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交通线：连接上海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主动脉

纵横交错

密织支援运输主干道

抗战时期，上海是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相互角力的场所，也是情报信息最为集中、情报网络最为密集的城市。加之特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其必然成为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站。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与新四军配合，水路通过海上、内河、长江，陆路通过汽车、火车、步行挑运，先后开辟了中共江苏省委交通站、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交通站，新四军各师和上海联系的交通站等，还打通了上海到皖南、苏南、苏中、苏北、淮南和浙东等地的地下运输线，把人员、款项和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

中共江苏省委交通站旧址（摄于2021年）

扬州地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东南前哨，长江对岸就是日伪军重兵盘集的南京和镇江，是淮南根据地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瓜洲地下交通线，是抗战后3年半时间里使用次数最多的一条交通线，其优点如下：这是一条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最短的交通线路；当时江北的瓜洲，并不是日伪军盘据的重镇，商旅往返甚多，便于掩护；当时瓜洲镇上无日军，驻守的伪军头目是地方势力人物，他们一来慑于新四军的威名，再则为贪图瓜洲大码头南北商旅往来不绝、物资周转量大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对新四军人员和物资进出，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事实上瓜州渡口已经处于新四军的控制之下。

那时，从江南来的人员或物资，在位于江北的渡口登岸后，便在地下交通员的引领下，经过水道、陆路到达根据地，形成了4条主要的地下交通线路。在扬州地下交通线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4条黄线，如同4条长龙，从长江北岸伸出，向北盘旋延伸，在水网纵横的土地上，划出一条条弧线，伸向仪征月塘集或移居集。然后继续向西北延伸，出仪征县境，进入六合县的樊集、大井赵、东旺庙，再通往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驻地。

尽显神通

安全护送党的机关和干部

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安全掩护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到上海的党员干部，并负责护送他们回新四军，同时把上海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和上层民主人士、作家、教授以及基层的积极分子陆续撤到苏北根据地与苏南根据地。

仪征地下交通示意图(巫晨绘制)

1942年7月，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省委机关领导成员全部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江苏省委成为中共中央华中局的一个城市工作部，原省委书记刘晓任部长。

中共仪征县委领导的地下交通站，为战略大转移作出了突出贡献。当时，由上海护送干部去江北根据地的交通线，起先有两条：一条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改乘内河小轮船到九里埂下船，步行30公里进入根据地，再由竹镇交通站派人护送至目的地——顾家圩子；另一条，是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渡江后，乘津浦线火车到嘉山或管店或明光下车，再步行到根据地。后来，又在仪征十二圩地下交通线的基础上，开辟了经瓜洲进入根据地的线路。这条地下交通线，先由上海乘火车到镇江下车，渡江到瓜洲上岸，乘小船到乌搭沟或朴树湾，再步行到根据地的刘集、新集或龙河集，最后在月塘会合，进入根据地。

2022年6月，新四军月塘地下交通站旧址被授予“江苏省第二批100个红色地名”称号

鉴于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在赴淮南根据地的途中，曾在嘉山被日伪军扣留、最后平安脱险的事件，为保证安全，最后撤离的江苏省委刘晓、王尧山、赵先、张本等主要领导，经潘汉年亲自安排改道进入根据地。他们一行5人，从上海夜间坐火车，于次日清晨抵达镇江车站，巧妙利用敌伪特工站站长的关系，渡过长江，经瓜洲进入仪征境内。在中共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的接应下，最后一批江苏省委的领导人终于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地下交通线共成功护送各级领导干部200余人，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移。对这次转移工作，负责这一工作的王尧山认为“创造了地下交通的奇迹”。

河湖暗渡

人员物资情报输送主动脉

1942年秋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也从盐城转移至盱眙县黄花塘村。此后，仪（征）扬（州）地区便开始成为对苏南和上海联系的重要地下通道之一。

仪征月塘集地下交通站，是各条线路的交汇点。该交通站设在月塘集老街，租用老乡的住房，沿街门面是店铺，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生意人。1942年10月到1943年2月，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学联负责人吴学谦来到月塘集任地下交通站站长，负责政治交通工作。当时，有多条地下交通线通过长江北岸，人员往来或货物运输，均在这里交接，然后由交通员引领至淮南抗日根据地。交通站工作繁忙，不分昼夜。但在外人看来，却以为这家店铺的买卖做得很大，人来人往，生意兴隆。

此外，钟沛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被派到仪征东旺庙一带，从事政治交通工作。陈慎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市副市长）、刘衡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建设银行副行长）在新民集、龙河集等地，负责交通联络；潘汉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都曾到仪征，指导帮助开展地下交通工作。这些具有丰富对敌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精心打造地下交通站点，培训当地交通人员，建立规章制度，很快便使各项工作走上正轨。根据地需要的人员、物资、器材、情报等均通过交通线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输送过来，地下交通线成为了根据地和上海之间的主动脉。

199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左三）在月塘地下交通站旧址

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需要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相当部分是从上海动员去的。如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印钞、印刷工人、技师，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学校老师、部队文艺工作者、兵工厂的军工人才等，凡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需要，中共上海地方党组织都是千方百计动员输送，尽全力满足要求。为了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中共上海地方组织动员艺术家、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去根据地工作，其中有阿英、贺绿汀、戴平方、何士德、许幸之、胡考、洪藏、沈西蒙、叶玲、张锐、王啸平、石言等一大批骨干力量。上海对新四军的物资支援数目较大，物品涉及战斗、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根据地买不到的军用物资，如电信器材、无缝钢管、医疗药品器材、印刷器材等。

上图为1939年4月至1942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地旧址(今上海市永嘉路291弄66号)；下图为今景

在抗战胜利前夕，通过地下交通线的精心组织安排，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又重返上海，全力领导群众迎接抗战的最终胜利。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