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1930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

发生于1927年后的左翼文化运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为主要目的，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及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这场运动产生了多个革命文化理论宣传团体，其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是两大核心和支柱。“应该说，‘左联’之外，在文化、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没有‘社联’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在中国迅速普及的”。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夏衍的表述足以说明社联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现有研究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阐释及运用，是学界从事社联理论贡献研究的重点关注内容，但尚未见到关于社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交集关系的专门研究成果，学界对此还留有充足的阐释空间和研究张力。社联的理论宣传态度极为鲜明，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化主力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本文基于社联的文化理论传播工作，就这一历史个案对左翼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展开讨论。

01

领导新社会科学运动：推动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其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发展起来。早在五四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已陆续得到传播，但并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体系。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得益于先进知识分子对革命形势的客观反思，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了一场以介绍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心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场运动又一次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系统的传播。

在一部分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留学回国青年看来，面对1927年后国家和社会的萧败，思想理论家的主要任务是把握唯物辩证法这一“正确而有实践性”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且理论重心在于“认识使得这个社会发生这么样的矛盾的本质，究竟潜存着于什么地方”。因此，他们以创造社为基地，“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掀起了一个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运动热潮，力图从文化上探索破解中国革命困境的途径。按照创造社成员王独清的说法，“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给予一般民众许多教训，前进的知识分子便露出了一个对过去革命检讨的企图。不过要达到这层目的，却非先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建立不可。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文化运动”。半个世纪后，当事人冯乃超的思想观点更为成熟：“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从这层意义上讲，新社会科学运动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对中国革命作出深刻思考的文化产物。

新社会科学运动在中国兴起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和出版，出现了所谓的“新书业的黄金时代”。1929年，中共党员李一氓统计了马克思恩格斯传记、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论著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共40种书目。时人君素更在其文章中列出了当年翻译出版的160多种社会科学书目，其中包括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书籍。鲁迅评论指出：“看大概的情形……从去年（即1929年——引者注）以来……出版界的趋势，已经转向社会科学了。”据何兹全先生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敌对势力也不禁作出描绘：“‘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由此可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几乎成了当时社会科学的代名词，反映出新社会科学运动影响下的学术思想趋向。

在新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社联先驱贡献了重要力量。朱镜我、吴亮平、杜国庠、李一氓、杨贤江、柯柏年、熊得山、沈志远等学问较高的盟员先后翻译或编译了《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史的一元论》《马克思论文选译》《辩证法的逻辑》《唯物史观经济史》《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由上海江南、心弦、南强等书局出版，为进步社会科学家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带来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

邓初民与1940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

社联成立时明确提出，要“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联盟的大力推动下，新社会科学运动得以迅速推进，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作出了开拓性努力。其盟员积极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学术文化创作，相关理论著述在具体内容上由纯理论的叙述转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其历史唯物论运用于国内外现实社会问题的剖析，进而阐明相关理论，赋予了社会科学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人们的生活实际密切结合的优秀品质，由此推动新社会科学运动逐渐向高水平发展。以邓初民为例，作为中国学者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端，20世纪30年代他的两部著作——《政治学大纲》和《政治学》，为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前者是作者运用马克思的观点考察、介绍政治史和政治学的著作，后者是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内容的学术成果。再如，杨贤江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于教育史的研究，编著了《教育史ABC》，这是根据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发展史的开山之作。他的另一部著作——《新教育大纲》，也非简单转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教育思想，而是用其基本原理及相关理论分析中外教育实际，以此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此外，张如心撰写的《苏俄哲学潮流概论》《辩证法学说概论》《哲学概论》，柯柏年编写的《社会问题大纲》《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杜国庠、柯柏年等人合编的《经济学辞典》《新术语辞典》，以及以朱镜我、吴亮平为代表的联盟内的理论骨干和鲁迅、郭沫若等文化战士联合编撰的《社会科学讲座》，都是内容充实、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著作，覆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主要学科，在学科体系、学术概念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

