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周恩来在上海

卢沟桥事变前，周恩来为到杭州、庐山等地直接与蒋介石谈判，曾于1937年3月、5月、7月几次途经上海，尽管肩负着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御外敌的重大使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每次到上海都要秘密地会见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同志，听取汇报，给予相应的指示。此后，周恩来仍始终关注着上海，并通过电波及红色交通线，与上海保持密切的联系。从上海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到群众工作局面的打开；从加强上海文化工作，到推动上层统战工作，周恩来均给以适时、具体的指导。

1“根子一定要打好、打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白区城市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使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江苏省委及其所属区委、县委，或遭破坏，或解散，或失去组织联系。193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并且经受长征考验的刘晓到上海，负责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当时正在西安负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事宜。当他得知中央的决定，并获悉刘晓已携夫人张毅到了西安后，立即安排约见刘晓，对上海地方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作了十分明确、具体的指示。1979年，刘晓有一次回忆周恩来当年与他的谈话时写道：“一开始，他讲了上海工作的重要性，上海工作对全国革命的意义，然后，他就强调指出：上海应该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组织。上海的革命形势很好，但敌人向我们进攻的策略和方法是比较复杂的，而上海党的一些外围组织、救亡团体中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在重建党的组织的时候，应该选择真正够得上党员条件的革命者。”“重建上海地下党，吸收党员，根子一定要打好、打牢。”“不要吸收了党员，一下子又被捕了、叛变了，组织又给破坏了。”

在派遣刘晓赴上海工作前的1936年春，中共中央已派遣冯雪峰到上海了解各系统党组织的情况，为重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做准备。冯雪峰对上海地方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后遭到破坏的情况以及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作了初步了解，并组织了一个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为恢复、重建上海地方组织作准备。刘晓到上海后，与冯雪峰接上了关系，听取了冯雪峰的介绍。7月初，刘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党组织重建工作的指示，和周恩来在西安谈话的精神，同冯雪峰等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着手对“临委”联系的党员，逐个进行认真的审查。林枫、顾准、刘峰、王任叔、沙文汉、陈修良、马纯古、唐守愚、冯定、孙冶方、赵伯华、关建夫、钱柏森、王洞若、陆志仁、张美道、朱启銮、吴仲超、赵先等20余人先后通过审查，接上组织关系。恰逢此时，周恩来为上庐山继续国共谈判途经上海，在位于贵州路的中国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周恩来再次会见了刘晓。在听取了上海党组织恢复情况的汇报后，周恩来指出：党的组织可以发展一点，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弄清楚党员的政治历史情况、阶级觉悟、政治品质等。对负责干部，特别要注意隐蔽条件。根据这一指示，三人团以及11月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在接收党员时，一直恪守两条基本原则，即：一要政治上可靠；二要在上海有隐蔽条件。只有适合搞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才能留下，其余的，或送往延安、新四军地区，或到国统区搞公开的救亡工作。经过近半年艰苦谨慎的工作，到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已拥有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党员100余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初步形成。

2放手发动群众抗日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抗日救亡斗争更加热火朝天，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之一。1937年7月，周恩来指示刘晓，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等，都可以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努力贯彻这一指示，把原有的各界救国会扩大改组为更广泛的救亡协会，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在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里，国共两党都有人参加文协的领导工作。在职业界救亡协会（职协）里，成员不仅有店职员，而且也有经理、工程师等高级职员，并有工商业者参加，还请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著名人士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各救亡协会及其所属救亡团体组织的救护队、宣传队、服务队、募捐队、运输队等不分昼夜地忙碌在大街小巷。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抗战的一百天里，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抢运物资、修筑工事、宣传鼓动、捐钱捐物。军民团结合作抗日，形成了绚丽的画卷。

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成了“孤岛”。上海的救亡运动，出现了一时的沉寂。上海的抗日斗争将往何处去?值此局势变动之际，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不久专程由上海经香港前往武汉，向时任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请示工作。周恩来在听取了“二刘”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后，指出上海的局势很可能发生变化，日本人会强占上海租界，英法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总会爆发的。关于上海的群众抗日斗争，周恩来反复强调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是相当高的，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但也要注意隐蔽。

“孤岛”时期，面向社会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整个局势已不相适应。这时，“合法”成了第一主题。为了尽可能广泛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不同层次群众的觉悟程度、切身要求，在基层组织了一批既符合社会习惯，又切合群众需要，并且能够公开活动的带有文化联谊、生活互助性质的组织，如消费合作社、互助储金会、福利会等，直至借用同乡会、结拜兄弟姐妹会、基督教团契的名义开展活动。党员在活动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加上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又根据群众的抗日情绪，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群众抗日斗争。例如，悬挂中国国旗的斗争；反对日伪接收的护关（海关）护邮（邮局）斗争；反对向伪政府登记的护校斗争；因出租司机迭遭日伪杀害，举行出租汽车司机大出丧，反对日伪的恐怖暗杀活动；反对日伪经济统制的拒收“中储券”（伪币）斗争；而围绕着支援新四军、救济难民所开展的义卖义演、节约献金、节约救难运动，影响广泛，牵动各阶层的老老少少，更成为孤岛时期抗日救亡的独特景观。

