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火急”的通道转兵会议，究竟是在哪里召开的

通道转兵是湘江战役后事关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转折。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暂时脱离了险境，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但因作出此次转兵决议的通道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且未留下会议原始记录和文本材料，甚至其真实性最早也是经邓颖超向周恩来询问后才确证的，故在党史研究上起步较晚。

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史》记述模糊，仅有“12月12日，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寥寥数语，不仅没有指明“中央几位负责人”姓甚名谁，对于会议于通道境内何处召开也语焉不详，只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太过宽泛。

通道转兵纪念馆

2019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会议辞典》（以下简称《辞典》）刊载，中革军委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有博古、李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较《红军长征史》叙述略清晰，但细究起来，仍有不少疑点待解。

其中关于通道会议的会址和时间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明确。通道会议会址所处位置大致有县溪镇恭城书院、流源、芙蓉木林庵、牙屯堡镇外寨村及播阳5种看法，召开时间也有12月11日、12日和13日等多种观点。

通道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恭城书院简介”一栏中，标注有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于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的字段。那么是否可以认定恭城书院就是通道会议的确切会址呢？2002年，通道县史志办主任姚奉彪向石仲泉提到，恭城书院位于通道县的老县城，即今通道县县溪镇。

长征途中中央领导人所在的两个纵队（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李德等在一纵，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在二纵）都没有经过或进驻县溪镇，只有一兵团一部和九兵团路过此地，而当时中央重要领导并未与该部同行，故在县溪镇恭城书院召开会议的可能性不大。

恭城书院

至于为何将会址挂牌于县溪镇恭城书院，姚奉彪也给出了解释。1996年举办纪念活动时，会址尚未调查清楚，恭城书院是县境内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既有历史又有气势，因而将会址“选定”于此。这也间接否定了会议召开于恭城书院之说。

另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称通道会议是12月11日在城外某处农家厢房里召开的，这户农家其时正在举行婚礼，此点也得到邓颖超的确认，进一步排除了于恭城书院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故《辞典》中会议于通道县城召开的论点实难成立。

那流源是不是通道会议的召开地点呢？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通道县后并未集中驻扎，时任中革军委三局负责人的伍云甫在日记里记述，12月11日，队伍行至流源宿营。因伍云甫一直随中革军委行动，故该晚周恩来、朱德和博古、李德都应在流源。

依陆定一《长征大事记》记载，12月11日，军委二纵队抵达辰口。则毛泽东似在辰口，流源与辰口相隔三四十里路，不太可能前往流源与其他中央重要领导接触。而据彭绍辉日记所言，12月12日，“朱、周、博、洛、毛同志也随‘红星纵队’”在流源。

那么11日晚毛泽东应不在辰口，而是与“红星纵队”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在流源，这样11日晚就具备了开会的条件。中共湖南怀化地委党史办编辑的《红军长征在怀化》载有毛泽东警卫战士吴吉清的回忆，过了湘江之后的一天晚上，在“一个寨子，又不像庙的屋子里”，主席（毛）、总理（周）、总司令（朱）和总参谋长（刘伯承），还有其他不认识的几个人（特意说明没有外国人参加）一起开会，会上众人打着马灯看地图。

这一情节于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描述得更为详细，红军行进至湘西南通道县时，局势已经相当危急，值此紧要关头，“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在行军中一起商讨应对之策”，毛泽东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赴敌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

依然没有提及有外国人（李德）参加会议，这就与李德的相关回忆发生冲突。在李德的记忆中，到达黎平前，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讨论以后作战方案的“飞行会议”，在会上他提议待平行追击之敌越过红军后，再转向北方寻找合军机会，遭到毛泽东拒绝。

通道转兵纪念馆里保存着生死攸关的“万万火急”电令影印件

由上种种，毛、周、朱等在流源确有过关于行军去向的讨论，但范围较小，实则更像是一次碰头会。不过这次碰头会也解决了一些实质性问题，至少争取到了军事将领对于转兵的支持。11日晚18时半，朱德即以个人名义电令聂荣臻和林彪，“一军团应另派……侦察部队，并带电台前出……侦察入黔道路”，表明朱德等已着手安排红军入黔事宜。

然就此确定本次碰头会即作出转兵决议的通道会议，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毕竟相关记载中不见李德和博古的踪影，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军最高指挥官”缺席政治局会议不合常理，况且如果没有博古的同意，转兵决议也难以变成现实，故通道会议召开于流源之论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综合来看，芙蓉实为最可能召开通道会议之地。11日晚19时至21时，朱德电令聂、林侦察入黔途径后不久，国民党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发出“追剿”令，作出堵截、“进剿”和“觅匪截剿”的军事部署，遣重兵围堵中央红军。该电于12日凌晨被军委二局截获并破译，证实了流源碰头会的正确性。

12日早6时，朱德再次通电聂、林，告知“湘敌向我追来”，命令一军团经崖鹰坡、新厂、马路口，三军团由团头、播阳入黔，下达了转兵贵州的动员令。

红军过通道示意图

12日，中革军委一、二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等相继抵达芙蓉附近，其中军委一纵队大部12日早6时才启程，至芙蓉宿营时已是下午。芙蓉是由3个村18个寨组成的大寨，可供红军宿营，离村寨不远有一座独立的木林庵堂，能容纳众人集会，于此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具有现实条件，这也符合李德关于会场是一处“独立房子”的记忆。

中央政治局进抵芙蓉后紧急召开了作出转兵决议的通道会议，即李德所说的“飞行会议”。李德提议遭到否决与该日凌晨截获的刘建绪的电报当有关联，至少博古看过电报后，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行军方案，认为只有从贵州出发一直向北，才可真正遇到较小的抵抗，并引发李德不满。

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日后才会与截获电报的曾希圣说：“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由此，通道会议的召开最早应在截获电报的12日或之后。

万万火急电令复制品

12日晚19时半，中革军委下达给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的命令，作出继续西进的部署，一军团相机进占黎平，三军团主力进至牙屯堡等地，军委一、二纵队前进到播阳以北区域。红军进入通道县境后所发数十封电报中，署名中革军委者寥寥，其中即包括12日晚发出的这封。

而12日早与11日晚发出的电报均列名“朱”而未署军委，可推断该电为军委集体讨论决定，其内容在中央作出转兵决议后确定，是故通道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介于12日早6时至晚19时半之间，那位置当处芙蓉。

同时，从电报内容看，红军进驻牙屯堡和播阳不应早于13日，则通道会议召开于牙屯堡镇或播阳的观点显然无法成立，原因在于军委的命令不可能早于中央的会议作出，实不合逻辑。因而，通道会议于12月12日早6时至晚19时半之间在芙蓉召开是比较贴合实际的。