作为文化界的一支统一战线队伍，社联自诞生之日起，就呼吁一切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来光大和发挥这个伟大的革命的理论，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在实际工作中，社联紧紧团结党内外的社会科学家，最大范围地凝聚了一批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研究范式的学者群体，联盟更成为当时吸纳流亡或漂浮到上海的中小知识青年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从而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群体，包括中共文化理论工作者和“信仰和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者”。他们以社联为组织依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围绕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出版了诸多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象研究的有机结合，初步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体系，为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02

参与思想论战：提供了坚持

中国社会性质科学论断的理论依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是否继续革命，中国的出路到底何在，成为摆在社会各界和各种政治势力面前的尖锐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此时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等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要回答此类问题，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此各派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把问题的解决转向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由此产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争论，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交锋，非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莫属。它不仅是学术论争，还是一场政治斗争，各阶级、各党派的知识分子从自身阶级派系的利益出发，站在各自的角度阐述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审视。中国共产党方面，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在党成立之后便已有之，党的二大文件首次使用“半殖民地”的表述方式，并认识到中国社会具有封建性。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这一科学论断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却遭到来自从“左”到右各方面的攻击，同时也得到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拥护和捍卫，因而论战实质上是围绕着六大决议而展开。

论战中，以社联盟员为主体的“新思潮派”着重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现状，围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阐述。王学文指出，中国经济“实在处于国内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二重势力压迫之下”，“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刘苏华指出，中国经济的具体形态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中国的社会“尚是个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钱亦石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当前横阻中国经济自由独立发展的两大障碍，只有将其扫平，中国经济才能脱离“窒息”的危险。就革命对象、性质等问题，朱镜我（谷荫）还表示，中国的革命对象，“很明显的，是在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彻底铲除封建残余势力”，革命性质，“毫无疑问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李一氓也强调，中国劳动问题是殖民地的劳动问题，其解决方案只有是“打倒帝国主义”，此亦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总方案。

1965年，何干之（前排左一）与学者在吴玉章家中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社联中后期盟员何干之，他在《中国经济读本》中通过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方法、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封建势力在城市和农村的状况等重大问题，论证了中国经济的“真相”是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尔后，他结合中国封建社会阶段发展的过程，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力证当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回答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他还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对论战的演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总结了“新思潮派”的观点，使其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社会现状的观点愈加明确。何干之的分析“全面系统地说明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传播”，其著述被看成是当时理论界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最高水平。

通过引证大量的历史和现实材料，社联盟员的论证不同程度地凸显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并逐步向“两半”概念靠近直至正式形成，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提供了更为严密的历史依据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出正确评价，强调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这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历史与现状做出学理性分析的成果，有助于广大革命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主张，扩大宣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同时，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中国现实国情的理论力量也在这场论战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论战各方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起了助推作用。

土地革命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关键期，可谓“道路十年”。左翼文化运动尽管发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域，但它与中国共产党在红色苏维埃区域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遥相呼应，因而“左翼十年”本质上也是寻求革命出路的十年。发生于该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从总体上确认了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为党奠定了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任务、性质，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左翼文化力量及其同路人为此作出了特殊贡献，其中社联盟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坚持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观点，并使这一观点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从而揭示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间接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认识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1938年3月，毛泽东在向抗大学员发表的一次演讲中，以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性为主题，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以及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做出明晰阐发。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讲话，可视为这场论战的收官之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党内优秀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密不可分。可以说，在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社联盟员在论战中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回答，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来源。特别是何干之的研究，有力阐释和呼应了毛泽东早年关于阶级结构、革命对象和依靠力量的思考，其“新的民主革命”的理论成就“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有益的探索作用”。此后，毛泽东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吸收了论战的许多重要观点并加以补充，推动论战的理论成果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为最终构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打下牢固基础。

03

掌握革命群众：

以大众化宣传推进理论武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群体性实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创刊撰文、讲课办学等路径，领导了由精英化理论向群众性意志转化的大众化过程，使科学理论说服群众、武装群众，进而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曾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及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方式来阐述理论，是“掌握群众”的必然要求。