3物色新四军的统帅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为赴庐山同蒋介石继续国共谈判途经上海。有关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是这次谈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考虑到国共争取合作的前提，周恩来一直在酝酿物色一位既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又能使国民党方面接受的人，出任改编后的部队军事长官，从而在根本上保证这支军队的独立自主性。经反复研究考虑，周恩来把眼光投向了正“赋闲”在上海家中的叶挺身上。

对于这位早在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北伐名将，周恩来有相当的了解。虽然漫长的流亡生活使他被迫与党脱离了关系，但他那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却始终不曾泯灭。当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后，叶挺迅即携夫人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寻找组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叶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始终没有接上。直到1936年的春天，叶挺才在香港见到了潘汉年，并向潘汉年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团结御侮主张的极大赞同。因此，这次周恩来到上海后，知道叶挺在上海，便指示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及时安排他与叶挺会面。于是，两位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在分手十年后，在申城重又相逢。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示意他及时与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等人接触，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表示自己领导这支部队的意愿，以期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首肯。

周恩来与叶挺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挺很快找到了陈诚这位保定军校的校友，向他提出了自己希望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的意愿，并提议改编后军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统。叶挺的工作，很快取得了实效。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围绕国共双方多时的有关组建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新四军于1937年10月宣告成立。

4发挥政治舆论中心优势

上海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都市。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周恩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上海是政治舆论的中心，须特别看重，建议中央应加强上海的工作，并派人指导。1937年7、8月间，周恩来就上海舆论阵地的开辟问题，与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专门交换了意见。此时，周恩来已在酝酿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一份公开的党报。由于此事尚待国共双方进一步磋商，在中共中央党报一时难以公开出版的情况下，周恩来考虑先在上海出一张国共合作的报纸。当时，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根据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共中央有关指示，正着手把救国会改组为统一战线性质、在更大范围内团结上海人民共同抗日的救亡协会。鉴于这一情况，周恩来和潘汉年商量决定，以即将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出版一份日报，向上海人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全面抗战路线，为广大民众指引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

潘汉年向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及刚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郭沫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之后，经过与国民党方面多次协商，决定推举郭沫若出任救亡日报社社长。编委会由文化、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国民党人士组成。主要负责人和实际从事采访、编辑的则多数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8月24日，备受周恩来关注的《救亡日报》终于面世。在短短三个月中，《救亡日报》以它所拥有的强大的作者队伍，如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邹韬奋、胡愈之、振铎、茅盾、王任叔、阿英、范长江、田汉、夏衍、金仲华、史良等人，以团结抗战为宗旨，对时局与战局进行精辟的分析，把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人民群众，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5倡导、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之一。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的周恩来，对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深入透彻的认识。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各界上层人士聚集的中心城市，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与否，势必影响全市抗日救亡运动的进程。

因此，早在1937年5月，中共中央选派刘晓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党的恢复重建工作时，周恩来就指示刘晓要注意开展统战工作，以统战工作联系群众。1937年7月，周恩来又专门指示刘晓与潘汉年：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他再三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都要大力开展。1937年7月10日，周恩来由潘汉年安排，接见了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夏衍。经过一番简短的询问以后，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人做统一战线工作。”夏衍后来在《懒寻旧梦录》里写下这样一段：“我默默地听着，边听边想，但好容易才下决心，讲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学的是工科，这些年来，搞的是文艺和电影，搞统战工作实在没有经验。’他分明是看出了我面有难色，便鼓励我说：‘你不是在日本当过组织部长吗?你开始搞电影的时候不也是外行吗?干着干着也就懂了，会了。’我看了潘汉年一眼说：‘我不像他，我怕和上层的大人物打交道，’他耐心地给我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然后说：‘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当然，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只有公开合法，才能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我不能再讲别的话，下了决心回答：‘组织上决定了，我一定要尽力去做’。”

周恩来这次到上海，还有一个重要安排，就是专门去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9号）拜访宋庆龄。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通过书信、电报，有过频繁的联系，却一直无缘面谈。如今，见面的机会终于来了。1937年7月11日（或12日），在博古、林伯渠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莫利哀路，先期得到消息的宋庆龄早已在寓所等候。简短的问候后，周恩来首先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接着，就宋庆龄关心的有关当前时局及中共的政治主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向宋庆龄作了详细介绍。同时，他还把此次赴庐山将向蒋介石提交的、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宋庆龄，征求她对这一宣言的意见。宣言所提出的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基本政治主张，得到宋庆龄的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

周恩来与宋庆龄

七七事变前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从整顿、重建，到能开展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党组织不但基本未遭破坏，而且在与日伪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这和周恩来对上海白区工作的关怀和指导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