，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首次踏入这片东方土地到二战行将结束时于1944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在中国一共度过了12年时光。

在二战期间，史迪威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等职，确保了驼峰航线的安全，还修建了跨国公路运输物资，并卓有成效地训练了一批中国军人。

他还在缅北战场痛击日军，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史迪威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是美国军队中有名的“中国通”。对于中国文化的充分了解以及与中国人民的亲密相处，让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和信任中国的士兵、百姓。

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通商口岸、繁华都市到广大腹地、广阔农村。

他曾被借调到山西，担任汾阳至军渡路段公路修筑工程总工程师。在同工人同吃同住、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得以洞悉中国的基层情状，更学习到怎样同中国人相处。

他还多次奔赴一线战场，台儿庄、保定、桂林、德安等地都曾留下他的身影。在徐州，他目睹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日记里写道：“人们的马车和牲畜被士兵征用，他们的家被拆掉当木柴烧，他们的妻女遭到欺负，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走散了——这是中国战争最为可悲的一面。”

他反对和厌恶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并在分析日本人的文件里指出日本人在品德上“足足有26种缺点”。

1938年，史迪威向美国财政部驻华特派员提议帮助中国购买军火，最终促使美国对华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

在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后，他主导修建了从印度利多经缅甸至中国昆明的“史迪威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向中国战场运送的紧急物资达5万多吨。

对中国人民品质的赞赏，转化为史迪威对中国士兵打败侵略者的信心。他在印度的蓝姆伽、中国昆明等地积极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并认为“中国士兵吃苦耐劳，有着乐观主义精神”。但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士兵都是很好的材料，可惜被愚蠢的将领们浪费和出卖了”。

卢沟桥事变时，史迪威对国民党高层等待国际介入、消极抗日的构想以及蒋介石的指挥才能极其失望。他指出，蒋介石考量最多的是自己政治地位的稳固。

史迪威对中共有着良好的印象。1938年，他与周恩来等人会面时就表示，同傲慢的国民党高层相比，共产党人坦率而友好。他对共产党军队也评价较高，认为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有着很好的情报、组织工作和战术。

在抗日战争中，他愈发认识到中共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积极促成美国政府与中共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协调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在他的努力下，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致蒋介石的一份电报中明确要求，把共产党军队纳入美国政府对华的援助范围。

在史迪威被调任回国时，他给朱德写下一封信，坦言自己因不能与共产党的优良部队一起作战而深感失望。

洞察底层人民的困苦

上海是史迪威观察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他第一次来华时，首站便是上海。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武昌起义后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中。但是，史迪威诧异于上海城市建设的现代化程度之高，林立的大楼、宽阔的街道甚至让他感觉自己身处美国的费城。

不过，他也以细腻的眼光洞察到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贫民窟里的人们、码头上的廉价苦力以及辛劳的黄包车夫，都成了他的记录对象。

在驻华武官任期的最后一年，史迪威又一次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笼罩在军阀混战的阴云中。他在日记里写道：“那些遗弃在旅馆周围的婴儿抽搐着，亟须得到照料。”

这份同情与善意一直延续到史迪威的后代那里。他的小女儿、小儿子分别在北京、天津出生，在启蒙阶段就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小女儿艾莉森在十几岁时，就跟随溥仪的堂兄溥儒和画家于非闇学习中国画。二战期间，他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婿都来到中国战区作战。

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史迪威家族及友人设立史迪威奖学金，以资助在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院求学的中国学生。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史迪威家族与中国友好交往的事迹足以证明，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等差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