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功范例。作为这场运动中传播、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文化方面军，社联一经成立，就将“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作为一项革命任务，确定其工作重点之一是以大众化的方式向一般群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前期工作中，联盟根据党中央关于“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以“适合于一般工农群众的兴趣”的指示，计划出版数种小丛书，其中工农小丛书决定在1930年内全部编就，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该计划未能完全实现。1933年，社联明确提出“工农教育工作”，强调“扩大马列主义的宣传，到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中去，争取广泛的工农劳苦大众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是联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为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理论水平，激发工农大众的革命积极性，联盟下的工农教育委员会发表通告指出，根据“把马列主义底社会科学的理论，深入到工农大众里去”的使命，拟编印若干工农读物，特向全体盟员征稿，要求文字通俗，“竭力避免术语的应用”，“多举实例来验证理论”。

不难发现，为掌握工农大众，社联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从实际开展情况看，此项工作的影响甚微，“工农教育的活动在整个组织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工农教育的成绩在全部工作上，却是最软弱的一部分”。不过，社联盟员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社会科学理论大众化的宣传浪潮，在面向青年群体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将大众化的理论宣传工作推上新台阶。这股潮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十分引人注目，得到了一系列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响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年是国共两党都加以争取的对象，也正是那时候，中共在青年群体中的号召力与日俱增，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虽无法公开表示对中共的支持，却仍然乐于接受左翼文化的熏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大部分倾向马克思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办了宣传‘三民主义’的书刊，却很少人予以理会，而只要带点‘赤色’的书刊，却大受欢迎”。知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认同与接受，奠定了理论大众化的群众基础。

《大众哲学》

社联中后期，盟员艾思奇、柳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进步文化人士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在“读书指导”专栏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通俗语言辅导青年自学，引导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体系，并就读者生活中的各种疑难问题做公开解答。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即是该专栏文章的结集。作为一部成熟的大众化哲学读物，《大众哲学》的推出，成功打开了哲学大众化的窗口，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社会科学“面向大众”的实际活动由此大力展开。不久后，由艾思奇、柳湜担任编辑的《读书生活》半月刊继承了读书指导部的优良传统，与知识青年联系较为密切，也属同样性质。

基于读者意识，社联时期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准确把握了广大读者的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将艰涩的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使其转化为激励民众振作起来，投身于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的思想信仰和物质力量，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认识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这即是以大众化宣传推进理论武装的深刻写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国统区的学生和进步青年正是因为阅读了《大众哲学》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觉投身革命洪流，奔赴延安。

同时，作者在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大众化的探讨以及对唯物论辩证法的大众化阐发，给当时战斗在左翼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带来深刻启发。在其影响和推动下，沈志远、陈唯实、胡绳等社联盟员积极参与哲学大众化运动，创作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通俗辩证法讲话》《新哲学的人生观》等大众化哲学社会科学读物，以通俗的语言、日常的事例、生动的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受广大青年读者欢迎。

显然，相较于工农教育工作，社联在以知识青年为对象的大众化实践中取得了更大成效，但两者都积累了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即通过大众化的理论传播推进革命群众的理论武装，从而掌握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群体的大众化工作，把社会上的进步知识分子吸引到革命文化运动方面来，团结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周围，逐渐融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

社联对大众化理论宣传的坚持，推动大众化浪潮在20世纪30年代愈发高涨。1935年10月公布的《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指明了中国大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迫切要求，明确提出“要进行社会科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工作”，更加突出了大众化的理论宣传方向。在“新纲领”的指导和推动下，大众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宣传运动进一步蓬勃开展，即使在1936年春社联解散后，这场运动“仍在‘社联’盟员和其他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坚持开展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上海沦陷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已在社联时期加入），开启了从自由知识分子到党内知识分子的新征程。经过整风运动，新到延安的文化界人士在个人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实现了由“旧我”到“新我”的自觉转变，成为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身份转换促使文化人在创作中旗帜鲜明地突出理论研究的问题导向，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与工农大众的生产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海时期面向工农大众宣传力度不足的缺陷，促进了延安时期革命群众的理论武装。

04

结语

大力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与思想理论界的谬论作坚决斗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一以贯之的主题。作为这场运动中传播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主力军，社联从学术体系构建、革命道路探索、革命群众掌握三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重要的阶段性探索，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历史的、科学的理论依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拓展了群众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留下了光辉业绩。如果说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地革命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力量，那么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以社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群体及其战友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辅助力量。两股力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